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前人类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其原因在于，对于同此时此地的现实相分离的事物和概念，只有人类能予以想象或表示。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是智能的突破才导致了意识形态（例如某种迷信）的出现，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分工，最后造成了物质生产的变化。这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相反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适者生存”原理的一个引申；而通过上层建筑来改造自然，使之适合人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基因进化是物质基础决定的；文化进化则是智识决定的（虽然会受到物质基础的一定局限）。
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
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
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
能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
农业提供了更多食物——人口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扩张再循环。当无法获得更多土地时，这个循环将停止，人口增加，最终在马尔萨斯陷阱下，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内部斗争日益激烈。被外部蛮族所灭。
如果一个体制可以通过消灭另一个体制的方式来扩张自己的资源，那么，优势体制会趋向于扩张自己的人口；否则，在一定资源下，特定体制就只能养活某个限度以下的人口，在过度内卷的环境下，人群会自发性的限制人口的增长。当人们具备合理手段的时候（避孕），会表现为低的人口出生率；否则表现为高的母婴死亡率。东亚及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降低，或许可以由此推导。所以，这种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发达的体制实现了和平而低成本的获取不发达体制区域资源的方法：发达体制利用不发达体制之间的分化和竞争，实现了对不发达体制资源和人力的双重汲取。
发达体制人口下降，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一种自然防卫。当秩序和安全存在时，这种人口下降将持续到新平衡为止。但未来有可能会面临不发达体制的创新崛起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旦发生，由于不发达体制的人口优势，发达体制将处于劣势。
2、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使得文明社会优于部落社会的，首先是生产力的提升，导致剩余物品出现；这种情况导致人口增长。聚集的生活方式与人口增长，导致出现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分化——这成为生产效率提升的正反馈。
剩余物资的出现，也使得胜利者选择让战俘做奴隶而非杀掉。
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
我认为，分工是不平等出现的主要原因。最初祭祀、武士等只是作为分工而出现，但因为他们是公共品，所以具备汲取能力。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这种汲取能力就日益被强化，最终成为上层。分工是因，财富是果，当然，二者也存在一个相互加强的关系。
财富制度被作为“成果巩固”的方式被统治阶级固定下来。
财富的过度集中，导致社会政治腐朽，内部对立日益尖锐，生产力下降，无法面对蛮族的挑战。
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照我们的看法，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讨论，而是在先于行动的讨论中获得的知识还不够。（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费工的工艺品、神庙的雕梁画柱、繁复的歌舞等的出现，不是来自于富人的奢侈需要，而是来自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例如祭祀等，当然，后来富人们把这些公共需要所催生的事物转化成了用以彰显其地位的物品，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
996，低人权优势等过度压榨劳工的方式，效果类似：抑制了企业管理创新，也抑制了个人成长。
技术停滞——制度僵化——贫富分化——穷人掀桌子，社会崩塌，开启新的循环
3、中世纪
正如一个正在形成的欧亚大陆整体化把古典时期与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一个成熟的欧亚大陆统一体又把中世纪与古典时期区分开来。
日本学习了中国唐朝的制度，后来又进入了封建割据的武士制度。西欧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基于武力分级统治的，其目标是维护贵族的利益。现代民族国家是基于多利益集团博弈共和的理念而成，其目标是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内部利益协调通过商业方式达成。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基于中央暴力提供和平的基础上，通过文官体系实现控制的，其目标是维护核心集团的利益。东罗马帝国是基于神权，通过教会体系来实现统治的。
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帝国腐朽，重新分裂为诸侯割据的封建体制，也就相当于给了整个社会重新选择未来的机会。中国由于大一统的传统比较强，“分久必合”。欧洲则在大分裂之后，在新的科技基础上，走到了现代。
“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
伊斯兰教的兴起与成吉思汗的统一，使得欧亚各文明之间被打通为一个整体，全球化时代到来。然而，东罗马帝国和中国作为当时最成熟的文明，却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到来，这使得这两个文明限于封闭和落后。西欧，作为西罗马帝国被瓜分后的碎片，作为被基督教侵染的蛮荒地带，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中（多国林立，各国内庄园、修道院、城市各势力相当），一方面继承了通过全球化得以散布的最新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在竞争压力下，积极向外扩张，终于成为现代文明的开启者。
4、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动，因而可以自由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军大炮，享有像铁制武器优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更像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优势。
5、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做出的部分努力。
专制整体的创建者会基于当时的环境创建一个“万世不易”的静态结构（明朝、清朝、日本的闭关自守政策，或出于此。），其继承者往往逐渐衰减，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最终导致“守成”的政治体系与新的社会结构无法适配、以及体系本身的腐朽，随着被压迫者的起义、外族的入侵，整个系统重新回到起点，由新的统治者重新设置新的统治参数。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帝国和儒教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彻底的变革。
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将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作为提高人均产量的手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
英国社会和印度社会之间的差异——后者是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比前者的要大得多。尽管克莱夫和黑斯廷斯能挑起伊斯兰教徒反对印度教教徒、王公反对王公、地方势力反对封建官僚，同时广大农民仍然毫无生气地待在自己的村庄里；但是，印度任何克莱夫和黑斯廷斯式的人物无疑都将遇到由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政府和公民（包括特权阶层、城镇居民和农民）组成的统一战线。
专制集权国家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用愚民政策，让民众散沙化；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是通过教育手段，增加个人对国内政治的参与，来凝聚人心，一致对外。
现代民族国家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实现内部的凝聚，通过对外开拓的方式来谋求国家相对其他人民的整体利益。
黑死病、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纷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各君主之间的战争，都使得欧洲人口大大减少。人力资源的短缺，或许是欧洲努力发展技术的原因之一。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是“非人力的动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是这种非人力动力的典型。
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心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通过利用大量的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
资本主义——基于商业（资本）合作（契约）。
封建制度——基于武力合作的个人效忠。
这本书读下来真的是比较累。幸亏前一阵读了《哈佛中国史》、《极简欧洲史》、《罗马史》，也算略微有些基础。然而感觉还是需要补充伊斯兰史、印度史才能更好理解。
下册从1500年之后讲起，感觉更加复杂。决定暂时搁置，先补充一下近代各国历史知识再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