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真的比自由更重要吗？

容忍与自由，取自于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在他最后一次回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曾对他说过“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胡适也觉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不经让我联想到了自己，从小父亲就教诲于我，要学会包容甚至是容忍，言传身教二十多年，其结果便是如今的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淡然而过，尽管有时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不去与人计较。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活、学习、工作上不必要的麻烦，但也曾遇到过一些让自己苦恼的事情。因此，我也会常常反思自己，容忍究竟是否适应今天的社会与生存。

在胡适十七岁的时候，主张过“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年轻时，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了容忍的度量。许多年后，他反省了当年的幼稚而又狂妄的想法。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要成为可以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是呀，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又怎会允许多年来许多大胆怀疑的自由存在，多民族又怎能平等、融合共处，文化又怎能发生碰撞与发展。无论是宗教、政治、文化、思想，我们都可以从社会发展中看到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的、每个人的习惯总是喜同恶异的，总是不喜欢甚至不愿意接受和自己信仰、思想、行为的不同，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然而，关于这一系列行为习惯，我们可以将之放到学生、职工与家庭多重身份中去反思自己。作为学生，宿舍关系的融合、同学关系的融洽、师生关系的包容；作为职工，同事关系的沟通、部门间的联系、上下级之间的理解与认知；作为家庭一员，大家族的团结、小家庭的和睦、夫妻关系的和谐、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都需要互相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容忍与给予自由。

于文化中，容忍同样重要，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论语》、《孟子》大家最先熟悉，《中庸》在汉代以及脱离了《礼记》拥有单行本，那么《大学》则是很多年之后朱熹既继承了二程，又指出其作者是曾子及其门人并将之修改后才推上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四书也才由此确立。之所以在这里特意指出《大学》，是因为大学不仅是儒家经典的融合，更是一次宗教与文化的容忍，当时社会面临着佛教传入中国并渗透到各阶层，其影响直逼中国传统儒学的领导地位。就当时而言，汉学中“五经”在一定程度上，其方法论和本体论与佛教中的相差甚远，所以，朱熹面临如此忧患的文化冲击，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在《礼记》中找到具有独到之处的《中庸》和方法论中有独特见解的《大学》，在对其进行新一番的解说，将之升华，使之于佛教的冲击中能共存发展。朱熹这一次对四书发展的贡献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不断汲取其中精华。《大学》之中有这样一段经典，人们可能都熟悉，但却并不是所有人都十分完整的了解其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着，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儒家方法论当时重新编写后的根本，也是至今仍为国人所学习、传承之精华。

试看欧洲的宗教改革，1553年10月23日，在新教取得胜利之后，高尔文的门徒柏时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渴望自由与包容的新教竟然将一个思想独立、敢于批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以“异端邪教”的罪名将之烧死，于是乎，这一场宗教革命的胜利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而言。由宗教自由史带给后世的教训也便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缺乏包容异己的存在，那便没有什么自由可谈的了。

《容忍与自由》一文是1959年3月在《自由中国》刊发，但其内容至今读阅仍能引发人们的深思，社会的发展更加融合、民主、包容与开放，但今天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似乎断开了联系，社会文化水平慢慢在提高，但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人所皆知的摔狗事件、公共场所因让座而打骂年轻人，还有一些让人听了不觉甚恐的因为幼童吵闹，便将之关进电梯按下顶楼致幼童坠楼等事件都让人们听后甚是恐慌。究竟是人们之间包容度越来越低，还是人性的自私所致？社会的包容给予我们自由成长，试图去养成能够容忍别人的度量。尽管有时会为你带来一些烦恼，但你的心境却会因此不断被打开。境界得到提升，然而境界决定了一个人一生中的高度，当你阅读经典、重温名作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无论是古之圣贤孔孟，还是胡适，亦或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其一生终是贯穿着容忍与自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