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历经隋唐之交，是唐高宗时期文能拜相、武能出将的一代重臣，著名的白江口之战更是彪炳青史。只不过因为晚年适逢武后临朝称制，刘仁轨并没有像裴炎那样被武后打击致死，所以不少人都觉得刘仁轨是武则天的支持者之一，然而史实果真如此吗？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解读一下刘仁轨及其家族在武则天临朝称制一事上的态度，或者说是立场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先来阅读一下《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中的原始记载：
则天临朝，加授特进，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仁轨复上疏辞以衰老，请罢居守之任，因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谏。则天使武承嗣赍玺书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寻进封郡公。垂拱元年，从新令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寻薨，年八十四。
如果单看《旧唐
书》的记载的话，就会发现刘仁轨其实对武后临朝称制是持反对态度的，甚至还以西汉时候吕后的前车之鉴，上表规劝武后赶紧迷途知返。不过《资治通鉴》上却记载了另外一件事，似乎与《旧唐书》中刘仁轨反武的人设颇有矛盾之处。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诸位往下看：
（裴）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光宅元年十月，就在不久前还齐心协力将唐中宗撵下皇位的裴炎与武太后，此刻为了谁才是朝政大权的最终掌控者争斗了起来。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只要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自然是以裴炎一败涂地而告终。
至于刘仁轨，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裴炎与武后之争中，但因为告发姜嗣宗对裴炎谋反一事瞒而不报的举动，从而被很多人认定为他是站在武后这边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那些觉得刘仁轨是站在武后一边的人，都没有弄清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就是：
反对武后临朝称制 ≠ 就要帮裴炎说话
反对武后把持朝政，是一码事；帮裴炎说话，是另一码事，两件事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然而很多人却将两件事混为一谈，觉得刘仁轨如果真的反武，就该跟程务挺、胡元范等人一样，站出来为裴炎说话，力证裴炎没有谋反，而不应该将明知裴炎意图不轨却不上报的姜嗣宗揭发出来。
这种“只要你不跟打着反武旗号的人站在一边，你就是武后的支持者”的逻辑，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所以，就因为刘仁轨没有包庇姜嗣宗瞒而不报的举动，就要被某些人断言是在站武后的队，是在支持武后把持朝政，这样的结论不仅过于武断，而且毫无道理。
事实上若是再往深入挖掘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裴炎之所以会掀起和武后之间的这场斗法，归根结底也是他咎由自取。
如果不是裴炎觉得太有主见、太有主张的唐中宗不好掌控，想要改立唐睿宗以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中把持朝政的可能性，还因此抬出了身为皇太后的武后出面废黜唐中宗的帝位，那么他最后也不至于要落得身首异处的地步。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裴炎之所以会站到武后的对立面，可不是出于什么匡扶李唐江山社稷的大义凛然的目的，而是出于他的私心，也就是想要进一步攫取更多权利与地位的野心。谁知裴炎自己棋差一招，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而给了武太后可趁之机，最后只能自吞苦果，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而刘仁轨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也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毕竟就算是反对武后临朝称制，也不意味着刘仁轨就必须要处处维护那些跟武后作对的人，尤其是在裴炎明显是怀着想要自己一手掌控朝政的目的才与武后争锋相对的情况下，刘仁轨就更不需要为了别人的利益之争而出头了。
所以单凭刘仁轨没为裴炎说话以及举报姜嗣宗的行为，就要断言刘仁轨是武后临朝称制的支持者之一，也实在太过武断了。要知道当时武后虽然临朝称制了，但实际上在位的仍旧是唐睿宗，是李唐王朝正统的皇帝。所以裴炎表面上看是在反对武后临朝，然而撕开“反武”这层伪装，裴炎实际上在竭力争夺的是唐睿宗的权利，是属于唐朝皇帝的权利，实质与谋朝篡位无异。
在这样的情况下，但凡是真心为唐朝江山社稷着想的臣子，又怎么可能真的苟同裴炎之流的做法？所以在这一场场所谓的反武斗争中，不光是刘仁轨没有出手助裴炎一臂之力，就算是面对同样打出反武旗号的徐敬业，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李孝逸也没有认同对方的做法，而是毅然挺身而出，毫不留情地剿灭了徐敬业的野心。
就连打着反武旗号起兵的越王李贞父子，也一样没落着好下场。李唐复辟后，无论是唐中宗还是唐睿宗、唐玄宗，都没有原谅李贞父子这种看似讨伐武后、实则等同谋反的行为，宁可以无嗣为借口将越国国除，也不许李贞活着的子孙回来继承王位，就这么任由李贞的后代在瘴疠盛行的岭南漂泊了一百多年无法回到长安。
不过遗憾的是，尽管刘仁轨并没有参与过裴炎之流的争权夺利，但武后显然对刘仁轨这样德高望重的朝中重臣不能放下心来。尤其是不久之后刘仁轨就病逝了，武后特意向刘仁轨的儿子刘浚示好，想要通过收买刘氏一族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刘浚根本不为所动，回答得干脆利落：“忠臣守节，不附邪谋，死而后已，未敢闻命。”
恼羞成怒的武后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当即下令让酷吏编织罪名，将刘浚逐出朝廷流放岭南，最后刘浚在流放的途中被害而亡。
如果说刘仁轨、刘浚父子反对武后临朝称制是公事，是国仇的话，那么刘浚的被杀，就是刘氏家族的家恨了。
国仇、家恨，两重深仇大恨交织在一起，是刘氏家族上上下下都不能磨灭的印迹。所以就算后来武后为了笼络人心而宽赦了包括刘浚在内的部分被定罪的人，准许他们的子孙后代回到长安，按照门荫入朝做官，刘浚的妻子李氏也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了。
李氏甚至严厉地告诫两个儿子：“你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大唐王朝的耿耿忠臣，尤其是你们的父亲还因此以身殉国了。如今我们迫不得已生活在伪周的天下，已经是愧对祖先的英灵了，如果你们还要出仕这个伪朝廷，日后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呢！”
刘晃、刘昂将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一直待在乡下，坚持不到武则天的朝堂上做官。直到神龙年间唐中宗复辟大唐王朝，诏书发下后，李氏这才连夜带着儿子赶到长安城庆贺李唐的复兴。
而唐中宗对于刘氏一族历经磨难却能保持忠贞不屈的经历十分感慨，当即下令追赠刘仁轨为太尉，李氏的两个儿子也重新回到朝中当上了官员。甚至李氏病逝后，唐玄宗都还牢记着刘氏家族对李唐王朝的这份忠心，不仅赏赐了六百段绢布给李氏料理丧事，还主动询问刘晃、刘昂两人，打算如何安排他们父母的身后事。
在得知刘浚夫妇生前的心愿就是能够继续侍奉在父亲刘仁轨与先帝的身边后，唐玄宗立即下诏将刘浚追赠为太子率更令，并将刘浚夫妇同刘仁轨一样，双双陪葬在唐高宗的乾陵里——能够陪葬帝陵，如同生前那般继续侍奉先帝的英灵，这对于古代的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与荣幸。
更令人欣慰的是，刘仁轨一生出将入相，为大唐王朝鞠躬尽瘁，他的子孙后代同样坚守着家训，“不事伪主，有奉神明”。唐玄宗也没有辜负刘氏一族的忠心耿耿，让他们父子两代均得以长眠乾陵，这对刘氏一族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褒奖与最完满的身后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