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病呻吟
草根的我不太理解文学却一直喜欢文学，就像喜欢一个人却不理解他。所以我不敢大谈什么文学不文学。
我不懂这算是不是悲哀。也许是上天的注定。
近日看到李敖大师以前写的文章犀利评论，这评论大刀阔斧又一针见血，指戳我心。感觉他的评论对我很有借鉴与欣赏的诱惑，一向喜欢与朋友分享喜悦的我，现搬来与文学派派友共同分享，从而在文学上共同进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文化。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这是李敖大师当年帮国文老师评学生作文时发出的感叹，他说普遍的作文人云亦云，没有个性，就谈不上什么出色、特色了。感觉他说的像是针对今天的我写的文章一样，我时常会反省自己为什么犯起这样的毛病？也许是自己头脑发育尚未成熟，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写出来的文章自然而然就成了“狗屁”了。有一天，不小心会被别人误以为是“狗”，那时连跳墙都来不及的，所以恶习要改呀。
“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还不失为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看到这里我不禁失笑，却感到浓浓的悲凉。难道写的东西都是与“狗屁”相映成趣？文章虽多，但却没有很好的文章。看来我们年青一代要加大力度博闻强识，思想上的奋起直追。后生可畏呀！
看完笑话后，李敖大师还给我们列出了评判所谓“狗屁”文章的参考。他说“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的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从这可以看出写文章应该有清晰的思路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还有写文章时是要与文笔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还是草根的我，这些都是需要我去不断地积累和磨练的。
有的文学派派友常会犯起这毛病，没有标准，喜欢说好话，却很少批评提建议。“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严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李敖给了们一个诠释，他理直气壮说：“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的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决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著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好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前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远（大概是胡适印错）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越来越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他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这是小学时候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受爷爷写毛笔字的熏陶，潜移默化，每一天的书写习字像是我一天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每次练字都是选唐诗三百首来练的，诗抄多了也就有了诗路。也许是书法和文学是相通的吧。
每每春节来临，爷爷都会给邻里写对联，每一次爷爷写完一幅，我都会去读读，念念，甚至背背。如“大好河山增秀气，非凡岁月展雄才”，又如“福星高照全家福，春水长流遍地春”……每一次看到爷爷一副气定神闲的写出富有喜庆充满希望活力的春联时，我赞叹不止，不仅赞叹爷爷的字老练，而且还超喜欢对联上的内容。文字这一东西又在我心里发芽，时不时痒痒的。
过完了最后一个“六一”后，匆匆步入初中。初中的语文老师喜欢夸我写的字，久不久还把我的作文拿到班里读。我喜欢陶潜的优雅的田园生活，喜欢李白无拘无束的洒脱，喜欢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喜欢苏轼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诗句，喜欢李清照柔情似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文学派
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管我们写得有多烂，文笔又多差，有多么的“狗屁不通”这只是我们的开始，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地去探索与完善，只要写的是自己的真实故事和想法就好。
记者：马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