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伊之争之我见

                  曹伊之争之我见

                            王居明

      曹伊之争已有些时日了。我个人觉得，曹伊之争，歪打正着地争的是诗歌的本质！是诗歌要不要文学的严肃性的问题。

      就对“口语诗”的提法，我个人觉得“口语诗”一说，是个伪命题！回看我们自己的汉语变迁。汉语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大小篆，再到宋体楷书。由于年代物质原因，汉语作为一种话语权的权利，一直掌握在权贵的手里。普通大众是无法掌握的。但这种语言并非外来，所以文字的单字发音指是和民间相通或相同。只是权贵们在行文时对遣词造句的字词句的序列作了相关的要求，有别于民间语言，也就是有别于口语。这无疑就造成民众对语言使用的障碍，从而剥夺了民众对语言的使用权。古人对这种之乎者也的书面语言，又分寓言，重言，卮言。在西方的拉丁语系里，尼采把语言分为宫廷语言和民间语言。尼采的这里宫廷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方话语，民间语言也就是口语。我国的古体行文语，不论寓言，重言，卮言，都以官方的行文规范来进行书写！民间语句，也就是大众口语完全是行不通的。这是当权者为了统治和管理民众的需要。“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民间语运动，就是口语运动。实现了人人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人们完全可以“我手写我口”！通过一百年多的白话语的书写，教育，“我手写我口”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今天，无论官民都是用白话（或者口语）写文章，发文件。人们一读文本，就知道什么是官方辞令，什么是白话（或者口语）文学作品。没有什么特别的之乎者也。对于人们交流的语言，仅仅只是为了陈述或表达！而白话语作为通行的陈述或表达，就已经达到了空前无障碍的陈述或表达。

        有人说拉丁语系都有口语练习。我晕晕啦！这种口语练习是针对他民族学习和掌握这种语言须要而设置的一种语言强化手段！你见过谁对母语作这种必要！但是，这种口语连习，都是设置相关场景，省略相关主语，出于彼此心知肚明事件的交流。这和我们日常工作学习彼此间的交流是相通的。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戏的剧本。而诗歌，本来就是自说自话。但要叫他人明白，在行文中，上下句都有提示或引导。这书写上，上下句上都有相对的启承转合这么个过程。对于自由体新诗，启承转合，已没有旧体诗歌那么严格，可以多承多转。这都是作者自己根据表达的需要来自行书写的。自由体新诗，本身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书写者，尽可能地发挥自己个人的语言天赋，完成诗歌的创作书写。在白话文的文学作品里，你分清那部作品都是官方语言，或者是之乎者也行文语言？“口语”一词，浅薄的他人好像还活在古汉语语境里！“口语诗”一说，显的画蛇添足，无事生非！无非是为自己的诗歌文本盖个戳，便于他人放行罢了！也没想到就懵倒了那些有刊发权的不懂诗的编辑！

        有人说李白的《静夜思》，就是典型的口语诗。我觉得是十分可笑的。首先是这首诗的普及度，要比别的古诗高的多！其次是诗的取材是完全大众化，不是十分的陌生或者生僻。人人都有过的熟悉场景，便于记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底头思故乡。”诗句中的“床”，指的是胡床，即可折叠的有靠背的座椅。诗句中的“床前”，就是眼前。从诗句“疑是地上霜”，可以看出时令已到节气霜降前后。这个夜晚天气晴好。在那个时代，没有电视这种可娱乐的的东西。我想古人也和我小时候村里没有电视娱乐的乡亲们一样，聚到一块闲聊到亥时或更久。到这时候，也只有三两个人还聚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也就是节气过白露后，到亥时，就会感到有点冷。因为立秋，早晚温差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诗句用“疑是”二字。由于是天晴，因为冷的客观刺激人的皮肤，产生“合理”本能的反应，误判。把月光当做霜。月光比做霜，不因为白，是因为冷。霜和月光相比，要洁白的多。但共同点，都稀薄。要不然就是冰了。这个有北方农村生活的人都有感受。因为冷，促使诗人感知光阴的流逝，所以才望月亮，所以才怀疑。但确实已过中秋。俗语说年怕中秋月怕半，所以感到自己客居他乡，想起自己的家乡或家来。也因为冷，人们想到年！所以因无所成事和思乡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是五言绝句，它严格地恪守着押韵的韵脚，也就是恪守着平仄要求。它压是“ang”韵，阴平。它的仄是“yue”，是去声。这首诗只是普及度高到让我们忽略了这些。这并不是就是信口的口语。因为人们的口语只为交流或明了陈述，如果说话都压韵，不觉得酸臭好笑吗？这首诗除了作者客居他乡之故的细心，倒是应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从自由体新诗外在的形式来看，自由体新诗就是个长短句。长短句，最早见于《诗经》，如《君子于役》，《葛生》，《杨之水》等。唐诗中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杜甫的《兵车行》等都比较明显。那宋词元曲就不提啦。但白话文运动，自由体新诗，却是在翻译体诗歌文本下得到催生。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自由体诗歌的诗人们，能不在翻译体诗歌语感下存活的，没有几个！君不见他们的诗言诗语，言必某某国某某人。无非就是说明他的诗歌语感获得源头，或着是他借用某某翻译体诗歌文本，抬高自己的仿翻译体诗歌书写的诗歌文本的身价和谋求他人认可。在中国，没有专门的诗歌教学用的教材。诗歌学都以诗话的形式存在。所以有“二十四品”，谢灵运他们的“性灵说”，严羽的以禅入诗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王国维的“境界”说。而“口语”一说，仅限于从语言的某种现象去谈诗，皮毛的就是不懂诗为何物！更何况没有一首盖了“口语”戳的诗歌文本，超过了“性灵说”，“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或者“境界”说。动不动某国某人某说如何。好像汉语天生弱智的就是个外来语种！告诉你，你学的也只不过是诗的皮毛。其某国人某诗者的核心思想一点都没学到。他们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平等权，人的尊重，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等。你们除了卖弄小机灵，为哪些痛苦和水深火热的人们呐喊一声！这些小机灵，充其量连卮言都算不上！诗，不是分行就是诗！别把分行的散文冒充诗！诗者，象也！诗，不是语言某种特殊现象所能结构的。诗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它和其它的所有艺术一样，都是为了表达！诗，借助的语言这载体，要完成表达，就必然，赋，比，兴。完成文本上下句的衔接或暗示，完成表达目的。诗的理解和书写，是由知识结构所产生的认知高度所决定的。所以诗天生就有着不同于造句的书写！所以我说，诗是文学中的修辞！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艺术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治问题。任何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所以，是人都有活着和寻求活着的权利，也必须活着，更应该活着。无论画家，作家，诗人，也都是人。唯独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坚守。而普通人，或商人，通常是有恒产后才有恒志。唯独知识分子是无恒产有恒志的人。而政治的目的就是役使。而知识分子就是抗击役使，使被役使者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力，对权贵的特权制约。所以，今天不是科班出身就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有什么教授或职称的，就是知识分子！在这全民教育的今天，不是能遣词造句，就是作家，不是分行的文字语句就是诗！文学作品，本质拼的是现实境况下的个人独特的认知或者呐喊！诗，看的不是表象的句子组象，而是看文字表象下面，你到底说了什么！也就是文本指向。也就是古人的诗歌经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因为政治的首要因素，故在选材上就有不同的书写，也就造成读来隐晦或明了之感。有些诗歌作品，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是不能解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什么样层次的读者，读什么样层次的诗。什么样层次的诗作者的诗歌文本，也就选择什么样层次的读者。因此，诗歌是小众的。因为能真正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也是小众的。至于什么生殖器啦，乳房啦，下楼来玩啦，也都只不过是诗歌文化消费里的快餐便当，至于有什么用，反正也没死人！这些人，更别说用孟子所说的“恒志”来衡量他们。他们除了干吆喝和干咋乎，也都是名利之徒！至于自认“口语”，说是世界潮流。真的愚蠢的连一点文学常识都没有了。最简单不过的就是，人的指头都五个长短不一，缺一，人就是残疾！文坛，没有日月神教，只有人的思想各异！一统意识，就是独裁意识！这种人一旦独霸，比现有的独霸还要坏几倍！

      至于《车过黄河》，既然中华民族还不如你一泡尿厉害，可以放弃汉语写作，扣除大脑里李白杜甫。如此分裂和叫嚣“口语”为那般？一泡尿就能把一个民族抹杀，这是怎样的恐怖武器！美国或德国也不会有！诗歌，本是自娱自乐怡情逸性，不是展现名利场下的变态或龌龊！

      曹说当下诗歌没有1%，这都是高估当下诗歌的现状！文学作品，靠的是文本立命，不是精心的狗屁理论！文本是爷，狗屁理论是孙子！与其花心思写好狗屁理论，不如花心思写好自己的文本！曹伊之争，充其量也是三流之争。曹诗写的一般般，但没有脏话，人品略胜！

        曹伊之争，在我看来歪打正着地争的是诗歌的本质。就是诗歌的写作严肃性的问题！诗，作为文学中的修辞，必然要回归它作为文学所必须也是唯一被他人认可和审核的严肃性。书写或探讨人类或自己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役使和不幸，苦难和伤痛！因为人毕竟是有智慧的高等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具有主宰世界的能力。虽然人和动物都具有尿尿和生殖器，但人只有进化，不可能退化到尿尿和生殖器！科技推动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但人类所面临的自然对人的威胁依然存在，更别说社会内部彼此之间的种种矛盾要比其它任何时候要多的多。我们要有许多要去抗争。生活，不是尿尿和生殖器那么惬意！诗人毕竟不是瘪三或嫖客！因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担负着知识分子该担负的责任！

                2018.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