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灰色年代》第十二章、乡愁/作者: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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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这首思乡之作,被称为思乡第一诗,感动了多少海外游子的心。

我三舅和外婆民国末年离开上海,先去台湾后移居美国,半个甲子后才通过美国与大陆取得信件联系。

我们长辈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传统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我母亲的早逝,取得联系后不久我姨妈的过世,手足不能相聚给在国外的亲人很大的打击,更坚定了他们回国与亲人团聚的决心。终于在离别大陆四十年后踏上故乡的土地与兄弟姐妹们的下一代相聚,以了手足之情,相思之苦。

两岸解禁后,我三舅和三舅母经常来大陆探亲旅游,主要是上海、泰州、四川。泰州是我娘舅的故乡,四川是我舅母的故乡,这里有他们的亲人,也有他们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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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舅常跟我谈起余光中的《乡愁》诗。下面我把余光中的《乡愁》诗和解读供献给大家,以了解身居台湾亲人分离的感受,加深对我三舅和外婆的理解。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全诗共四节。一方面,诗人以时间的变化组诗: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四个人生阶段。另一方面,诗人以空间上的阻隔作为这四个阶段共同的特征:小时候的母子分离——长大后的夫妻分离——后来的母子死别——现在的游子与大陆的分离。诗人为这人生的四个阶段各自找到一个表达乡愁的对应物:小时候的邮票——长大后的船票——后来的坟墓——现在的海峡。由此,看到这首诗以时空的隔离与变化来层层推进诗情的抒发,构思极为巧妙。

我母亲在这头,我外婆在那头。我母亲的坟墓在东海边,我外婆的墓碑在大西洋彼岸。这种亲身的体验,是我对余光中《乡愁》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能理解我三舅常回泰州寻亲访友的原因。

我舅母过世后,为了了却我舅母对家乡的思念,我三舅拿出100万元人民币捐给舅母家乡的小学,充分体现了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

诚然,思乡、怀乡、报效故乡之情古已有之。乡愁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它所表达的或者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或者是对于海外游子漂泊动荡生活的感受。真如崔颢在《登黄鹤楼》里所写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生动地表达出了游子悠悠不尽的思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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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陪我三舅回泰州,他不顾旅途坐车六、七个小时的疲劳,直奔亲属家里。离别近半个世纪的家乡,还是能熟门熟路的找到;这就是乡愁的力量,一种内心郁积很久的思念之情的暴发,对于当时年近七旬的老人,是无法用常理能说清楚的。老人拉着亲友的手,如数家珍一样,谈起了他儿时的家址:老宅现在就是派出所占用的地方,原来是三进深的平房宅院;他二叔家的当铺,是前铺后宅好像是二进深的院子,过了桥就是他上的太浦小学。我听了好像似云里雾里,无厘头,不过对老人的记忆还是很佩服的。

真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九十年代初泰州还没有像上海一样大拆大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三舅还能凭着儿时的记忆找到老宅、老街、老邻居。我在文革后期陪我母亲回过泰州,那时我姨妈还在,祖宅大部份都已交公,只留下二间作为私用。房屋老旧几十年没有维修,墙壁内粉刷已剥落露出了墙砖;好在老宅的纯木架构设计合理,木质特好不腐烂,门、窗都是用木头做榫头,用木头做榫卯不用一根洋钉和铁器,所以几十年不锈不烂还好使用。

一套明式家具,木质特好,不上油漆质硬光亮,包浆实足。尤其是一只大床,睡四个大人也不感拥挤。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介于明式加子床与清朝拨步床之间,也有称南京床的。现在想想就是破落的乡绅之家。

我妈人缘特好,老家表亲请吃饭的按排不过来,在我的记忆中最好吃的是河蚌肉烧五花肉和香气外溢的洋河大曲。几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感觉这是我妈最开心的日子。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乡愁,现在想想我妈开心是否也是一种回归故乡喜悦的感觉。或许是回忆起儿时幸福的往事;或许是一种长期受到压抑的情感,在亲人面前得以舒展,有感而发的开心;时而会喜极而悲泪流满面。

我姨妈在家里是老大我妈最小,中间有三个舅舅。大舅:去了延安读了抗大参加了民主联盟,后在北京教书,文革早期逃到我家避难,文革后随儿子去了美国。

二舅:黄埔五期生,民国时做过泰州市军民合作站站长,后又到东北某市任警察局长,东北解放前投诚。“五七”年被抓,1975年获特赦,八十年代后期才办理了离休手续。

三舅:黄埔六期生,曾任蒋纬国装甲旅参谋,民国末年去台湾,晚年全家移居美国。

我姨妈孤老一人没有工作,为保住二间私房没有申请政府救济(如要领救济金,就要把私房交公),全靠我妈每月接济生活。我姨妈没有子女有一半时间在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姨妈和我妈感情很好,可俩人的命运在故乡和它乡都不尽人意。

泰州市就像现在的古镇,小巷里也是大石头或者青砖铺的路面,沿街许多都像我家老宅一样,南北(江南和北京)结合的四合院,有些前店后院大多是平房。我家老宅在府前街(泰州老城区中心),马路很宽能过大卡车,斜对面就是泰州市政府,政府大楼钢筋水泥楼房,也算当时的地标性建筑。听我父亲说:在抗战后期他到泰州工作,泰州有小上海之称,现在也无从考证了,不过在江北扬州之外应该是泰州了。

这里说说泰州市的历史沿革。泰州古称海阳、海陵,是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美誉。据《南唐书》记载,南唐开国之初“供亿公费,不知限极,烈主喜之,以海陵为泰州”。即由于泰州上缴朝廷的盐税很多,又是苏北地区的水陆要津、咽喉要地,在公元937年,将海陵由县升为州,取国泰民安之意,故名泰州。

1949年1月22日,泰州建市,属华中行政办事处第一行政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泰县合并,称泰县,县政府驻泰州,属泰州行政区。10月7日分治,泰州市建制恢复,仍属泰州行政区。1953年1月,泰州行政区撤销。泰州市划归扬州行政区。1954年11月,泰州市改为省辖市,并受扬州专署督导。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专署辖市,属扬州专区。1959年1月9日,泰州市、泰县再度合并,称泰州县,县政府驻泰州,属扬州专区。1962年5月24日,泰州县撤销,泰州市建制恢复,泰州市政府驻泰州,仍属扬州专区。1971年5月,扬州专区改称扬州地区,泰州市属扬州地区,为地辖市。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属扬州市。1996年8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调整扬州市行政区划,“扬泰分设”:县级泰州市从扬州市划出,组建地级泰州市,下辖海陵区、靖江市、泰兴市、姜堰市、兴化市。

讲完泰州史讲家史:我邵氏家族谱在2006年由本家长辈邵寿颐重新修谱完成。邵寿颐比我母亲略小几岁,生于民国15年,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历任公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煤气公司高级工程师,上海工业大学模糊工程研究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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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族谱记载我家祖上是浙江余姚人,明朝晚年做官北上到泰州。邵家在泰州根深枝茂族群兴旺,听我三舅说:小时候过年给长辈拜年,初一拜到初七也拜不过来。

祖上主要是做漕运的官员兼管盐税,从上面所述泰州历史来看,运河和盐业与泰州的兴衰有密切关系,与邵家的兴衰也有密切关系。到民国以政府职员、搞教育、经商、收租为主(典型的乡绅家族),家道逐渐衰弱。但祖训不敢违,在族谱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望子孙牢记我家大门口屏门上的八个大字,‘瓜锦世泽,棠荫家声’。同时为了敬仰先祖太子丹洞察暴秦无道,有使荆轲刺秦王虽败犹荣的佳话,先祖雍公知宋室之将乱,推官不赴,退居於洛的清高作风,及泰州邵家七世孙克勤(我三舅)先生忠孝双全,有助人济世为乐的优良传统。”

下面这段引自记录我外婆高寿的《六世孙杏楼公夫人王英高寿传记》:

王英生于光绪十五年(1890)六月一日,卒于民国75年(1986)3月12日,无疾而终,享年97岁,考泰州始迁祖光朝公夫人享年96岁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当时康乾盛世国泰民安有关,而王英是吾宗200多年来唯一的高寿者,值得在家谱中撰写传记传世;但又与过去的寿考有异,王英一生处于动乱之世,能够深明大义,可与岳母齐名,幼子克勤忠孝双全,父早逝奉母克守孝道;此乃王英长寿之基础。回顾时代背景,自古改朝换代,除受战祸之害,皆与百姓无关,即使处于日军侵华期间,尚可以逃亡香港或内地,不能离开日伪统制区的,只要做良民亦可安生,可在文革时期,长子克刚,次子克柔,女克美与月兰均遭不同程度的冤屈和迫害。焉有处于逆境的母亲有高寿之理。

回忆1949年,服务军旅的幼子克勤,在撤离上海围城紧急之际,趋车至上海绍兴路98号,探望一下住在胞妹克美家的慈母王英,王英知情后,命克勤稍待片刻,自己上楼整理了一个随身内衣小包,对克勤说:“我跟随你一起去台湾。”在此关键时刻,王英做出可敬可佩的果断决定,这是她长寿的必由之路。在台期间,媳妇邵钟知行,在台北创建了清华幼儿园,王英协助管理,运行得井井有条,成为台湾最知名的幼儿园,在家中教育孙辈成长,均取得可喜的成功。

自克美1978年10月在上海逝世,举家总是编造故事来隐瞒克美的逝世,目的是为了不使老人伤感。后又随克勤移民美国,克勤在美经商有成,王英乐善好施,儿孙四世同堂,丰衣足食,渡过了欢乐的晚年,墓葬德州休斯敦森林公园公墓邵氏莹地,谨此为记。

族谱是历史的细胞,也是历史考证的依据。从族谱来看,我三舅不顾九十高龄再次要我陪他去泰州寻亲访友就不难理解了,叶落归根,水深回流;老人对故乡的思念是难以释怀的。

这是余秋雨《乡关何处》的一段话:“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这就是对我舅舅这一代人的描述。而阿拉这一代“文革产”的初中生,是否还有阿拉长辈们儒家的宗族观念;是否还有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姐妹之情,我看难。我看“文革产”只有“各自为安”;父母在是一家,父母不在各自为家,同处一城也难得一聚。

这让我想起在美国旅游时,地陪的一句话:“在美国有事求助找警察,要想借钱找银行。”这种儒家宗族观和亲情淡化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需要专家来解读。

岸人为阻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思乡情怀:乡愁,在当下的中国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乡愁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宗族亲人的思念。记起“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

在对乡愁的回味中,感受到了本宗族的文化传承,感受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宗族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并渐渐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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