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友好文分享‖"黄袍加身"非不为---谈曾国藩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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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人物介绍: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后逐渐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平定太平天国后，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最近忙里偷闲看了些关于晚清的文章,个人认为晚清政治格局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化并非是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而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在与天平天国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湘军政治力量改写了晚清的政治格局,正是基于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集团开始真正的进入到清廷的权力中枢，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并由此掀开了军阀时代序幕。当然，对于曾国藩在镇压天平天国之后，是否具备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的条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说是曾国藩不听劝进，不当皇帝，固然有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造反，并举出了五个理由颇有说服力。

首先，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第二，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

第三，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第四，湘军经过长期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天下人谁会跟从。

第五，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

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曾国藩是绝对不会接受劝进举兵造反的，但他并不是铁了心肠要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而是权衡利弊之后想出了一条进则可以“黄袍加身”高举义旗，兴兵反清，退则可以安身立命、尽享荣华富贵且能留个精忠报国的美名的万全之策。并且他也是照这个方针去行动的。

大家请看，1864年7月湘军攻陷金陵（南京）后，大肆奸淫掳掠，杀人如麻，其上奏的清廷的奏文虽有所遮掩但还是道出了实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这就是说南京城破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万人，其实想也明白这十几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太平军战死的虽不少，但乘乱逃掉的肯定更多，否则当时幼天王洪天贵福和李秀成怎么都没抓住，那可是真正的大功啊！），当时的南京文士李圭写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指太平军)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引自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也在《能静居日记》有对湘军破城之后的情形有详细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而以曾国荃抢得的财物最多，据说整整装了九艘大船运回了湖南老家。上行下效，可是辛苦了长江上的船家，而湖南自此之后文风愈加鼎盛、人才辈出，或许也跟这一船船殷实的家资有关吧。

题外话就不多说了，我们且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就此上报清廷的，他的奏文说“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朋友们，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北京的大清朝廷眼巴巴的就等着拿天平天国国库里的这笔银子补窟窿呢，事先也是向曾国藩打过招呼的，可曾国藩还是照样“忽悠你没商量”。曾国藩一向谨言慎行，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教育家人及僚属，可这次为什么如此出格呢？我个人观点是攻陷南京后的烧杀抢掠不仅是曾国藩默许的，而且他也是有意要这样做的，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在攻下安庆时已令人瞩目，彭玉麟为此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如果真是精忠报国、爱民如子的话，他会早做安排的，这样做说白了就是向清廷邀功摊牌，同时为自己下一步行动做个试探。

这是一步秒棋，第一是给清廷打个招呼，俗一点讲就是告诉两宫太后，这笔钱你们不用惦记了，都叫我们湘军弟兄给分完了，连个汤汤水水的也没有。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更是意味深远。实际上是暗示现在连他也完全控制不了局面，表面上是说湘军弟兄苦了十几年现在逮着了发财的机会，谁也拦不住，他也没办法。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如果朝廷要追究此事，则就是逼着手下人造反，而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则是试探湘军系统其他诸侯的反应，果然左宗棠、沈葆桢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这就说明，如果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贸然起兵这两个人将成为敌人，而对自己真正能掌握的军队心里也有了数。第三，则是为自己裁撤湘军打下了伏笔，即仗也打完了，给弟兄们发财的机会也给了，到时候裁军的压力自然就会减少。第四，就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交待，好不容易提着脑袋搞出了这么大的事业，不捞两个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自己的算盘已经打好，就看清廷如何接招。如果清廷因此恼怒兴师问罪，则正中下怀，自己不用开口，手下的那帮弟兄岂有将到嘴肥肉再吐出来的道理，一定会起来造反同时给他来个“黄袍加身”，他也可以顺水推舟“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成为顾命大臣掌握大权再相机行事，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看到朝廷兔死狗烹之举，利害相关自然不会反对，只需静观其变，事后分赃即可。而如果清廷“打落牙齿和血吞”肯吃这个闷亏，他自然会见好就收。

结果，清廷还没有昏聩到自取灭亡的地步，硬生生吞下这个黄莲哑巴亏，但也是对曾有所警示，一个王爵一分为四等，分化湘军意图明显的相关措施接连出台，同时加强戒备恩威并举，让曾国藩明白知趣就可保全富贵，也让他明白对手虽是女流也非等闲之辈，不可轻举妄动。但我个人感觉他此时还是给自己留了后手，以防事变。他进南京后，急办了三件大事：一、盖贡院，当年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三、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发给全饷。三、裁撤湘军四万人。以尽量缓和各方矛盾。这看似是他害怕功高震主，避免嫌疑的自清之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开科取士是在延揽人才、收买人心。请八旗兵驻防南京，看似请求监督但从军事上来讲不妨也可以说是请君入瓮的一步好棋，到时候一旦开战就地消灭，初战告捷自可声威大振，裁撤部分军纪败坏的湘军，则是为避免以后仕途上背个包袱。否则，后来办理军费报销一事不了了之也不会那么容易。随后又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进一步看看清廷的反应。

因此，我认为曾国藩不是不敢造反，只是因为其文人出身且鸿儒的贤名早已在外，自是不愿意落个叛逆的名声，但如果给他了一个可以解释辩白的机会，他一定也会一搏的。否则，他也不会对那些劝进人士的一片赤诚，总是搞个含含糊糊的暗示来一表心迹，就是为了日后一旦“黄袍加身“自有辩白的说道。

由此我也认为，后来在镇压捻军时他是未尽全力的，一，表明他对军队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淮军不是他的嫡系）。二，此时他已意兴阑珊，很清楚即使镇压成功他的荣耀也不会再高了，但危险却更高了。三，给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字：少荃）铺路，同时也给余下湘军的生存留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反正湘军不会在自己的手里结束也是一个交待。可见，曾国藩的政治智慧那是相当的高明，以这样的智慧还收拾不了自家的老九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的心愿在最后给李鸿章的交代中却表露无疑，即“莫失军权”，虽是当时为官固印的立身之道，却让李少荃将这句话尊为教条去恪守，以至于北洋的惨败，甲午的耻辱都与这一个“私”字多少都分不开了。苟国家之安危，岂能与当权者私利供祸福。回首往事，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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