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族国家，也没有真正的民族传统，这个事实创造了一种自由的氛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标准的民族主义政治，因为它将犹太民族共有的归属感作为成立国家的基础，并且将这种共有的民族特性视为整个政治宇宙的中枢。
犹太复国主义政治选择了一种陈腐落后的政治共同体概念，既背叛了一个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雄心壮志，又使它本身的号召力受损。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生不逢时：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在一个所有人都欢迎国家的时代寻求建国，却在一个民族主权概念普遍遭到嘲笑的个时代，一个可以被充分证明的事实是，“民族国家体系正在面临灾难性的衰退”：在欧洲，这样一种趋势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民族国家既无力保护民族的生存，又不能保障人民的主权”。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为民族国家原则提供了一个戏剧性动力。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种精英运动，它忽略了犹太民众中兴起的那种真正的民族革命运动。令人沮丧的是，20世纪上半期犹太复国运动所展示出来的不是“一种奇特的民族运动现象，它始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热忱，却根本没有想过与其他受到压迫的、虽然历史处境有别但本质上一样的民族联合起来，而是从一开始将自己出卖给了那些掌权者，并幻想通过向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的力量妥协，利用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来追逐自由与正义的梦想”。简单来说，“为了犹太人的生活而进行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成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们诡计的牺牲品。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将国家曲解为民族的工具，将公民身份曲解为民族成员的表达。
“我们时代的基本政治现实是由两个事实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永远为民族主义'所困扰，永远处在它的威胁之下”；因此，我们需“寻找一种政治原则，它能使各民族不再发展其民族主义，从而建立起国际共同体的基础。
民族对国家的征服始于民族宣称主权在其手中，这是将国家变为民族工具的第一步，而它的终点就是那些以极权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在那里，所有的国家制度与法律皆被当作追求民族福祉的手段。因此将国家的神圣化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渊源是不妥的。“国家并不以民族而定位，它是法律的守护者，它保护人之为人、为公民、为民族成员的权利……在这些权利中，人权和公民权是基础性的，作为民族成员的权利是从前两者中引申出来的。”“而对于公民和民族成员、政治秩序和民族秩序之间的区分，亦应在民族主义之先，这就是说，个人必须先在公共生活，即维持文明所必需的政治生活之中找准定位，然后他才是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成员。
民族身份是个人问题，而非地域问题。
王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他们才能切实地享有自己的权利。自法国革命以来，人类被想象成一幅不同民族大家庭的图画，这逐步导致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理念：是人民而非个人，构成了人的形象。
“丧失民族权利与丧失人权是一回事，前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后者的出现。他们越是被排挤在任何形式的权利之外，就越要追求凝聚为一个民族，凝聚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同体”。
我们世纪惨痛的政治教训便在于，所谓的普遍人权，离开了能够保护这些权利的民族共同体，就什么也不是；民族成员必须先有联合起来的权利，必须先有最基本的“拥有权利之权利”。“国会中的生活，辩论、立法、谈判事务、说服与被说服的愉悦……较之中世纪的那种虔诚冥想，更加是一种对幸福的昭示”。在政治中，这些人发现了能够将人生从出生、繁殖、死亡的轮回中拯救出来的某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他们的存在就变得像其他动物一样千篇一律、毫无意义，或者，只剩下动物层面上的意义：一代一代无穷匮地繁衍、循环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政治中，我们的人性赋予我们超越自然生命的机会，我们可以发起独一无二的行动，它们在公共领域中熠熠生辉，在历史与记忆的长河中永存。
政治需要构筑居所意味着打造宪政的制度框架， 这一图景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反复出现。通常她并不用砖块或泥浆做比喻，而是用桌椅：它们使得我们在政治之中能够坐下来，以恰当的方式面对彼此。
政治不仅仅需要精湛的技艺，还需要一种宪政框架；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点，我们就会轻视阿伦特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怀。她注意到，先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继而在现代美国，都出现了制度的异化。我也认为，我们不能忽视她的理论中存在的一种重要的谱系。尽管她确实坚持一种始终如一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她认为那种争胜的自我展现、“非常规的”议事会政治以及公民不服从能够取代责任宪政。相反，阿伦特一方面将它们作为政治充分结构化的古代先驱，另一方面则将它们视作对宪政的一种(“奇怪而悲伤的”)绝望回应，宪政在无可挽回地衰退。《美国宪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持久的、客观的事物；确实，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它，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修订它，但它并不像意志一样是主观性的心灵状态。较之选举或者民意调查，它是一种更稳定、持久、真实客观的世界性实体。正如约翰·亚当斯(阿伦特在一段文字中肯定性地引用了他的话)所说的，宪法“一旦被理解、接受和拥护，它就是一种标准，一根台柱，一项契约。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和忠实，它就只是一个飘在空中的风筝或气球”。
“因为真正的同意本质上不能无限制地延伸”。正如卢梭所认识到的，"人们共处的规模是有限度的”。阿伦特写道，政治依赖于自由与平等，但平等本身“仅仅在限定的范围内，甚至在空间限定的范围内，才可运用"。
*在后文中，我将考察她关于平等只是被建构而非既定的观点。然而，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即使我们同意她的这种建构主义，也只有在无限制的平等建立在某种自然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时，支持国家之间分立的论证才能获得成功。阿伦特认为，平等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即她认为，人权的国际宪章中意指的平等预设了某种人性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给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但是，她并没有说一种建构性的普遍主义是不可能的(她对于人权计划的怀疑在今天看来确实很陈旧了)。这样一种论据只有在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施米特式的平等观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在他们对Ｃ的敌意中，A和B才会彼此平等相待。
阿伦特强调的第二类边界是关于政治事务范围的。她说，在公共与私人之间保持界限，在政治世界与劳动以及持续存在的生活世界之间保持界限，是相当重要的。她说，我们必须保持某种节制，这种节制能使我们明白，将规则与承诺延伸到人类生活每个方面的做法徒劳无功。"比我更精明的评论者曾经试图详尽阐明，阿伦特在坚持生命进程问题不能进入公共领域时所采取的是一种防守性的态度，但他们都失败了。暴政“仅仅“是消极自由的缺失，这等于在说，消极自由理论并不能预防它。暴政还是恐怖的先决条件(正如解放是获得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而现代世界里对它的恐惧(害怕被拷打、折磨乃至“消失”)正是在那些经受过的人中产生的，他们经历了阿伦特论德国集中营时描述的整体环境中飘荡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当然，我们也会经历压迫程度稍低的暴政，“而且耻辱的是，我们发现，即使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人们也必须互相保证以抵抗那些更为残酷的压迫形式。此外，这些保证仅仅在理论声明中出现是不够的，这正是阿伦特对“人权宣言”的批评所在。“这些保证必须在特定国家的文明结构中建立起来，并且作为普通法律功能的一部分得到贯彻实施。
人们进人公共生活确实是为了表明其独特的卓越，这是一件没有其他竞争者的压力存在就无法做到的事。法律使人们能够在政治领域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有差异、不平等。从天性上来说，我们在动物性上是平等的，又因为背景与性格的不同有差异(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但从政治习俗上来讲，我们都认为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法律确保我们在共同的政治事业中奋斗，”为我们每个人都创造了一种人造的人格，它可以在公共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使我们不再成为自然中我们所是的那个人，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成为彼此平等的人。*阿伦特拒斥一切将人类平等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理论，所以，她对奴隶制及其他形式的奴役的观察是以悲伤而非惊讶的语调来表达的：“一方面，没有什么能强迫一个共同体将平等联合体扩展到它范围内的一切人；另一方面，自然平等理论会认为我们生来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是最关键的东西，而这种逻辑最后既可能支持平等，亦可能反对平等。
阿伦特讨论甚少的、关于结构的另一个问题当然是投票问题。她看起来对投票评价很低：我们投出选票的投票站实在太小了，它只能容下一个人。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是对出于自我利益进行投票(她认为这是针对政府的消极防卫，在最坏情况下，这是敲诈)”的讽刺，那么，我们就该认识到这种贬斥并不是针对投票，而是针对“除了选举日以外”不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多使他们的声音能为公众所听见的机会”的各种选举政治。"有时她会建议施行一种圆桌式的、面对面的政治来做出决策，这样就不必有决策程序，”但这相比起她对多样意见的强调显得十分不重要。
直接民主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房间绝对容不下所有人。《五月花号公约》可以说是基于承诺之政治的一个典范：一群男人和女人在茫茫旷野边缘设想他们“具有联合成为一个*公民的政治实体'的能力，这一实体因其*在上帝和彼此面前'的承诺而坚不可摧，它有权"实现、构建、形成`所有必要的法律与政府机构，这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如同承诺一样，宪法可能会束缚我们的自由，但是它同时创造出了某种特殊的东西，即政治共同体的权力，其重要性在于缓和人类自由所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性。
承诺中最重要的当然不是承诺的做出，而是承诺的信守；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治开端时荣耀万分的“得天下”，而是公民长久地愿意从属其下，将之视为稳定的规制性结构。宪法的权威不在于其创建者的强力，或者说暴力，也不在于他们的美德或完美设计；而在于它关涉到的所有人都有意愿来处理这一事件(建国)和这一法律实体(宪法)，而不是其他任何偶然的、临时的法令或提议，宪法是所有继之而来的政治的起点和根基。创建者们做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特殊的或值得注意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必须有这样一个根基，它在某种意义上势必是武断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决定从此以后在宪法下行动，仿佛这一个能够成功。在这个意义上，对宪法的敬畏可以比作信守诺言的矢志不渝。我也许做出过一系列承诺，某些也许非常激动人心；但是这个诺言恰好是我做出的，因此这个诺言我必须信守。
人们可能以为这是在说政治框架是不可变动的，因此我们必须补充，阿伦特在讲宪法权威时对于发展性(auger e， 即扩张性) 与保守性给予了同等的重视。“政治事务中我们需要的秩序与可预期性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宪法必定是一部进行中的作品。与此同时，特定的武断开端之权威也是十分重要的。敬一部已经建立起来的宪法，并不意味着将其作为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来对待；它意味着将其作为变化与扩展中的对象来对待，而不是在每次我们认为自己比先人拥有更多智慧时，简单地宣称重新开始。
承诺是宪政持续性的一个重要保障，但在某个方面，它却有误导作用。在自由主义的同意基础之上的政府传统中，有这样一个假设：每个新人都可以签订一个新的契约，没有人需要为前代的承诺所束缚。但这与阿伦特的看法(宪法必须比它的制定者活得长)”并不协调。确实，法律当然建立在同意之上，它意味着构成而非预设那种强迫人服从的权力。但构成公共世界的规则一定先于每个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而存在，在他可能同意某事之前，这些规则即对他发生效力。
这些规则的关键并非我自愿从属于它们，或者我认识到它们理论上的正当性，而是在实践中除非我遵守它们，我就不能参与游戏；我同意的动机在于我想参与游戏的意愿。思想也许是孤独的，但它必须是清晰的。
宽恕与承诺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能力。
希特勒与斯大林(信奉“一切皆有可能”)各自独立地发现将无根的大众组织起来能产生权力，并且接触到了意识形态无需思考的逻辑本质，他们最终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恐怖政体的掌控者，在这一政体中，人沦为野兽。
阿伦特接着指出， 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种不同的政体在实行无意义恐怖这一方面明显不谋而合，“这坚定了我们如此解读的信心；她将集中营称作“实验室”，它做的“实验”就是研究全面支配的可能性，并且她指出，极权主义的领导人也仅仅是逐渐才发现他们所从事的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种解读中，极权主义代表的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工程，如果人们带着特定的目标、体验及缺失等这些现代特征参与其中，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漂泊不定。这些目标之中最突出的，是一种对无限权力的追求，激发这种追求的，乃是一种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信仰，以及“深植于现代人心中的、对不是他亲自制作的一切事物的怀疑”。核心的体验就是孤独，“漂泊无根以及多余”。使人们附着在种种运动以及意识形态逻辑上，以弥补那种丧失了共通感与真实世界带来的空虚。
所有极权主义理论都包含两个方面：不仅论述恶，而且论述如何医治恶并据此事实(ipso facto) 彰显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一种与它敌对的政治体系：只有多元民主的美德才能抵制极权主义。而阿伦特理论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在她的分析中，拯救之路就是政治境况本身。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语境中解读她的晚期著作会明显发现，她认为，人的境况应同时考虑其限制与可能性，包括行动的局限性与危险。在她看来，对当前危机的唯一解答在于肯定并信任极权主义所否定的人的多样性，即“并非只有一个人， 而是多个人(Men) 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如果人类停止对必然性的膜拜，认识到自己通过做出并信守承诺来建立“持续性制度”之有限能力，他们就能“给世界立法”，”并授予彼此非自然赐予的权利。极权主义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政治作为多样的人进行创造与达成共识的舞台的重要性，以及政治性独特个性展示空间(极权主义否定了这个空间)的重要性。极权主义(正如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启新能力的一个证据：人类事务的观察者都要做好接受预料之外的事的准备，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警告。因为人的创造性开启了一系列难以停止的进程，这些进程可能威胁或摧毁稳定的人类世界。由于未来是开放的，人的权力难以估测，我们可能会毁掉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己，走向沦丧为兽的岔路口。“人性”本身充满了偶然性与脆弱性，极权主义及其先辈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失去理智地拥抱必然性，将我们自己及其他人都变成某种假设的必然过程的奴隶。阿伦特在现代情形中看到了一种恶的螺旋上升，其中的运动产生出一种难以觉察的破坏性进程(特别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这种崩溃又制造了更多破坏；这部分是因为不再有一种稳固的体制来防止这种轻率的变革，同时也是因为那些丧失了其世界与常识的无根者不再有其他感觉，只剩下兴奋，以至于在这种运动的势头中丧失了自我。我们逃避这种危险的唯一希望在于每个人生来具有的那种启新的能力。
“极权主义成为这个世纪的灾难只是因为它以如此恐怖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这为我们可能面临的新困境亮起了红灯。首先，这么多没有意义的毁灭都与不断增长、广泛散布的“多余感”有关。政治剧变、社会游民、失业与人口过剩，都会鼓励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出现。但是，这些新的诱惑和机会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出现的：那里人们的力量从未如此强大过，人们越来越不会对一件事无动于衷，并且人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的命运成为一体。对于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人类必须共同肩负起责任，在没有传统权威的指导下有所作为。
试图理解极权主义现象的理论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点很简单，人们需要通过理解“参透现实，并与其相协调”。“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星球当作自己的家园，尤其是在这样做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本世纪，我们就必须努力参与到与极权主义本质的漫长对话中来。”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空前的、灾难性的事件揭示了人的境况中那些重要的、一直被忽视的特阿伦
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最具悖论意味的特点就是，它的领导人在自称信仰必然性的同时将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为了给这种行动主义(act vim) 以及一种为无情进程服务与奉献的古怪结合体找个先例，阿伦特将视线转向了大英帝国的帝国官僚与秘密特务，这两个机构都有着行动性、独创性与理想主义的色彩，并致力于为“历史与必然性的秘密力量””服务。为了遵循帝国的“扩张法则”，“他们时刻准备着打破一切常规法律，这揭示了帝国主义破坏政治制度、摧毁政治责任的一种方式。无休止的运动，为扩张而扩张，掩盖了对其他一切的关注。但是对纳粹主义来说，它最容易辨别的帝国主义前身就是种族主义，它提供了将离乡背井的人们集中在一个不需要稳定的制度结构的共同体中的途径。在种族主义运动中，宣称属于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的依据，并非你做了什么事，而是你在遗传意义上是什么人。一旦这种思考与行为方式被建立起来，人类事务中的人性部分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也就为极权主义恐怖的实施准备好了条件。
为什么犹太人会成为纳粹形式的极权主义的最大牺牲品呢?阿伦特强烈地反对那种认为这纯属意外的观点。她的论点是，在纳粹那里，反犹主义之所以成为极权主义其他因素结晶的依托，是因为犹太人与国家及社会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以特别的方式被卷人那些因素中。在她的论证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犹太人自身(像其他在这些事件中随波逐流的帝国仆人一样)也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因为种族以及秘密参与全球权力运作而形成了一种无根的共同体。早期反犹主义者因此而畏惧犹太人，但纳粹将这个种族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可供仿效的模板，一个必须超越的对象。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在没有国土、没有国家的同时保持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是唯一看起来已经以种族形式组成的政治体。现代反犹主义不仅想将犹太人从世界上抹去，而且想模仿他们赖以组织在一起的那种力量”。"阿伦特在“多余”的另一种体验，即“无国籍状态”中，找到了部分答案。纳粹为了“最终解决犹太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犹太人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增长的无国籍者中的一员。这些人并非犯罪者，却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政府想要他们。
民族国家观念假设，必须对它的所有居民的权利。给予一种文明的、法律上的保护，只有能够成功证明他是国家成员的人才能享有权利。没有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权利，任何一个“自然”人都不过是个废弃物，即使在自由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如果纳粹将一个人扔进集中营，但是他成功地逃了出来，比如说，逃到荷兰，那么荷兰人又会把他扫进收容营。”“多余”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人，正是极权主义恐怖的理想牺牲品。阿伦特颇为苛刻的语调评论说：“我们已经看到人的权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真的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东西。”如果人决定放弃其所以为人的因素而自堕成为野兽，人性不会阻止他们。
尽管开始于完全不同的背景环境，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却殊途同归，这说明在这两个政体中发生的事情不能被单纯地归因于德国或俄国本国的历史。”在阿伦特看来，使这种现象成为可能的关键因素在于一种广泛存在的“多余感”，正是它为有计划地铲除人类个性的行为铺平了道路。“政治、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成为极权主义机器的共谋者，它们精心谋划，就是为了使人变得多余。”不仅那些失去稳定世界的无根之人容易成为恐怖的牺牲品，而且，世界的崩解也摧毁了人们对现实的把握。这样的人十分容易接受一种可能是愚蠢的，但至少首尾一致的意识形态，也容易迷恋于那些能够提供替代性现实(尽管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的运动。”不止如此，稳定人类世界的坍塌还意味着通常存在的对可能性的制度性及心理性限制不复存在。“在这疯狂的力能论面前，没有任何一种稳定的制度或个人自主性被允许存在。“人们设计了全面恐怖.….以将自然或历史的法则转化为现实"，并且确实扫清了道路，“以确保自然或历史的力量可以在人类世界肆意横行，无需顾忌任何自发性的人类行动”。人(即使是统治者本身)必须为这些力量服务，“要么驾驭这辆战车并为其胜利而欢呼，要么被它无情的车轮碾碎”，"而对“摧毁了人类多样性，并且塑造了永无失败的、其行为看起来就是历史或自然进程一部分的独夫的恐怖铁链来说， 任何个性都不受欢迎，都应被抹去。
阿伦特给出的对掌权的极权主义的描述与我们熟知的拥有整齐划一制度的全能国家的形象有很大差距。与这种整齐划一相反，它没有固定的形式，如一个不断革命、不断扩张的狂热漩涡，丝毫不考虑功利性的因素。它的核心制度并非公务员或军队，而是秘密警察，他们甚至有一个功能，就是摧毁普遍常识意义上的理解。在过去的暴政中，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对反抗政权的隐蔽活动进行侦察，但他们的极权主义接班人则不再关注个人实际上可能做了什么。“嫌疑犯”被“客观敌人”所代替，后者无需任何颠覆性的思想或言论。在适当的时刻，这个杀人机器本身会要求秘密警察成为牺牲者；如果意识形态灌输很成功的话，秘密警察会发自内心地对自己提起诉讼，认为他犯了政府所要求的罪行。
总体来说，阿伦特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变幻莫测的、吊诡的新现象，它在某个时刻不仅证明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证明了人类致力于破坏事业的潜力。由于人类行动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全新之物)，极权主义这一现象显示，从各种偶然性逃离使他们和其他人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的浮萍。人们依据常识认为，既然大众柔顺如羔羊，那么这个恐怖的巨大机器就应该是多余的；如果极权主义统治者能说实话，那么他们会回答说：这个机器在你们看来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于将人们变成多余人。”
剑子手们通过消灭人独立思考和体验的能力，强迫他们跟这场毁灭运动捆绑在一起，这样，意识形态就补充了恐怖的不足。意识形态，亦即伪科学的理论，声称看透了历史，给予其信徒“关于过去的全部解释、关于现在的全部知识和关于未来的可信预见”。“体验得到的实在与注定要发生的事相比，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将意识形态思想从常识和实在的限制中释放出来。但是，在阿伦特看来，他们所提供的最危险的机会(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在于他们强调逻辑上的一贯性。两个领导人都自夸其无情的理性，借助这种理性，他们从种族或阶级的斗争引申到对最后的“客观敌人”的屠杀。在他们手中，意识形态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而只是某种机械的演绎推论，以确定哪个群体应当被消灭。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代替了自由思考，引导人们剥除自己的个性，直到他们融人全面支配的非人格化的运动，成为其一部分。“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现状的合法性：他们描绘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残酷而试图毁灭一切的斗争。
于是，全面权力实际上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毁灭。极权主义政权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加速自然或历史铁律所宣判了的死刑的执行。阿伦特指出，两个极权主义领导人都强调历史必然性：或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经济规律行动，或是按照为种族优势而斗争的生物规律行动。
38极权主义全新性之悖论在于，它同时展示了对人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思考与行动之能力的悍然攻击。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新的现象昭示着一种自我毁灭，这种自我毁灭，她称之为“深植于现代人心中的、对不是他亲自制作的一切事物的怀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极权主义运动要求掌控无限的权力，但这被证明并不能带来乌托邦的建立(乌托邦自身也会对权力及可能性做出限制)，恰恰相反，它只能导致毁灭。这些新政权在其“实验室”(集中营)中的全面支配“实验”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建立全面权力的代价就是将人类的多样性一扫而空。'我们这些人类与禽兽相别的关键之处，即我们独特的个性和自发思考与行动的能力，使我们的行动不可预期，因而阻碍了那种奴役我们的集体运动之企图。只有独夫(one) 才是无所不能的， "'而分别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发现的、通往这个终极目标的道路，就是一手恐怖统治，一手意识形态控制。
阿伦特并未含糊其辞。她是一个思想家，但是一个坚定地站在政治生活一边的思想家，这种政治生活的内涵是为公共精神所激发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生活，是“照料世界”，是独立判断。多少人在反抗极权主义的兴起中失败，多少人在追求智慧的哲学之路中置政治生活与人类的多样性于不顾，阿伦特念兹在兹；也正因如此，她倾其毕生的天才与智慧，向我们揭示了那种致力于积极保存世界性自由的生活之不容置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