村子很小，只有不到三十多户人家，加之交通不便，可以说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村民大都姓李，只有一户杨姓人家，但大家都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一条小河曲曲弯弯地打村西头趟过，不算清澈，却明净而舒缓。河的东面有小树林，树林东面路口有村子的标志性建筑“忠字台”。每到盛夏时节，小树林里便开满了各色各样不知名的花儿，引来蜂飞蝶舞，嘤嘤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村里的房屋都是土坯房，住的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的。无数条街巷将一家一户串联起来。小巷虽小，却是村庄母体的重要组成体。它们似一根根血管，传输着村人于每个角落。村子南面是生产队的饲养社，也是生产队的库房和牲畜棚栏所在地。村子中间是一个不大的涝池，只有二亩多点，但却是全村人饮用水源。涝池坡上也成了村民们常常开会聚集的地方。如今虽已走出那里近三十年了，但是村庄里的那些久远的人和事，景与物始终萦绕在心头，拂之不散，挥之不去。多少次，在现实生活中，在飘渺的梦境中，回溯，眷恋，深情，感喟……
乡村小学
儿时的许多记忆是模糊不清的，就像浓雾天的树影一样朦胧，但不经意间却又在某个地方留下深深的印记。
村子里似乎没有什么风景，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队长李召贵的喊声了，他急急地吃罢早饭，便吹着哨子，扯开了嗓门喊：“上地啦，上地啦！”他的嗓门异常粗旷，而且喜欢把尾音拖得很长很长，就像春天里小蝌蚪的尾巴一样。听到喊声，男人们扛着农具三三俩俩地出门、聚集、碰头，领了任务再分散着走向田间。而女人们就三下五除二地拾掇好孩子的行头，急急地紧随其后。
村子安静了下来，只有朗朗的童稚的读书声从村小学里传出来，和着鸟鸣仿佛是一支动听交响曲。和其他村子不一样，由于人口少，地方小，我们的小村校只有一、二年级两个班的十三名学生。升入三年级后，便到大队所在地的滕庄小学读书。村校的教室是用生产队的库房改成的。建于五十年代的土坯房，已显破旧，屋顶铺着油毡的缝隙里长出了小草。人字梁上经年的灰尘形成了无数条灰带，悬浮着，空隙间有阳光穿透过来，显得有些苍桑。黑板是木板拼接的，刷着黑漆。课桌是土坯和石块砌成的，桌面是已经磨得光光的石板。凳子是黄泥所砌，上面担着厚厚的木板。人坐上去“吱吱扭扭”地作响。教室的地是土地，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课桌是按房屋的走向靠着墙壁通长排成两行，每行为一个年级。靠窗户一排是一年级，靠墙一排是二年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复式班”。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这个年级布置作业，然后给另一个年级讲课。第二节课，则变换一下，给另一个年级留作业，给这个年级讲课。那个时候的家境都不是很好，学习用具也是因陋就简。现成的本子虽然只卖几分钱，但依然感觉很贵，便经常买了大张的白纸，回来后自己切割装订成本。没有新本子，有时就将作业本正面写完了反面再写，写完的地方擦了再写。尽管如此，有几个家境特困的同学还常常没有作业本。老师为了让我们节省作业本，有时也会让不让课的一个年级到外面的院子里写字。大家都用废电池的碳棒做为书写工具，在院子里一人一方，画着整齐的方格，写着整齐的字。当然，院子里还有一些老人，也包括我的爷爷，他们年龄大了，不能上地干活，生产队便安排他们用芨芨草编织绳子、席子和粮食囤子等农用物什。他们大都不识字，但看到有自家的孩子在院子里写字，也会走过来瞅瞅，当然也不忘了夸上几句。我们写完后，便等着老师上完课后来检查，当听到老师的表扬后，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启蒙老师是我的一位本家堂兄，名叫李潮贵。大约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二个儿子就分别在村校的一、二年级读书。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给我们讲一、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时，讲的非常认真和扎实。在教我们学习好课程内容的同时，他也教一些简单的唐诗。他的粉笔板书极为规范，每一笔都倾注全力来写。对于每一个生字，他总是按照笔顺一笔一划的教我们写，再一个一个的教我们念，使我们记忆非常深刻。对于写不好字和背不出课文、诗句的同学，他总是会用一个板子，也就是戒尺来抽打手心，包括他的儿子，毫不手软。当然挨过几次打之后，大家都会熟练的背出课文，写出生字。他在领我们读课文和生字时，常常用他那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唱读方式，领着我们读。随着他清亮的领唱节奏，我们那粉嫩、纯静、爽朗声音听来仿佛在哼着一首古老的眠曲。只可惜，我们在四年级后，他就病死了，是癌症。他死时才刚过四十多岁，留下了孤儿寡母一家五口人，生计艰难可想而知。
教室后面是涝池沟，这条沟是村里专门为涝池注水修的沟渠，沟里有几棵我爷爷种的白杨树，沟北面就是我家的地，再往北就是我家的房子。那几个棵树上，常会有喜鹊和鸽子在上面叫着：“喳—喳喳、喳—”，抑或“咕—咕咕、咕”，如今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每到四月份，杨树的叶子也都长出来了，空气里有了树叶的味道，大人们在地里干活了，田野里到处都散发着泥土的芬香。鸟儿一个劲的鼓噪声和着芳香流溢，给饲养室的周遭的带来了盎然的生机与活力。课间时分，我们便在院里玩纸飞机、跳橡皮筋、丢沙包、踢毽子。也有一些学生便跑到斜坡上追逐、嬉戏、打滚。有时，我们也去马厩里玩，站在马槽上，掏鸟窝里的小鸟。那些鸟窝里每每会有黄嘴小鸟叽叽喳喳的叫，从窝里伸出毛茸茸的头，很饥饿的样子。鸟窝旁边的树枝和屋顶上，常会有衔着鸟食的鸟妈妈和鸟爸爸着急的飞来飞去。有时，我们也会拧下树枝，做成树笛，吹出响亮的声音。每当放学后，我们走在田间小埂上，一人嘴里有一支树笛，春野上空响着我们憋着腮帮子使劲吹出的树笛声，小伙伴们的脸一个个都憋的通红，像唱戏的关公一样。
到了麦收时节，老师也会组织我们去地里捡拾麦穗。一出教室门，我们就撒开脚丫跑，沿着长满彬草的田埂，奔向阡陌纵横的田野里。收获后的田野，祼露的土壤在阳光下尽情的涵养，年少的我们，挎着提蓝，捡拾那遗落在地上的金黄穗儿。田垄间，一些发青的豌豆、冒出地面的萝卜、还有地埂间的葵花，引诱着我们的食欲和口水。我们会悄悄的跑出地去，摘上些豆荚，或者拔出一些萝卜。然后再偷偷溜回地里。但不管怎样小心谨慎，那铁证昭昭的叛逆行迹总是会被老师发现。老师便会把我们立在田埂间，大声训斥我们。但我们那贪玩的天性并未减弱，偷生产队里拉来的西瓜，偷人家地里的土豆换水果，我们还会爬在田埂间，寻找一种叫厥玛的植物。它们有绿条纹的叶片摇曳在微风里，我们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出它的根部，皮是黑色的，肉却饱满白嫩，咬起来又甜又脆。当然，一同挖出的还有一种叫剌剌的植物，成为了那时候我们最好的零食。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辍学或者留级了，只有我和另外三名同学到滕庄小学读书。自此，我永远离开了我受过启蒙教育的乡村小学校。再后来，由于教室破旧的严重，村子里又在另外的地方建了新的校址，以前的旧房子成了危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乡实行包产到户，牛马土地归了各家各户。生产队解散，饲养社的那些房子也全部拆除了，将那些木头分配到户。我的乡村小学，在乡土气息浓重的泥土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而最终却在人世的繁华中消失了……
但乡村小学，却成为了我永存的记忆！
忠字台
“忠字台”是五十年代修筑的，位于村北头行人必经的十字路口西南侧，傍边有一个小树林。自我记事起，它就存在着。那个时代，忠字台建筑可谓盛极一时，但像我们村子里这样大的建筑在方园几十里地并不多见。
“忠字台”是一个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的建筑，由基座和主座组成。它的基座由黄土夯成，面积20余平方米，呈正方型；月台上边的主座由土坯垒砌而成，高约八米，宽约五米，长约六米。那是它就是我们村的标志性建筑，当走亲戚和外出归来时，远远的就会看到“忠字台”，心中便氤氲起一种温暖，脚下便升腾出一种力量。有时，过路的外乡人也会坐在台子上，先歇会儿，抽上一口旱烟，养足劲再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波澜壮阔而又荒唐的岁月里，“忠字台”见证了多少人和事，情和景，我不太清楚。只是从长辈们的口述里，将他们的痛苦经历带进了我的记忆。母亲常说她们们每天上地前都要去“忠字台”下面请示，晚上收工时，也要去汇报一天的劳动情况。对于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忠字台”对于他们完全是另一种宿命的象征，因为他们属于要打倒的“牛鬼蛇神”，所以经常在“忠字台”前戴高帽子，挨批斗。有一个青年看到“忠字台”上有一只鸟儿，便用弹弓打那只鸟，结果恰好打在了毛主席像的眼睛上。此事被贫协知道后，说他是反革命，被捆起来斗了好长时间。自此后他每餐饭前都要捧着饭碗对着毛主席画像低头请罪。
有一年秋天，村里发生了一件令大家都深感意外的事。库房里的一袋种籽失窃了，一时家家户户人人自危，生怕被人怀疑是自己干的。一连几天大队都派人前来调查。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保管，因此首先被确定为的怀疑对象。有一天深夜，几个民兵在贫协主席李发智的带领下，背着枪，拿着一个雪亮的电筒，来到我家，翻箱倒柜的搜查。最后虽然是一无所获，但还是把父亲带到了大队交代问题。父亲一夜末归，奶奶和母亲也是一夜末睡。第二日父亲虽然回来了，但他的保管职务也不让干了。为此，他便去县上的造纸厂当工人。造纸厂下马后，他又去乡供销社当营业员，从此吃上了公家饭。现在对于过去的那种像翻烧饼般的整人岁月，母亲每每提起时，心里总是充满了余悸和不安。
影响中有趣的童年往事，都与“忠字台”有关。晴天的日子，我们喜欢躺在台子上面的青草上，上下翻滚，从台子的上面翻滚到下面，又从下面爬到上面，乐此不彼。“忠字台”的主座上有许多鸟窝，于是我们便踩在同伴的肩上，去掏唧唧喳喳麻雀的窝，几个鸟蛋，喜的我们几个眉眼笑。“忠字台”上面的草丛中常有各种昆虫，我们常常爬在台子上看忙碌的蚂蚁，扭动的蚯蚓，爬行的甲虫，还有美丽的蝴蝶。
“忠字台”背面小树林里，有茂盛的青草，每当放学和星期天，我们就把牲畜拴在树上，驴儿马儿牛儿悠闲的吃草，我们就坐在台子上面玩耍。我们时还常的模仿电影里的故事，玩打仗的游戏。将东头西头的孩子分为好人和坏人，树枝木棍被用做枪，伴着嘴里“哒哒哒”的扫射声，木棍对准谁，谁就应声倒下。有时也会用土块和石头做武器，有人挂彩后，战斗立即结束。有时也会一直打到天黑，个个灰头土脸，一身尘土。当然回到家后，伤者的母亲会找上肇事者的门上，引发大人之间的纠葛和冲突。由于我母亲的辈份大，又是妇女队长，因而常会被请去为双方做调解。当然，马蜂窝也是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尽管有时被叮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线，脸肿的好奇怪，也不放弃铲除这一大害，每一次胜利都会高兴的欢呼雀跃。那时的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打发着除睡觉以外的时光，永远不知道忧愁，不知道疲倦。
闷热的秋八月，到了收割的时候了，大人们便纷纷来到地里，挥汗如雨的收割庄稼。我和弟弟放学后就来到“忠字台”后面的地里放牲口，有时母亲会让我们去家里提开水，拿馍馍。取回来后，我们就坐在台子上等他们。秋日的田园里，放眼望去，麦子黄澄澄的，远远的不见近头。三三两两的乡亲们便散布其间，忙着秋收。母亲戴着一顶草帽，手持镰刀，穿行在麦田里，天气很热，她不时的抬起胳膊蹭脸上的汗水。奶奶割的很慢，有时她会坐在麦捆上休息，并大口的喘气。叔叔和婶婶则挥动镰刀，从田间传来沙沙的响声。火光光的地没有一丝风，只有一捆捆割倒的麦田，码在了地上。到了吃饭时间，附近地里的干活的人都会来到台子的阴凉处休息，喝茶吃馍，就如坐在自家的坑上一样。此时的“忠字台”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白话台”，人们谈天论地，笑语暄天，全然忘记了秋收的疲劳，忘记了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愉快和不愉快的一切。
时过境迁，如今的“忠字台”已经成为了一堆废墟，淹没在了岁月的风雨中。它的主座已经坍塌、倾圮，作为时光流逝的物证，留下的只是一些残垣断壁，基座已经成了一堆土丘，上面长满了野燕麦和彬草，而曾经红火热闹的十字路口也早已被村民们遗弃了，住宅规划后，村庄整体南迁，这里便不再有行人出现，它的东面现在就是一座坟场，夜深人静后，到处闪动着令人恐怖的点点鬼火。只有那个小树林还在，碗口大的树木枝繁叶茂，上面有鸟儿吱吱喳喳的叫个不停，似乎在呼唤着曾经如歌的岁月……
涝 池
一个占地约有二亩大土坑，一年四季里蓄着水，这就是涝池。
涝池位于村子的中央，呈椭圆形不太深，中间最深处也只有两米多。人们用黄胶泥拌了盐块和均了抹在池底，防止涝池渗漏。涝池周围用黄土夯起了高出地面的堤坝，防止脏水的流入涝池。涝池曾养育过们我的先靠们，也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生命。
每年春天，祁连山上的冰雪融化，形成激流从河里流过来，涝池的水口就留在东南拐儿上。全村的人都涌到涝池边看河水注入涝池。细流或者激流，汩汩着或者汹涌着流进涝池，先冲起一些波澜，然后就静静地卧在那里了。刚流入的河水，混浊，不能用。等过上几天就清澈如碧明亮如镜了。春天灌一次，吃到秋。秋天灌一次，吃到次年春。那一池水仿佛就是村里人的希望、村里人的生命。
春夏秋三季，涝池里的水总是显得满当当的，很少有枯竭的时候。正因为如此，小时候每当我们将要出门玩耍时，大人们总是再三叮咛：“别往涝池边去，小心掉进去。”每到春夏之交，人们便趁着农闲时节，在涝池旁边拉土，和泥，脱土块。不管盖不盖房，泥不泥院墙，都脱，晒干，码好了备用。于是在涝池的周围就布满了土块墙，村里人俗称“土块码子”，一堵一堵的土块墙横在那里，像现在的砖场一样。
涝池的南边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是我家，右边有一片小树林。树的上面，麻雀叽叽喳喳，下面，有一个过去的战备地道，塌陷了，那些挖出来的石子形成了一个高坡。夏季里的晌午和晚上吃罢饭，人们常在那里闲坐。女人们纳鞋，老人和男人们喧谎，捻麻绳，不时轻唉一声，将跑开去的毛头小儿唤到膝前。我也常去那儿，混在大人中间玩。有时，也会用爷爷给我做的弹弓打树上的麻雀，或跟着姐姐到涝池坡上冼菜冼衣服。与姐姐一样大的女孩和小媳妇们也在涝池边上干着同样的活，嘻嘻哈哈的说笑着。她们上身俯了下去，屁股朝天撅着，给衣服上蹭了皂角，压在洗衣板上狠劲地搓揉。给我们则在前面修各种各样的坝，将她们冼完衣服的水聚集起来，然后猛地一下提起用瓦片做的水闸，看水急速的流下去，将下面的坝给冲毁，便高兴的哈哈大笑。
更多的时候，我会和小伙伴们成群搭伙地到涝池里面去玩，太阳将水晒得温热，水面之下，飘荡丛丛水草，使得水色绿的更透，宛如翡翠。黑油油的蝌蚪摇摆着小尾巴，蜜蜂成群结队的“嗡嗡”的叫着，我们把蜜蜂逮住，让它的毒针蛰在小青蛙上，看着小青蛙中毒后，身体肿胀的很大，然后将它放入水上中，不一会就看到小青蛙白肚上翻，静静的死在了水中。当然有时，也不小心让蜜蜂蛰到自已的手指，痛的边揉搓指头边“嗷嗷”大叫。
每天早晨和傍晚，人们都牵着牲口前来饮水。于是，涝池边上便总也少不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牲口蹄印和粪便。水面下，水虱子挤挤攘攘，癞蛤蟆的子孙蝌蚪们游来荡去，摇头摆尾，黑压压，如千百万游兵来犯。各家都用铁丝箍个圆圈，绷上双层纱布，做个孔眼儿细的笊篱子，放在水桶上，一勺一勺地过滤。舀满一桶水，能滤下半笊篱水虱子和蝌蚪。晚上，月亮一出，涝坝就变成了癞蛤蟆的水上音乐厅，哈蟆一只只爬到涝池边上，张大嘴吧，咯哇咯哇，叫个不停，间或传来几声犬吠，给寂静的村子平添了几份生机。我的奶奶擀好面，冼好菜后就坐在街门的石头上，在蛙鸣声里，奶奶边等上地的人边给我和弟妹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红宝瓶的故事，一遍一遍地讲，一直讲到母亲、叔叔和婶婶下地回来。
村民见面最多的时候就是去涝池挑水的时候，挑水的路上见面打个招呼，谝个闲谎。如果挑水的人多了，大家就站着或蹲着，忙里偷闲的说上一会儿话。也有住在附近的人会手里端着饭碗或拿着馍蹲在涝池边上吃着，不时会插上几句话，表白着自已的态度。因此，涝池边上就成了村里的信息发布中心，种庄稼的事，谁和谁吵架的事，还有谁家的媳妇偷人的事，件件种种，在村里人的口中相互的传递着，说笑着……乡村里的许多事情都与涝池有关，涝池就是乡村的灵魂。
冬天，涝池结了冰，要取水先要砸开冰层，水干了，干脆就把大块的冰拉回家，码在南墙边慢慢化水用。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玩的要数“溜滑滑”。我们将涝池里的斜坡弄得滑滑的，然后上去，坐在坡顶往下溜。再上去，再溜。有时用的是铁铣头，有时就做一个冰车子，或一个人蹲着前面一个人拉着溜，或屁股下坐铁铣头和石头，后面一个人推着溜，大家都够开心的。摔倒了，咧一咧嘴，又去滑，也有不小心摔破手的，在那里疼的哇哇大哭。
当然涝池也有发威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刚下过雨不几天，涝池的水满满当当的。吃过午饭的人们都在家里休息，只有我和爷爷拉着小羊羔往涝池坡上走去，他想把小羊羔栓在那里吃草。猛一抬头，看到了邻家的平娃（也是我的堂弟），漂浮在了涝池里。他试了几次想涝出来，但没有成功，便着急的和我在涝池坡上大喊。待平娃的母亲和其他几个人将平娃从水中涝出来时，平娃的肚子已快被水撑破，人早已没了生息。在他的手里，竟然还攥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原来他是想像大人一样的学挑水，结果在用玻璃瓶装水时，脚下一滑，从此五岁的平娃就将自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涝池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那漂浮的姿势以及迷离的眼神在我的记忆里，仍然挥之不去，对生命的感伤并没有因时间的久远而淡忘。
盛夏农闲时节，也是涝池里水最脏最少的时节，乡亲们便抓紧时间掏涝池，将几年里淤积的淤泥和腐烂在底层的树叶铲上来运到地里作肥料，再给涝池底子上补上一层胶泥。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到拉黄胶泥的车子放在坡上面。于是我就想体会一下拉车的滋味，谁知刚一抬起车子，就因为惯性的力量将我推到，连车带人滚到了坡底下，同时车子重重的压在了我的身上。待我醒来时，看到周围有一大群人，母亲抱着我使劲喊：“强娃子、强娃子。”此后多年，每当母亲提起这件事，都会一个劲的埋怨我。当然那是她最担心我的一次，也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到县城里上学。但常听到村子里有中年人死去，而且得的是同样的不治之症——癌症。于是村里人便想到了是饮用水的问题。后来村子里集资在东南面的土坑里打井，但没有成功。再后来，县里统一进行农村供水建设，便又在村子的西南方向打井，并修了一座水塔，建成了方园近四公里的农村饮水服务网络，村里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只要一打开水龙头，干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就哗哗的淌出来了，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用多少就用多少
有了机井，人们不靠涝池用水了，涝池就被冷落，可是那个遗址尚在。到了近几年，进行农村小康建设，涝池添平了，修上了房子，涝池便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留给人们的只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和记忆。
打麦场
场院在村子的西南面，是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大场地，平整而干净，四周用土夯的围墙圈起来，防止牲畜进入。场院的门在东面，门口有两间土坯房，大家都叫“场房子”。一间供看场人居住，一间放着生产队里的木锨、木叉、木耙等打场工具和杂物。
麦子黄梢儿的时候，生产队开始拾掇场院。宽阔平坦的土地上，被犁铧犁开一道道口子，撒上麦秸，泼上清水，然后用石磙子碾压，经过碾压的场院就变得坚硬而光滑。打场时，麦粒、豆粒、油菜籽就不会陷进土里去。
深秋的场院里堆集着各种农作物。一年的收、欠、队里粮食分红高低、口粮多少，在这时就能估计得差不多了。每年的秋冬时节这里最为热闹，因为这时队里不分男女、强弱，能上工的社员都集中在这里劳动，尽管每个工日只值八分钱。
男人们用木制的大车将小麦、豆子、油菜籽一车车从地里运到场院，堆起十几个高四五米、长几十米的庄稼垛。有麦秸垛、豆垛、油菜垛、青稞垛，当然在墙角处还有巨大的草垛，整整齐齐，金黄金黄。老人和女人们则分成几个组打扫场院落，晒麦子、翻场、卸垛。当然劳动的人们不像忙秋收那样紧张，显得散漫，有说有笑。有人吹牛、有人讲稀奇古怪的怪事和荤黄的笑话，常惹的女人们哈哈大笑。那时的生活虽苦，农活虽重，但又是那样的充实，那样的温馨而和谐。
在这个时节，每到星期天和放假时，我们便来到这里玩。小伙伴们在麦垛之间的空隙钻来钻去，掏洞，作窝，或者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爬到高高的麦垛上。有时也会玩捉迷藏的游戏，你找我藏，我藏你找，吵吵嚷嚷地非常热闹。沉浸时间久了，呼唤回家的声音开始在场院里此起彼伏，玩耍的人不光装作没听见，还相互偷偷地笑，仍旧悄悄的藏匿在庄稼垛中，不出来，直到大人们走过来，低头找见，拉着手，或者屁股上挨上几脚，才极不情愿的回家。
庄稼垛在场上放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打碾了。生产队里的十几匹马像学生排队一样，每匹马拉着一只很大的石磙子围着场院不停地碾压，中间有一个人用一只手拉着领头的马缰绳，另一只手中高高的举着鞭子，马拉着磙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崭新的麦秸被石滚子轧成了纸条一样的薄片，干净、光滑、明亮，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冲上去打滚、翻跟头，做各种动作，大人们看着呵呵的笑，也会有人过来抱住其中的一个孩子，头朝下快速转上几转，然后猛的放下来，被转的孩子晕头转向，站立不稳，像喝多了酒一样。经过半天的碾压后，大人们就起草，起完草后，就拿着木叉和木锨翻场、起场，一人高的麦堆堆了好多个。如果赶上有风，男人们接着扬场，铲起一木锨麦子抛到半空，轻风吹拂着高高扬起的麦糠飘向一边，麦粒垂直落下来，妇女们戴着围着围巾用大扫帚捋走其中的麦秸和“麦余子”。反复扬几次，就得到了小沙丘般干净饱满的麦粒，黄澄澄的泛着诱人的光亮。要是打豌豆，人们会随手抓一把，装在口袋里，一边吃一边丢。这些小小的豌豆，有着独特的香味和甜味。打下来的粮食，除了留足种籽的公粮外，就要按工分给每家每户做口粮，工分多的人家就能分到几袋子粮食，工分少的人家只能分半袋或更少的粮食。
冬季，忙碌了一年的场院变得空闲了。看草垛的爷爷坐在竹椅上，低头着，靠着墙，在太阳下打瞌睡。他手里抓着的烟斗，还在燃着。小伙伴们在这里推铁环玩，车尾上拴一根长长的木棍学骑自行车……几只小狗也跟我们的屁股后面，一路奔跑。而那些附近人家的鸡仔，也领着它们的鸡雏，在草垛下悠闲刨食、嬉戏，个别的鸡雏也会争执，像小孩一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牛马、石碾子和农具都分到了各户，场院就闲起来了。后来，实行包产到户，场院的那块地分给了本家一个叔叔，他改造成了田地，种满了庄稼，庄稼都很旺实。再后来，实行新农村建设，村子整体向南移动，场院就成了宅基地，修上了一排排的小康房，那个曾经热闹红火的场院彻底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流水一样的光阴里，曾经消失的一切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胶片上，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那些物，全部像沉沙一样一层层地沉淀在我情感的容器里。只要稍一搅动，在心中便有一种断裂的痛。而今无论时世如何变换，我都禁不住想起乡村在童年生活中留给我的记忆，因为那是我生命的轨迹，轻灵、自由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