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游历欧美各国后，我就很少再在上海专程浏览“老建筑”，一是因为前几年已经把徐汇、卢湾、静安、长宁、虹口、杨浦等星罗棋布的中西各式“保护”建筑跑得差不多了，二是相比欧美城市，上海的“万国博览”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之感。但既然到了丽都花园附近，那就去武康泰路段怀怀旧，看看这块青少年时日日相见的地方。
第一是康定路涵养邨老家。
虽然84号房子还在父亲名下，但老爸，包括妈生前都已决定将这幢旧居给了小妹竞兰。此屋迄今已出租近十年，可以肯定地说，不论老宅是拆迁还是保留，对我来说，它总只是我的故居而已。
涵养邨84号的房子是父亲70年前用一根条子顶下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十两金子（373克）买了使用权，我在爸妈入住一年后出生于此屋。在这所谓“建筑面积”53点几平方的小屋里，爸妈住了60年；我从建生到迁居闸北也在那儿生活了40年，虽然其间有十一年半复旦预科与崇明的“迁出”。
84号原来叫119号，当年也有邮政编码的，1949年后门牌号改了，邮编和“夏时制”之类国民党用过的东西都被废除，那时我才3岁，记忆中已没有邮政编码的印象了。
屋是楼上楼下两间，“居住面积”各17平方。楼上是爸妈的卧室，一堂柳桉的黑漆家具。1955年前，爸妈带阿皮睡大床，我和永兆睡小床；楼下原为客堂，1949年前家里佣着两个娘姨，搁了行军床睡；阿婆（读作沪语“盘”音）在家时，和娘姨一起睡楼下；1952年汤老先生来沪也借住过半年；1954年3月祖父从宁波到上海后一直起居在客堂。
楼上房间很亮，朝南是一门三窗，门窗外是六、七平方的玻璃天棚，南墙上方有2扇1.3米见方的大窗，南窗和天棚都可开启，夏日早晚非常惬意。房间呈梯形，北宽南窄，东北角约成70°，安装一抽水马桶。墙壁在1949年粉刷过一次，妈选了湖蓝色底加叶状花饰，雅致亮堂，配上两幅字画，温馨宜居。
楼下比较暗，朝南一扇腰门，借天井亮光；朝北是不足一米宽的进出门和一扇两开窗，窗前三、四米处是124号张家客堂，所以挡光。楼下除了正中一盏大吊灯外，就是一张红木八仙桌和一些旧式家具。墙壁是粉红底滚银色帆船花饰，我在样本上拣的，倒也不难看。楼下最败糟相的是地板。康定路地势低，记得1950年夏天“做大水”，家中进水，地板就出问题了，62年又是一次大水，企口板几乎全部损坏，直至1965年房管处把七翘八裂的木板换了水泥地。
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印象深刻，记得童年时119号门外还有一扇小木门，上方装有一盏门灯，虽然小门和门灯没几年就坏了，拆了，但我记忆十分清晰。
涵养邨是一条有65幢带大小卫生二层楼房的新式里弄，弄堂口是一大块黑白相拼的马赛克地面，西侧安了个门卫室，劈面朝南是一幢4层黄色釉转贴面的大楼11号，很有气派，西南一大间50年代先后用作银行和居委会。门口是烫衣作，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从早到晚不停地操作，收发衣裤从无差错。桌板右上是两块黑板报，最初由沈先生捉笔，二舅也写过好长一段时间，54年祖父定居后一直作为居委会文教委员负责黑板报整整10年。
涵养邨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弄堂，从早到夜叫卖声不断：送牛奶，卖糕团，打豆腐，收旧货，歪嘴巴面包，光明牌棒冰，赤豆粽，沙角菱，叉烧包豆沙包，酱生姜甜酱瓜，应时瓜果，九雌十雄，新鲜马奶，檀香橄榄，还有什么㘅牌算命，摸长生果酥……。直至三面红旗来了，震天价的口号声把各种朗朗上口的叫卖声盖了帽。
84号在第三弄最末一家，从外面（西）进来（往东），看到东头是124号张家的铁门，里面有弄堂与曹家花园（后来的儿童医院）隔离的黑漆竹篱笆，再高处是花园楼宇的法式烟囱，左右都是新里建筑，蛮有气派的。这条弄堂在方圆几百米中是最高级的。84号算是整条弄堂中最小的一幢房子。
1955年春节，外婆家去了南京，从那时起至1958年夏外公提前退休回上海，我家在144号住了三年半。
外婆家的房子比我家大得多，“建筑面积”有110多平米，房租也是84号的一倍。1949年以后，涵养邨的房租按半幢、一幢、二幢等等级收缴，84号属半幢，弄内大部分房子属一幢，也有二上二下的算两幢，当然还有个别如11号不知算几幢。在当年物价不大稳定的情况下，上海用“折实单位”合算职工工资，父亲的工资是410折实单位。房租真便宜，84号算10个折实单位，144号是20个折实单位。一个折实单位后来固定在5450元，所以当年我家房租付54500元，即现在的5.45元，这个租费一直维持到80年代中期。
144号原来编排为140号，30年代是用我祖父的名义顶下的，因为当年祖父在国泰银行经管涵养邨物业，顶金和租金都享受九折优惠，两亲家本是连襟，信得过的，所以到60年代我看到外婆家的水电费单据上户主姓名还是祖父的。
55年搬到外婆家实质是“管屋”。我家住楼下客堂，二舅住楼上，亭子间借给了二舅的朋友吴怡嘉，三楼还空着做客房。客堂朝东，四扇落地窗，高逾两米，每扇宽约60厘米。窗外是天井，面积十来平方，天井东是大门，平时不开，进出都走西向后门，门上有外祖漆书四个三寸见方魏体大字“钱湖忻寓”。客堂很大，西阔东窄，呈直角梯形，约有二十五、六平米。我和兆弟的小床放在房间东南直角的那边，东墙落地窗南挂着一副吴湖帆的行书对联“为爱鸟声多种树，因留花气久垂簾”，我每晚睡觉时就对着这几个字，印象至深。
二楼原是外婆的卧室，因为房间呈梯形，就用木板隔出一个储藏室，还分上下两层，我们称它“暗弄堂”。卧室的家具很普通，东面四扇窗下是外公的写字台，正座一把“太史椅”，两侧两张木椅，我和六舅总是各踞一侧，看书、写字。大概隔“暗弄堂”就是按此尺寸设计的。
144号坐落在一条不足10米的小弄堂里，一弄两户，邻居沈先生是哈同洋行高级职员，涵养邨142号是他的小公馆，4个儿女生于1940~1947年，两个儿子比我稍大，都是儿时的玩伴。对门3户，除了忻林记外，另两家前门都不开的。所以这条三、四米宽，八、九米长的小弄堂就是3户人家的市面。小弄堂北靠鸿章纱厂，那时叫国棉十三厂，在三米多高的围墙上还有竹篱笆相隔，厂里的广播喇叭每天都放时尚音乐，如“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那时，读书是非常轻松的，每天只上半天课。因为从1956年“公私合营”后，大任小学也成公立的了，泰兴路国华商店旁边一条弄堂里的“智民小学”并入大任，合并后改名“淮安路小学”，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六、七个班级，弄得课堂紧张起来，于是中、低年级都实行“两部制”，一个礼拜读上午，一个礼拜读下午，另半天搞“温书小组”。有一次我们在“阿彭”家的“涵养邨温书小组”遭妈突袭，发现我们根本没在温书，妈就找学校协商，和陈因达一起退出了小组。我俩常在小弄堂里搁起两块铺板打乒乓，别的同学“下课”后也来玩，总要弄到天黑。
小弄堂最热闹是暑假，外婆受不了南京的“长江三炉火”，每年夏天都来上海住一、两个月。沈家和忻林记对门，两家就在三、四米宽的弄堂里架起了一幅10来平米的竹帘遮阳。于是，不管上午、下午，竹帘下总是嬉戏不断，沈家兄弟、六舅和我是Bonbon、升官图、彦肉棋的长搭子。
值得一记的是144号前门口打乒乓的热闹场面。59年25届世乒赛容国团荣获男单冠军后，中国顿时掀起了一阵乒乓热潮，涵养邨也不例外。外婆家早年有一张乒乓台，自三舅去西北后就没再用过，一块靠在天井的南墙，旁边堆了几十只酒甏，另一块被搬到84号靠在祖父的床侧作防潮用。五舅那时在陕北中学读高三，要搞什么一级劳卫制、三级运动员，于是集中了四、五个“劳动力”，搬回两块木板，在前门外六、七米长的小弄堂里搭起了这张破旧的“标准枱”。这一来，引得整条弄堂十七、八个会拍两板的中、小学生蜂拥而来，大弄堂也挤满了人：阿彭、三达、陈锐、因良、阿五、阿七、行寿……，轮到上枱的兴高采烈，排在后面的跃跃欲试。五舅是人群中打得最好的，只有六舅的同学周纪应可与匹敌。用现在的思维简直难以想象，面临高考的五舅还有如此雅兴在弄堂乒乓枱上“拜大王”！
1958年夏天，外公提前退休回沪，我家就搬回84号。那时我已经能帮爸一起搬家具了，都是借道104号阿彭家走的。
离开84号3年半，这幢小屋已作为危房改建过了，原因是1956年那场强台风。于是，两扇大南窗被封，玻璃天棚也只留下了中间一条，而且不能拉开了。这样一弄，原本敞亮通风的房子被搞得又暗又闷，经交涉，房管部门总算给我家开了扇不足1平米的东窗。
搬回84号不过半年，永兆患了腰子病，我就睡到楼下去了。阿娘来上海就借宿144号三楼。
这一阵，社会上够混乱的：满弄堂的大字报刚弄干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又闹得沸沸扬扬。接着为1070万吨钢，把弄堂里的铁门、铁栅栏，甚至破铁锅、煤钩……，凡是带“铁”的东西都搜刮干净，送去炼钢；第一弄东端44号门口竟搭起了个“小高炉”，阿姨妈妈们蒲扇搧搧炼起钢来。12号张杏荪家的双客堂成了居民食堂。涵养邨与余德里的隔墙被强行拆除，又与隆智里、润德里打通，好端端的一条新式里弄硬是和破旧的老式石库门混在了一起。
轰轰烈烈地闹腾了两年，神弗福焉！六亿神州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洋泡泡，顿时蔫了下来，整整3个荒年，天灾人祸，生灵涂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家从1960年开始也出现很大的变故：除了经济极度窘迫，兰妹出生，加一个“出窝娘”；阿姨的独生子念念也寄居我家。真不知这么多人是如何挤在这小小两间屋里的。
1962年夏，我进复旦大学预科住读，直到68年发配崇明，其中还经历了近一年的肺结核休养，6年里在涵养邨和江湾复旦第三宿舍两地生活；此后在崇明5年半。那时居家人口骤减：念念回合肥，兆弟宿吴泾，祖父去世，阿皮插队，爸去干校；家中只剩妈和兰妹……
熬啊熬，盼啊盼，总算在1974年初回到了这个家！此后1年，王玲玲回沪，第2年结婚，第3年生子。在楼下17平米中隔出一半作为我的婚房，留给兆弟一张铺位，还得有一条走廊。这样的生活维持了10年，直至1985年冬我迁居闸北。
第二是淮安路240号（现康定东路20号）的大任小学。
我从1952年9月1日进大任小学幼稚园到1959年7月小学毕业，受业整整7年，那是我的母校。60多年了，但校园、老师、同学，乃至求学时的一情一节，至今不曾忘怀。
大任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风良好的学校，我一时无从查考它始建何时，但我知道1928年出生的姨母是在大任小学读书的；比姨母小2岁，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党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的二舅也是大任的校友，我读书时，大任小学的工会主席、幼儿园园长、烈士遗孀王柏龄老师还常问我忻可坊好吗。王老师是二舅的班主任，很喜欢这个好学生的。30年代的大任小学就在涵养邨弄堂里，妈回忆说是32号和36号两幢房子，学生们每天早上在弄堂里做操。
抗战胜利后，大任小学迁至淮安路（原称麦根路）240号。有案可稽的是1946年陶行知在那儿多次作《生活教育创造史》演讲，还有沈钧儒、郭沫若、吴晗等社会名流莅临。当年大任校长戚逸影女士也是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不幸于1957年成了右派。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戚校长逝世消息见报时，我还写过一段怀念大任小学的文字。
我进大任，戚校长已调任别处，只记得一年级时听过她作为志愿军慰问团成员从朝鲜回国后的一个报告，那天下雨，我们都是坐在教室里听广播的。那时校长是梁宝珠老师，不久她就被调到威三当副校长去了。
妈曾告诉我，当年去大任小学报名，我报的是二年级，六舅报三年级，梁校长问了年龄，说就是从那年开始必须按规定的出生年月上学。于是六舅读一年级，我只能进幼稚园。那时太老实，又没有身份证，也不查户口本，随便多报一两岁不就行了嘛。
大任幼稚园和小学在一起，只是操场中间用木栅栏隔了一下，幼稚园的活动场所大约20米长，3米多宽；一间教室，朝南，蛮大的，四十个小朋友，一人一把小木椅，靠在东西两壁，6人一张长方桌子，吃点心和午睡时摆出。一位老师，一个保姆。
第一学期的老师姓尤，二、三十岁，讲上海话，10点钟吃点心前要起立唱歌，也是上海话的：“排排坐，吃果果，幼稚园里朋友多，朋友多，好唱歌，唱起歌来歌声多。”然后齐声“先生请用，小朋友请用。”坐下后，两块饼干，半杯豆浆。中午、下午放学时也要用上海话唱：“再会小朋友，再会，再会，先生再会，小朋友们再会。”尤老师长得蛮漂亮，那时三舅“支援大西北”在宝鸡银行工作，回沪休假时，特意到大任小学来接我，还和尤老师交谈了一阵。其实人家早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第二学期的老师姓张，四川人，中年女性，讲国语，和保姆华妈妈交流老出差错，只好请小朋友“翻译”。对张老师，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斯大林逝世，她哭了，哭得很伤心，惹得好几个小朋友跟着一起哭。几天后，张老师教了我们一支歌，我记得很牢：“有一个老公公，他的名字叫斯大林。全世界小朋友都欢呼着他的名字。斯大林，他的名字在哪里，那里就得到胜利，斯大林，他领导我们，前进啊向前进，斯大林，他领导我们永远向前进。”
大任幼儿园先后不过三、四年，56年大任“市立”，幼儿园也就撤销了。然而我对这间教室，教室门口的法国梧桐，以及滑梯、木马、跷跷板印象极深，至今没有忘怀。说起滑梯，又想起一件事：我自幼体弱胆小，进幼儿园几个星期都不敢滑，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借住在我家的小岳（音）阿姨带我到学校，不知怎么就把我教会了。她是舅姆的小妹，现在大概80多了吧。
1953年9月1日，总算捱到读一年级，可以从大钟下面的5级石阶走进学校大楼了。
大任小学坐落在淮安路一个凸弯处，占一幢维多利亚式三层大楼的一半，20来间。用现在的眼光看，大任的规模实在太小，但在当年，武康泰乃至周边地区没一所可与它相比的学校。我读一、二年级的时候，大任是私立的，称上海市私立大任小学校，学费27万，加上书杂费，每学期都要缴30来万。对于那时一家好几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长来说，一年两、三百万的学费可真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当年大任小学的生源多来自涵养邨、永平里、三德坊等几条比较高档的里弄。大任小学的老师都是很有资格的。我经历的几任校长：梁宝珠、谢恩浩、刘恭椿、程粹华都是硕学之士；教过我的老师：沈亦清、沈伟真、王兆基、袁清、黄学能、周曰濂、胡湘云、张仲华、季三媛、富裕德、富依云、梁慧珠、管美德等也都德才兼备，堪为人师。所以，大任小学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信赖的，就以1959年我考初中的那年来说，当时新成区最好的学校是育才，小学质量的好坏常以考进育才的人数为主要评价依据。这一年育才招生200名，报考者3000余。全区以二中心进育才的最多，其次是北四，第三就轮到大任了，两个班进育才11名。
对于大任教学质量和师资，还可以我幸存的几份《成绩报告单》和《学生手册》见证。我的几位班主任未必有多高学历，甚至可能只有初等师范程度，但看一下她们写的“操行评定”就足见她们的认真。再看现在高等师范毕业的，甚至硕士，哪个有这么规规矩矩写字的？即便当回事写也达不到这等水平吧。
以后，兆弟也从大任毕业进了育才；80年代丰丰又设法就读大任小学。世界真小，丰的班主任黄天亮竟是我毕业班班主任富依云老师的儿子。
从抗战前姨母就读大任到80年代丰丰再进大任（大任从56年后先后更名淮安路小学、淮安路一小、康定东路小学），足足相差半个世纪。我对这所已不复存在的母校是十分感恩的。
“康东小学”结束于丰丰毕业后一年，校址的门牌已改为康定东路20号。我常走过那地方，大门紧闭，楼房颓败，“为什么把一所历史悠久，卓有成就的学校撤销呢？”我非常遗憾！
本世纪初，大概是苏州河综合治理的缘故，大任小学两侧的一些旧建筑都拆除了。有一次，我路过那儿，见大门开着，就走了进去，一个像施工队小头头模样的问我找谁，我说来看看这幢房子，并问他是否拆除。当他得知我50多年前曾在这儿读书，态度马上变得缓和，还给我递烟，聊了一阵。虽然他的满口“戳那”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我从他口中了解到这幢大楼，包括大任东边原被药厂占用的那一半都将维修保留。我莫名其妙地感谢了他一番。
如今，康定东路20号大楼已经整修一新，围墙北移，原来的操场没了，变成墙外的一个喷水池。马路没变，还是弯弯的，窄窄的，但公交车早已不从这儿走了。马路对面仍是三余里、世德里、泰来里、归仁里，一点没变，这几条弄堂里都有过我的同学。校园的北面，建成了“蝴蝶湾”绿地，和苏州河岸连成一片；西面的三轮车工会旧址上盖起了一幢小洋房，作为少儿图书馆；开美科药厂，现在知道是张爱玲故居，被用作石二街道活动中心；义泰兴煤球厂内在上世纪70年代新建了康定路泵站，最近听说要河畔要建一个游艇码头……。
我不清楚这幢修缮后的大楼将作何使用，但我知道它绝不会再成为一所学校，一所像大任那样永远值得记忆的学校。
第三是康定路东段，就说泰兴路至江宁路这一段吧。
康定路原名康脑脱路，在老市区西北部算是一条上档次的马路，交通便利，店铺栉比。涵养邨坐落在康定路东部，离东端的泰兴路只百来米。康定路和泰兴路的相交处是一个直角的顶点，而与这个直角对称的东、北两条边都叫淮安路，三条马路组成了一个“十字”。十字路的东北角是义泰兴煤球厂，西北角是儿童医院（原曹家花园），东南角是开美科药厂，西南角是永源盛布店。
我每天上学都出弄口东行，穿过淮安路到校，以后读育才也必走这条段路。整整10年，少说走了四、五千次，印象深刻，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涵养邨是88弄，坐北朝南。向东：86号是一爿布店，我一年级同桌的就是布店的大小姐，黑胖女孩，这家店公私合营前就歇业了；84号是大饼摊；再往东是“一室太和”裁缝店、余德里、鞋铺、大中堂中药店、宝成功西药店、美琪商店、水电行、算命铺；最东是儿童医院，它的围墙长达三、四十米，58年搞大跃进时，粉白的墙面上画着色彩丰富的钢、煤、粮、棉产量目标，极有水平。对马路：涵养邨对过是87弄“春江浴室”，买小菜都要穿这条又窄又长的弹硌路小弄堂到武定路菜场；向东依次是全乐里、中南饼家、豆浆铺、源昌食品店、水果店、两友杂货店、三德坊、良友理发店、陈时夏酱园（后改作中国人民银行）、永源盛布店。
多繁华的100米马路啊！16、19路电车，72路公共汽车都经过这儿。我居住涵养邨几十年，对这些店铺都很熟悉，随便讲几家听听：
84号大饼店业主王天发，现在如果活着大概百来岁了，他老婆还健在，兰妹说最近去涵养邨还见到过，也90多了。他们的子女有几个比我大，我上小学时已经在摊位上帮忙了。王天发非常勤劳，但不知怎么会被搞成右派还是什么的，那时祖父还在居委会帮忙，王天发时来求助。58年大炼钢铁时，他和“释放分子”张启煌等一起被罚在弄堂里锯铁门。灾荒年时，他的大饼铺被迫关门，铺面成了饮食公司的仓库，他的手艺也从此作废了。
宝成功是一家小小的西药房，老板30多岁，生得清清爽爽，白衬衫，米色西装裤，一条背带，一双皮鞋；老板娘好打扮，在50年代似乎有点过分。记得57年反右贴大字报时，外公正好出差来上海，帮妈写了几张，其中一张我至今记忆犹深：宝成功，老板娘，神气活现蛮登样，画皮剥开露真相，快快交代莫延宕。很有水平的打油诗，很典型的大字报。老板娘侥幸没反进，但药房关了，这对夫妻也不知所踪。
对马路源昌是我一直下顾到离开康定路的一开间小店，坐南朝北，门面摆满了各种档次不高的食品，门口还挂着一块“公用电话”的牌子，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总有三、四十年光景附带着传呼电话业务。老板矮墩墩的，蛮壮实，头发有点卷，踏一辆“老坦克”，批货也踏，叫电话也踏，整天忙碌不停的。老板娘是个标准“宁波女人”，生了好几个儿子，都比我小几岁，老板娘和妈蛮讲得来，几次要求与我家结亲。从50年代中期合众、中南两家歇业后，源昌就成了这百来米街坊唯一的食品店。我家也算源昌的“老主顾”了，至少下顾了它几十年的生意。70年代末，有一次去给丰丰买面包，我叫了他一声“老板”，他激动得猛地抬起头来，那双已经浑浊的眼珠都发出光来，本该一角二的奶白面包硬要找我一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世纪交替的年月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驼得很厉害的老人了，然而他仍旧推着那辆“老坦克”，行李架上捆着两大盒东西。七、八年前，康定路南侧改建，源昌拆迁了。这对老夫妻如果在世，也都90多岁了。
康定路东端的儿童医院是这一带的地标性建筑，它那三幢体量硕大的法式洋楼迄今在武康泰地区还是首屈一指的。原来这地方叫“曹家花园”，小时候阿凤常抱我去玩。50年代初，曹家花园被征为上海市立儿童医院，我就不再进去了。1956年秋，84号作为危房进行改建，封掉南窗开了扇东窗，窗下就是儿童医院的广场，广场上经常放映露天电影，我家东窗口是看电影极好的位子。至于我再进“曹家花园”则是1970年的事了，那是因为兰妹哮喘住院。当年探望病人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从崇明回沪去儿童医院看她，住院部不到时间是走不进的，但我很熟悉院内的道路，从门诊部进去，三拐两转就到了兰妹的病房。上世纪末，儿童医院迁到北京西路第六人民医院原址，康定路2号这三幢大楼就成了卫生局的某个机构。现在这儿叫康定花园，被好几个申康属下的企业占用了。
涵养邨西：坐北朝南的是合众食品店、咸货行、大饼店、老虎灶、隆智里、泰康顺米店、逸庐、大德祥烟纸店、大明造纸厂（二、三十年代徐园所在），再往西，如夏顺泰等几家店铺在50年代初就先后歇业，幸存的是19路电车站旁的星天食品店和 “兴隆馆”。值得一提的是“兴隆馆”这家一开间的小饭铺，大概是店名起得好吧，真是生意兴隆，即便在文革期间也顾客盈门，8角一斤的糖醋小排和1角5分一大碗的脚圈黄豆汤每天都卖得精光，七、八十年代时爸也常去买那里的黄豆汤；近江宁路有一家建材行，石灰调得直冒气泡；拐角处是烟纸店，卖邮票和公交月票的。
坐南朝北“春江浴室”以西依次是煤球店、生煎馒头铺、泰康南货店、金裕邨、老酒店、荒场地（现辟为昌化路），再往西，有烟纸店、张振余酱园、康乐里、联合诊所、惠福百货店、万红照相馆以及西药房等，江宁路转角处是附近一带最大的康禄食品店。
合众的“白雪公主”是我童年最喜爱的冷饮，阿姨下班时看到阿凤抱着我在弄口，必定买给我吃，公私合营前这家食品店就打烊了。咸货行老板“大块头”和善可亲，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兴隆，可惜好景不长，也是1956年前后就再没见到这位肥头大耳满脸笑容的胖子了。泰康南货店是三日两头光顾的地方，小时候，娘姨抱着我去买东西，老板总弄一小块冰糖塞我口中，回家要是给阿婆得知，那娘姨要吃排头了；几十年，我家一直是泰康的老主顾，爸60寿辰那天，我去泰康买菱粉，结果给了一包发酵粉，弄得好几个菜味道怪怪的，翌日我去泰康交涉，人家很客气地上门道歉，还赔了10元钱。联合诊所，后来叫江宁路地段医院，院址是周家花园，啤酒厂老板离开大陆时充公的，65年我患肺结核，连续3个月，每天到此打针。最为兴旺的是泰康顺米店，从1955年起，居民粮食定量供应，购粮证、粮票应运而生，米店随着百姓恐慌情绪的膨胀而生意日盛，店址也从泰康隔壁迁到对马路的隆智里旁，店面扩展一倍以上；59年后的三、四年灾荒期间，泰康顺更是独领风骚，店倌再笨再丑，找个对象不用愁。还有张振余、惠福、康禄……，哪一家没几句可写的！忘不了的生活经历啊。
俱往矣！涵养邨、84号、144号、大任小学、康定路，乃至灾荒年间的育才、武康泰的各条弄堂，聚丰、大昌、杨同兴，还有“悦立千载业，采飘万里香”的老字号食品店悦采香……。
1985年，我迁居闸北，康定路这块出生、成长的故地渐行渐远，到本世纪初慢慢消失了：84号出租了，我再没去过；大任小学除了房子还在，物是人非，不知还有几个人记得；康定路变得萧条冷落，复非当日模样，所有店铺消亡殆尽，交通也只剩半部19路了！
涵养邨即将动迁，84号当然随之消亡；大任小学，乃至整个武康泰地区都已变了样。我怀念那些过往的东西，回味着，不管它是苦还是甜，写一段文字就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2015.11
后记
84号动迁了。爸妈遗命把房子给了兰妹，所以动迁的事都是她在处理，从前年5月起整整搞了一年。去年5月23日兰妹交掉了钥匙，从此71年的旧居易主。
所谓“穷人发财靠动迁”这句话倒是一点不错，涵养邨公房动迁单价都在4万以上，10幢私房则在6万左右，而实际到手的钱，包括各项奖励又可翻上一番。84号54平米的动迁费竟高达683万！144号是72、73地块单价最高的，为62400元，核算面积112平米，据说业主到手1500多万。
兰妹为买新房也煞费心思，东兜西转跑了不下10处，我也陪她看了好几家，但不是这个不好就是那个有问题，没一处成交的。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元旦后的一个下午，丰丰陪奔在门口打羽毛球，突然听说36号102要卖掉房子，500万，他马上上楼告诉我，问我要不要迁居底层。我确证消息后，当即给兰妹电话，她也觉得非常合适，立刻和小李一起过来，到36号洽谈。
真如兰妹所说“老头在头上旋”，房产交易十分顺利：合同、定金，中介费、首付，一气呵成，并约定5月份付清全部房款，8月份交房。
几经交涉，兰妹终于8月1日拿到钥匙，开始装修。又几经努力，终于赶在10月24日玉玉出嫁前装修完毕。至此，兰妹的两件大事圆满告成，并把所有购房余款全部分给兄姐。
我自始至终支持兰妹的继承和买房，虽然极不情愿把51万巨款分给陈某，但那又是共产党现行政策下无可奈何之事！
春节前兰妹乔迁入新居，我书“天赐纯嘏”横匾以赠，又叫兰妹取回84号门牌，供奉爸妈像前以慰二老在天之灵。
涵养邨至今未拆，倒是住进了许多外地人，这样也好，一直留着更好，我还可以不时去走走，看看，忆忆往昔，怀怀故旧。
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