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读书笔记12

秦民族文学的发展及其特性

秦和楚一样，是周族以外的独立民族。他的先世，《史记·秦本纪》上说是颛顼之后裔，并且叙述得有声有色，但观其内容，却是神话与传说的成分居多。他的文化是落后的，发展是很迟的。前十世纪末年周孝王时代，他们的酋长非子，还在渭水之间为周王牧马。到后来才封给他一块小地，定邑于秦，奉羸氏之祀，号曰羸秦。这一个新兴的民族，以勇武善战的特质，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襄公时代因为抵抗犬戎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平王乃赐以岐西之地，封为诸侯。于是兴高采烈，用马牛羊各三头，大祭其天帝，组织正式的国家，同中原诸侯才发生外交上的种种交涉。不用说，从这时候起，他们可以大量的吸收中原的文化。所以到了襄公之子文公十三年，才有史以纪事。从此以后他们在政治上的发展，是更快了。

春秋时代，穆公称霸，战国时代，孝公为七雄之长。经惠、文、武、昭、襄数世，蒙故业，因遗策连败六国之师，汉中、巴蜀之地，亦入其版图，因此国势日益富强。到了始皇，先灭韩赵魏，次灭楚燕，最后灭齐，于是便产生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帝国的新局面。这新局面他们曾想尽了方法来维持巩固，不料这个费尽了气力从六国手里夺取来的新帝国，不到三十年，便在农民的起义中消亡了。

秦国在穆公时代，虽已建立了稳固的地位，但在政治经济上发生了革命的变更，由此而奠定统一中国的政治势力的基础，实起于孝公之世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或是社会经济史上，都是惊人的事件。他因为要适应当代政治势力的发展，增加国库的收入，实行君主集权的制度，于是他实行了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政策，增收人口税的财源政策以及严厉推行的连保的乡党组织与贵族人民平等的法律制度。这些新政的推行，都是使秦国日趋富强的因素。看自孝公到秦始皇，一直是法家政治，因为这种政治，终于成就了秦帝国大一统的伟业。

法家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是文化界的警察。他们轻视学术，鄙弃文艺，一味讲求富国强兵的道理，以图扩充地盘，推行严格的刑法，以图巩固君权。这种法治思想，在战国末年及秦代，融合各派思想的倾向，而成为学术思想界中的主流。这种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的。

战国中叶以后，土地政策的改变，小农经济的发达，商业的蓄积，大地主的产生，都日趋于激烈。因为当代社会经济的基础起了动摇，建立在这基础上面的政治制度自然要跟着发生变化。如贵族的崩溃，士人的抬头，君主的集权，官僚政治的兴起，都成了必然的事实。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组织发生变化，治国行政的方法与学术界的思潮，也就跟着而起变化了。贵族失去了早日的经济支配力，士人已握了政界的重权，于是除了一国之君以外，官吏与人民已经没有血统的差别。从前封建时代所奉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话，现在已不能运用了。在这时候，以国法为官民共同遵守的规律的事，便适应着这需要而产生了。在这种环境之下，所以战国末年的学者，都有趋于法治主义的倾向。

法家在政治上虽是收了巨大的效果，但对于妨碍学术思想的自由与纯文艺的发展是要负其责任的。商君的薄六虱，韩非的非五蠹，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文心雕龙》中云：“五蠹六虱，严千秦令”。就是荀子也说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的激烈话。一个勇武好战完全在这种政治环境下面孕育成长出来的秦民族，欲求其在纯文艺方面有多大的成就，实在是一件难事。加之秦帝国的寿命是那么短促，自然不容易产生什么大作家大作品来的。

《诗经》中的秦风十篇，可称是秦民族最早的诗歌。大概是西、东周之交的作品。因为他们那种好战尚武的民族性，在那些诗里，多叙车马田狩之事，或赞美战士，或描写军容。其音节无不悲壮激昂。《汉书．地理志》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邻》、《驸铁》、《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再如《黄鸟》、《权舆》诸篇，虽非兵戎之诗，然其音调一样高昂悲壮，也是秦声的本色。唯有《蒹葭》一篇，却是情韵缠绵音调哀婉的抒情诗，其艺术亦在上列诸章之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多么美丽的句子，又是多么有情致的意境。这篇诗在秦风里，自然是要称为杰作的。

秦代统一以后，其寿命非常短促，在文学方面，自然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但荀子的赋、李斯的铭，我们却是必得注意的。荀子虽是赵人，《史记》上说：“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并且《史记》本传及《盐铁论．毁学篇》都说李斯相秦，荀子还在世。那么荀子是死在始皇帝统一六国以后。可知无论从世系或从年代上讲，荀子的文学，是可以放在秦代文学这个范围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