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议题，有三个前因。
第一，对于一件事情，我们很少有人放开了胆子去追问，“那么然后呢”，或者追问得还不够深。如果你在追问，或者追问得足够深，那么，我们会看出虚伪之为虚伪，会看出事情的根底，而非表象。这就像鲁迅的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我们就看出单单打破“玩偶之家”的表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来一场思想革命，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
第二，如何真正客观地了解，甚至理解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
雷纳·韦勒克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今天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创举。但是，作为后人，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全面地理解作品呢？我们看戴建业引用元好问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似乎并不完全信任诗人们自说自话的作品。可是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办？我以为，首先作品，还是应当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毕竟文字发之于心声。我以为为避免偏颇，这时我们应该看够同一作者或者相关作者在一个较为稳定和固定时间内的作品，文文互证，那么“真相”就可由定量作品中的公因数决定。第二，诗史相佐。史书可以佐证，但是不可尽信或只信一本书。流传下来的陶渊明的许多行状，有些并不可信。我们看《宋书》，知道历史的写作大多也是根据陶渊明自己的作品写的，或者只是传说，有些所写，一眼可见不一定真实。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其他文字，例如诗友佐证，而这些文字，同样可视为“史笔”。第三，看其他人的传记，寻找与本主的“相关量”，即相关于他和与他相关的人，以及社会的各种状况的记载，然后再佐证他的作品，也许可迹近真相。所以，研究一个人，一个写作者，偏偏因人害文，而后又反过来因文害人，从而忽略他的文字，怎么想也不合适。
而且，我们还有一种文学的研究思想，一部（一些）作品，一旦在人们的视野中建构起了诗人（作者）完整可信的文字世界，我们在研究作品的时候，又何必一定管他的人，或者完全受控于他这个人，以为凡文字必有出处呢？文字世界本身也是一座大厦。比如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外国如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其实，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许多思路因此已走入歧途，实不足观。虽然，内外独擎一方，很有可能失之偏颇，但我们也不应该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以为历史（或文字）已经作古，因此无可考证。
我以为，目前许多人对陶渊明有着巨大的误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我以为，从屈原到陶渊明，再到苏轼，是三座里程碑。屈原，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庄子隐遁山林的思路。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在祖国而非国家遭遇危机时，应该怎么办。然而，懂得了在祖国遭遇危机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可是如果无法实践爱国行为，怎么办？屈原告诉了我们怎么办，也等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可又似乎什么都说了。陶渊明的价值在于，一，将危机扩大，不只限于祖国和人民，作为人，人生、生命尤须关照；二，告诉了我们，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原来也可以不死。苏轼，则告诉我们，我们甚至可以不离开那个官场俗世，照样可以使本我自在，达则进，穷则守，得其自在。
可是陶渊明在艰难的时候，其精神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前两个前提下，我们要看一看真正的陶渊明，而不是所谓闲逸甚至隐逸的陶渊明，而应该是“任真归元”的陶渊明，这才是他不同于前人的可贵之处。
上：二文互证
《归去来兮辞》实质上与《归园田居》（五首）可为互佐，在关系上，这有点像是《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组作品。但是这是尽人皆知，不言自明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多说，只排列于此，供下文所用。
归去来兮辞·并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以上第一首）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以上第二首）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以上第三首）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第四首）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以上乃第五首之表：怎么做）
归园田居五首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馀。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这第五首实是辞之末节中行为的原因：怎么想）
这两部作品，可以互证。辞为表，诗为里，诗的前四首与辞几乎步步照应，但诗的第五首，交代了所有行为的原因。我们并不想说明陶渊明为什么要归来，而是想知道陶渊明归来以后会怎样，过一种怎样的生活，看到了田园怎样的面貌，得到了怎样的沉潜，获得了怎样的境界。
而这些，才是归去来兮的真正意义。
下：归来以后
我们从诗入手，看看陶渊明归来以后怎样。
守本心。
第一首诗往往为人们所称道，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课本曾经选了第一首，因此影响至远。我们姑且也不说这样的选择是否合适，但这却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影响，认为这首诗的好处在于白描和自然。
程滨说“此诗的好处就在于，此诗无深意，无含蓄，无曲折，无寄托，无奇想，只是一味自然”。（《与陶渊明生活在桃花源》）此诗果然无深意吗？这第一首诗中有一个看似不起眼实则颇关键的句子，“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我想说的是，这里的“守拙”到底守的是什么？或者，什么才是陶渊明要坚守的“拙”呢？
陶渊明自己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个“拙”似乎就是这个“自然”。但，这个“自然”是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正如与之对举的“樊笼”并不就是“樊笼”一样。那么，它的哲学意味是什么？而且这里的“自然”只是“反”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内心所执，也可以是返回的地方，而从与上文“樊笼”对举的关系看，似乎更偏于后者。所以，大概率并不是他坚守的对象，即不是那个“拙”，而只是“守拙”所需要的环境。
我们注意到，在《归去来兮辞》中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的行为。“门常关”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出去了，所以要关好门。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在家中，但是要把门关住，从而拒绝他人的来到。那么，陶渊明到底是哪种情况呢？
《归园田居》的第二首说，“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样出现了白天要掩门这个行为。我们再看它的后边，紧跟着有这样的句子出现，“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有时也和大家在村子里田野间走一走，说明陶渊明关门是第二种情况，是在“时复”以前。这也在《归去来兮辞》中紧跟着那个句子（“门虽设而常关”）的下边，作者随后列举的均为在家中的行为得以印证。《归去来兮辞》第二段写在家中，也与下一段写到田野形成对举，且不说。陶渊明是在大白天关了门的，“白日掩荆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下文才是“景翳翳以将入”呢。那么在白天关住家门，且不管他在想什么，至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无非是在拒绝一些人，一些事情，而“享受那独处的乐趣”。那么他到底想摒绝的是哪些人，哪些事情呢？我们在第二首中看到后边的句子是“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既然一起共来往的是农人（请注意，不是官场），那么可以说明陶渊明实际上将农人也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所以，田园，成为一个农人、“耕种”本身并非陶渊明想要追求的境界，不是要守的那个“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陶渊明无论在官场还是在乡村，其实是少有知音的，这就可以见出陶渊明的高洁与孤寂。
在这第二首中，作者紧跟着说，和农人见了面，说什么呢？“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但道桑麻长”，“杂言”是不说的。这“杂言”是些什么话？根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杂言”，第一，应该有来自于官场人事的俗务与烦扰，第二，既然前文曾经关门拒斥了农人，其实也应该有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追求，而与农人“但道桑麻长”，说明这追求既不是“桑麻”，又是难与农人道的。看遍全诗，又可知要“守”的只有这里了。那么当然，这种追求就是第一首中所说的“拙”，“拙”而需要“守”，可以见出少有人理解而尤难能可贵、容易散失。而这种容易散失的“拙”，又因为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以又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的。又所以作品一开始便说“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结尾又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的“自然”，再加上“本性”，以及第二首中对农人与官场同样的屏斥，因而当来自于内心，而确无法与他人道。可知，他要守的本心始于自然，其特征是在于卓然于众，不惟在官场俗务中不见容，回归田园后也同样无人理解，因而是孤寂，却又是不可妥协的坚守。
始于自然，卓然于众，不见容于世，而又不可妥协，这才是那个“拙”。
所以作者在第一首中对乡居环境的白描，就有点类似于老子笔下的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里的乡居生活，其实只是给陶渊明的守，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较为纯净的环境，这种环境既有“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的清静，同时也不需要农民的理解，他和农人所说绝无桑麻以外的杂言，但环境本身不是要守的那个“拙”。所以它——那个“拙”，更接近陶渊明个人的本性本心。这与屈原“回朕车以复路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有同有不同，另文专论，此不多涉。
在乡居生活中，陶渊明也会高兴，他高兴的是“桑麻日益长，我土日益广”，但也会有忧虑，忧虑“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陶渊明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农人，或者说，以一种真正农人的生活，作为冲破尘网、脱离樊笼的途径或者办法。
未遂愿。
第三首诗也是被人们在各种场合选用较多的一首，比如我们的中学课本就曾经选了第一首和这第三首诗。为什么人们会更乐于选择这一首呢？以下为揣测，不足为凭。
如果我们将第一首和第三首合起来，并把它们作为一组诗歌“整体”理解，（在人们实际的阅读生活中，恰恰如此）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因为第一首是写自己从官场中最初归隐那一瞬间的喜悦，其中收尾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时我们紧接着跳过第二首直接读第三首，便会觉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似乎是一种优美的田园风味，因为初返自然，而“带月荷锄归”，似乎就另有诗意与悠闲。人们往往会自动忽略“荷锄”实在是“在辛勤劳作”这一词语，而“带月”实际上指“劳动时间之久”。如“披星戴月”即指此类，披星戴月当然是指辛勤工作，辛苦劳碌的，如果排除审美意义，甚至道德意义，没有人会觉得“披星戴月”是幸福的。
所以，这种选法，当然是会给人一种误会，以为“带月荷锄归”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我们不知道选编者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偏好于一种狭窄的审美趣味，还是要丢弃什么，或者要掩盖什么？还是仅仅只是一种癖好。实际上，“带月荷锄归”美吗？我们看这一首诗的开篇。“带月荷锄归”的前面，写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草盛豆苗稀”，当然并不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真正的农民都不希望这样。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正是人们“晨兴理荒秽”的原因，但是你再看这句的后边，写的是“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上一句写早晨起来需要干活，而此处写的却是“夕露”，与开篇的“晨兴”呼应，写一整天的劳作。一天工作以后的结果是“道狭草木长”，可见理荒秽的结果并不理想，而未来还有更远的路需要走；如果这还不是结果，至少劳作结果还远远没有获得，所以这并不是一种悠哉悠哉的所谓闲适的田园生活。
尤其是诗的结尾，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既然说“但使愿无违”，那当然只是一种希望，一种祈求，而且，这个无违本心的志愿，当然目前还没有实现，至于以后能不能实现，也还只是一种幻望，所以你怎么能说“带月荷锄归”就是一种美好的境界呢？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的“愿”到底又指什么。陶渊明在第二首结尾的时候说，“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因此，作者的“愿”的第一层是希望庄稼能长好。不管陶渊明是要把自己当做农人，还是仅仅把回归田园作为达到彼岸的方法与途径，希望庄稼长好，都很正常。
那么第二层意思呢？我们知道，作者在第一首述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要守这个“自然之拙”，他自然是首先希望日子安定，可使得自己能够有保有自在的前提，至少暂时不要有衣食之忧。这个前提，就用最本真的行为（耕作）来获取，因为本真，所以需要“守”。可是，如果我们往下一首（第四首）去看一下，就会发现情况更加糟糕。第四首中提到了人们的集体离世，却没有提到原因，因而使作者感到“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因此，我们立足于第四首再回看第三首的“带月荷锄归”，就不一定那么美好了吧？程滨是这样理解的，“这首诗既可以看成通篇写实，又可以看成通篇比兴”，马上他自己也提出一个问题说，“渊明这首诗是不会与政治挂钩的，这里怎么又说他有比兴寄托呢？”他是这么解释的，“这是因为渊明此诗不是寓言政局时事的，而是寓言自己的人生体悟”。我以为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嘛，是因为这首诗确乎是在表达或者说记录自己的人生思索以及这种思索的结果，自不用言。为什么说也不对呢？不会与政治挂钩，也不一定就不能有比兴寄托，这要看比兴寄托什么。陶渊明这首诗，表达了对一些东西的坚守，同时也表达了对一些东西的屏斥。我们在上面的解读中，早已经看到陶渊明屏斥了许多非自然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官场俗务、政治局势，甚至也包括农人。农民其实在这里作为作者屏斥的对象，只不是如官场俗务，汲汲名利与人之本真相背离甚至相对立，但与自己所坚守的拙比较，这对象至少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不能够理解自己内心的一些人。所以比如农民，作者并不反感农民，但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内心，所以在对心灵的追求上，他其实也排斥了这些农民。所以，我们说，陶渊明退归田园，实在并不是立意要做农民，这就只是他实现内心所愿的一种途径。当然，这种排斥并不是对农民的鄙夷，而实在是因为两者并不是知音，所以难以也不需与其言道。程滨说，“其实渊明种豆与黛玉葬花，其行为具有同样的意义。渊明种豆，恐草之侵苗；黛玉葬花，惧泥之陷洁”，这个说法是对的。所以我认为，陶渊明内心的“拙”，和他所追求的自然，从“相背离”的意义上来说，官场俗务，与农民的但知稼穑，不懂其道，其实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这第三首，是陶渊明真正归耕田园（以后再没有出来过）以后的具体生活或者探求行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行为充满了艰辛，并非我们以前以为的“归去来兮”，田园牧歌，回归便一切大好。因此，我把回归定性为对理想的追求，或者说，这只是追求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田园，是过程，不是归宿，更不是结局，追求的理想在他方。只是这种理想并没有实现，而且实现起来过于艰难，如果没有第五首，那么就是说，这种追求最终也没有实现，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组充满了悲凉的文字，而绝不是圣境天堂，在这里，陶渊明既不闲，也不逸。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后面再说，现在，我们看第四首。
归空无。
我们通常会说陶渊明、王维是田园“诗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其实二人几乎截然不同，高下有若霄壤。
我们注意到，陶渊明对于田园生活或者叫农人生活，是深入而亲历的，并且与农人为伴同行。而王维则是田园的旁观者，在他看来，所谓的乡村风貌，田园风光以及农民生活是比兴的，是有所寓的他者。陶渊明身入其中的田园生活，对于王维来说，则仅仅是他所羡慕的对象（《渭川田家》）。在他那里，农民是没有辛苦与不辛苦的区别，田园存在的意义在于与官场的对立，又因为他的仕途偃蹇，因此也没有是否与自己成为知音的虞虑，便显得更为美好。然而，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王维这里，田园与官场是相反相成的，或者说，田园是可以暂避风雨的驿站。第一，他不会真正投入田园，他不可能理解到农民生活的艰辛，第二，即使投入了，一旦有机会，王维会迅速抽身而出，再投官场，或者改投别处。对于田园，王维应该说，“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所以王维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羡而已嘛，因此我们说王维远远没有深入的田园，是挂在墙上的一幅风景画。
其实，还有许多其他诗人（士子）均是如此，比如早于王维的王绩，与王维同时的孟浩然。甚至李白等人也不过如此。这原本也怪不得王维。但是，王维因此就不能与陶渊明并举同标了。因而王维本质上是属于官场的，他所求的目标也就是个人的、一己的因而是自私的，所以其境界则显得较为狭小；而陶渊明是深入田园的，他的所虑虽然有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但也是在考虑整个人或者说生命的意义，田园是他达成目标的一个方法与借途，他躬耕垄亩，别人也躬耕垄亩，但和一般农人不一样的是，他懂得垄亩对于生命价值的意义，他是自觉的而非自然的，所以也更为博大。这正如走在大街上，在熙来攘往的人流里，似乎面目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哪个只是庸碌之人，哪个又是心悬明月？如果田园也可以成为一个标准，那么，王维是低于田园的，所以更近于世俗，而陶渊明则又远远高于田园，较为洁净。
那么深历入田园其中的陶渊明感到幸福了吗？通过以上的分析，答案不言自明。下面我们看他的第四首诗。
第四首写了一次出行。最初我以为这一次出去，是为了访故。我错了。因为他说“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墟”是村落，比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虽然陶渊明试图让自己变身为一个农人，实际上，他既变不成农人，而作为一整个村庄来说，如果说都是自己的故旧故友，那也就不仅不太合适，而且未免矫情了。所以，至少不完全是访故，或者说，这一去不管是因为什么，却带来了意料不到的结果。同时，第四首的开始说“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我们也不太适合于把这里的“游”和“娱”简单的理解为“游玩”，姑不用说。所以从客观上看，这两句所写情形的残酷其实是和前边田园生活形成了对举，是《归去来兮辞》里的“或命巾车，或棹孤舟”。但他所去的村庄以前一定来过，所见的村人以前也一定见过，甚至可能曾经与他们来来往往，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因为他说的是“依依昔人居”，但这次他来了，却发现一村的人都已死去。“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给人提供了一种曾经的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温馨的乡居生活的画面，而此时，人已经成为故人，曾经呼吸可闻的人们，“死没无复余”，一村的人都已经死去（“此人皆焉如”“死殁无复馀”）。这一定是遭到了重大的变故，或者战争，或者瘟疫。当然，作者既然没有说原因，那么就说明他并没有把他的思路岔开，去探究社会问题，而只是在说人生的无常，所以紧跟着他说“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这是他的厉害之处。“此语真不虚”，是否也暗寓着作者曾经有过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十分可笑了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与他在《挽歌》中所说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形成了互释。所以，陶渊明的回归田园就和庄子的归向林泉不同，庄子的是明澈惬意的，而陶渊明则是滞浊哀凉的，陶渊明也就和庄子根本不同。这是个大论题，我们也暂且不说。
所以这首诗充满了虚无幻灭之感，而这种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放在了第一第二第三首以后，我们首先就可以理解，这种人的生命的无常与前文所谓田园生活形成了对举。提醒大家注意，我们上文的分析，“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给人提供了一种曾经的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温馨的乡居生活的画面，也是许多人想象中的田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许多人不是以为（陶渊明的）田园是超拔的、美好的吗？然而，仅仅到第四首诗，田园已成满布荆榛的“荒墟”。所以田园生活不一定就好，也不一定不好，也许还只算是一种不错的人生状态。在作品中田园生活和人生的无常是并列出现，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不管这样，还是那样，都”这样的一个句式，那么，田园生活也就没有比人生的无常更令人“有奈”。我们前边也曾经论证过田园生活仅仅是陶渊明追求的一种途径或者一种办法，如果真的算一种途径或者一种办法，至少说明了他是有所追求的，那么这里与第四首的人生无常进行对举并列出现，首先说明了这种追求的失败或者对人生理想不得以实现的无奈。
如果我们再想起《归去来兮辞》中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就可以知道陶渊明反复的把人和草木作比较，结果得出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陶渊明在人间也没有人理解，能理解他的那人肯定不在官场，甚至也不是农夫，更不是孩子和妻子了。他曾经在给孩子们写的诗文书信中传达出一种失望，有“室无莱妇”，家有“痴儿”的说法。（见《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诸篇）而这一组《归园田居》大家注意到了吗，第四首写出门的时候还是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的，但到了第五首却是“怅恨独策还”，这个不对等的“独”字显得孤寂而冷清。
所以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受了只选第一首和第三首的组合而造成误解的骗，所以局部绝不可以偏选，这就成了寻章摘句以达其失偏目的。
所以我们说田园是王维的理想寄托，却绝不是陶渊明的；你以为的美好是你的，绝不是田园的，更不是陶渊明的。陶渊明是超乎田园的，他的寄托应该是桃花源。桃花源里没有战乱，没有尘想，没有寿夭，没有阶级，但是令人可悲的是桃花源根本在人间是不存在的。
此时，陶渊明就太像王羲之了。大家还记得《兰亭集序》中曾经说过“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但陶渊明比王羲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他有第五首，他在试图寻找，或者回答。
顺天命。
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第五首。
首先，前四首说了归来以及为什么归来、说了刚刚归来以后的整理以及对新生活的适应、说了归来后的日常生活以及与人们的往来和息交，但惟有这首诗是思想的，更准确说是历经所有的喜悦与无常以后所获得的精神归处和精神面貌，而第四首“游荒村”也只是第五首的过滤器，和触发。
其次，这首诗的精神描绘在《归去来兮辞》中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归去来兮辞》是一册小人书，是表，而这第五首的出现使之更像一部哲学论著，像《何为良好生活》的立论所依。
这可视作《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共同的结尾，是所有行为升华的顶点，是前边所有行为乃至于文字的最终注脚。
我们来看这第五首诗。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我们还是从“怅恨独策还”入手。上文我们曾经提醒大家，第四首诗说出游荒村的情况。一是“试携子侄辈”，是几人同去的，现在则是“怅恨独策还”；一是根据到了以后，看到变化的惊讶，可知他们前往的时候，并不知道村墟已荒。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说一个前提，因为这是组诗，且有前几首的经验，所以，第四首和第五首紧密相接毫无疑问。可是，为什么去的时候是“试携子侄辈”，回来时却“怅恨独策还”呢？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孩子们去（此地或别处）玩了，自己一个人回来。第二是，虽然为组诗，但是所写的未必是一次前往的。
第一种情况，后文没有交代，根据文字的特征，可能性也不大，顶多说明了作者的怅恨无人理解的寂寞，而这种情怀其实在第二首“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中已露端倪。所不同的是，前一首是刚刚归隐，断绝的尘想更多官场世俗，这里更多是所有生命存在的形式。但不管孩子们干什么去了，都不完全影响结论的得出。第二种情况，说明陶渊明后来又去了荒村，但看到的情形依然是世界毁灭后的荒寂，如果非只一次，那么反复去等于反复想，加重了感慨的断定和分量，但实质是不变的。第三种大概人们想不到，是作者日后“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的回想，在回想感悟时，在文字表述上就不需要他人赘余在旁了。
但是，上边所列无论真相是哪种情况，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两首诗歌在情感和精神上构成意脉情感的相承相因相连，所以，几种情形的区别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提及一是顾及到有人可能会有疑问，第二想说明，无论怎样不过皆是真的突出了这种无人可知，也无人理解的寂寞，突出“幻灭”的彻底而已。
那么，幻灭以后怎样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文说，看到全村人“死没无复余”后，陶渊明并没有探究背后的原因，没有痛思和声讨。我们曾经说，这是陶渊明的厉害之处。对有些人自然而然的思路，比如杜甫，和后杜甫（探究杜诗文字掩盖着的哀伤），陶渊明根本就没有想，或者想了，发现结果不是自己所求的最终点，所以马上也就抛诸脑后了。这也是陶渊明之不同于杜甫之处，但不管怎样，对理解陶渊明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他要的是终点。所以，他就更形而上一些，直接想人的这一世，或者人这个概念，到底本质是什么。
我们看到陶渊明行在山中，就近取譬，说“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人都无法不想到先秦的那首《孺子歌》（《沧浪歌》；《渔父》的命名不足取），“以水之清浊，喻时之治乱，讽人之进退”（《大辞海·中国文学卷》），但其实在经过前四首大量的叙写后在文字取义上看则既是自然而然，又是无足轻重了，只是取“濯我足”，把“清水”同样否定了。而这一些，是经过观看各种世事，反思各种遭际带给自己的感受后说得出来的，所以，这是这首诗的开头，看到村人“死没无复余”后，还要再说“崎岖历榛曲”的原因，那是在思索，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路反思，甚至“几”路（如果真是反复去因而反复想）反思以后，诗人回来所做的已经只是与邻人欢乐。但这欢乐，一是尽量欢乐，一是及时欢乐，一是忘我欢乐。因为回来后，他马上拿出仅有的食物（只鸡）用来与大家通宵达旦（“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彻底地饮宴，所以，陶渊明看到一村成荒墟后根本不关心社会道德问题，“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欢”是因为“苦夕短”，看到了人生的无常，才去“欢”，而得出人生其短，应尽其自然之性，尽量让其充满欢乐与顺其本真，此时，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无关。（原文见鲁迅《这也是生活》）
因此，只这一首或者只这几句，就具有了重大意义。首先，是前边所有率性行为的精神依据。其次，是超越“《兰亭集序》们”的重大进步。当然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第三，这就决不再是闲逸，而是通透，是循顺，是自在。最后，这种通透要在数百年后的唐（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和宋（苏轼《赤壁赋》）才能再出现了，而循顺和自在，却依然远远没有做到。这大概才是陶渊明的价值与意义。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五首诗逐步盘升，意脉一贯到底。程滨说“渊明归园田居后的这一段生活，其所坚持的境界真的是在一步一步下降，由自己所推崇的‘神’几乎一路降到了‘形’”（《与陶渊明生活在桃花源》），其实他错了，认识到人之本质，且顺其本真，这不是下降，而恰恰是上升。
另外，除了《归去来兮辞》为其表外，《形影神》则可视作注释，请参看。
我想要说明的是，陶渊明的回归田园是抗争，而回归田园也是追寻的手段与途径，然而归来后看到的有融不进去的耕作与乡居生活，还有全村覆亡的残酷景象，因而他的田园绝不是闲逸，而是无奈，以及无奈以后对人的原始本真的循顺，与融入。循顺人作为生命的原始本质，把它融入到它所应属于的时间之河中，静静地流淌过去，就像河流里的每一朵浪花，甚至水滴。循顺，因而得其自在。
陶渊明的田园并不美好，第二，田园并不是陶渊明追求的目标，第三，身处田园时的陶渊明并不闲逸，第四，在这样了以后，陶渊明选择了循顺。所以，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原来也可以不死，无论身处何处，探寻，然后循顺、自在，得其大化，这大概是“陶渊明”这一哲学概念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还陶渊明的本真意义，这是本文写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