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随波逐流的康杰中学师范班（四）尾声

      第八章随波逐流的康杰中学师范班（四）尾声

      如果说七三年由工农兵组成的文化课“高考”，迎来教育界的一个春天，那只能算是初暖乍寒的初春。谚语云“惊蛰起了土，倒冷四十五”。这不，随即被否定，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七六年十月的一声春雷，全国人民奔腾欢笑，则是教育界真正意义的春天。虽然如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不能以虎狼之药猛灌，而需加强营养，逐渐循序渐进，才可彻底消灭病灶，静待痊愈。虽然那年推荐的学员已入学，但已是“于无声处响惊雷”了。教育界正处于徘徊前进之中。所谓徘徊，是指旧的被否定，新的未建立，有点束手无策；而前进，小心翼翼地探索，四处张望地摸索着。如我所在的康杰中学师范班，走马灯似的运城农学院老师应景似的上课现象没了；串亲戚似的下乡锻炼，劳动的现象也没了；那个不时领我们去菜地翻土，撒种，搭棚，观苗情的实践老师也不见了。   

    除了专业理由陈，邓和农学院陈维燕老师授课之外，徐老师找来旧课本，让张军照刻印教材，发到每个人手中。印象最深的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对项羽的憨厚，范增的阴险，刘邦的狡猾，张良的多谋，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了解，从那时起，也才知道了《史记》和司马迁。

      不久我们到了该实习的阶段了。我们班在临猗，由徐老师带领绝大部分人马在该县的三管公社，我和几个同学则在该县北景公社的初中。这些淳朴可爱的学生，把老师私下叫师傅，尽管上课前齐喊“老师好”，听到他们师傅长，师傅短，令人不禁掩口而笑。最令我们高兴的是，学生家长轮流管老师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豆腐，豆芽，烧辣椒油，什么的，一顿好几个菜，尤其全是雪白的大馒头管够（该地是产麦区，社员人均四，五亩地），令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在学校每天斤二两，还有一半是粗粮，好比过年，好不开心。我这是第三次上讲台，也算是轻车熟路，那个带七年级的语文老师，穿一件绿色军干服，方面大耳，牛蛋似的大  眼睛，倒也图个清闲，上课批改全交给我了。      大约上了二十天的课吧，面带忧伤的哥哥，骑着自行车，从百里外的夏县赶来，说父亲病危。听到噩耗，打发哥哥走后，我向校领导告了假，向各师老师和带了二十天左右课的学生告辞。这些可爱的孩子，对我这个实习“师傅”的热情令我吃惊，饭前听说，饭后有不少学生买了带塑料皮包装的笔记本，赠送给我这个萍水相逢，仅带了二十天左右，终生不可能再见的实习老师，望着桌子上两摞高高垒起笔记本，还有一个男学生送我的笔记本，红色封面是憨态可掬的熊猫正啃着竹子，扉页被撕掉了，肯定爸爸（妈妈）买给他的新本子，写上了自己名字，还没有舍得用，就送给了我这个不速之“师傅”。那个男孩，瘦小，短头发，不大的眼神露出了依恋，忧郁的目光，令被宠受惊的我，心中不禁一揪一揪。

    放寒假前，徐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神色庄重对我说，他要调到运师去了，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去师范上学？前文讲过，正踌躇满志的我婉拒了徐老师的诚邀。多年后想到，敬爱的徐老师，他最宠爱的学生令他失望了，竟然也没有告诉班里其他的同学，也没有为他送行，更没有再去运城师范看过他，那种人走茶凉的惆怅与忧伤，每每想起自己的冷漠，自私和绝情，在《令我内疚一生的三个父亲》一文中写到“徐老师，您在天国，能原谅我吗？”

    接替徐老师带语文兼班主任的是王星桥老师，矮胖，圆脸，头发稀疏，脑瓜锃亮，具有万荣人特有的幽默风趣，举头投足都令人几乎笑出声。盐湖区北相镇的李玉祥，吃鸡蛋时不小心把鸡黄掉地下了，他不紧不慢轻轻说了一句“这娃，吃鸡蛋还吐核（hu）哩”。让我及周围几个同学几乎把嘴里的饭都喷出来。王老师在讲诗歌时，先把自己以前写的一首七绝口述了一遍，然后结合教材《秋到葡萄沟》，讲到“枝枝蔓蔓含深情，缠住我的心儿不让走”，说这是诗人运用拟人手法，表现诗歌的含蓄性。他说，不是枝蔓缠着他，而是诗人被“亭亭座座珍珠塔，层层叠叠翡翠楼”的情景所吸引，迈不开步了。应该说，王老师是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但我此时却想，如果徐老师也上这一课，他会拿出自己写的诗，戴上放在讲桌子的老花镜，先呷一口茶，再摇头晃脑地朗诵吗？他会怎样讲诗歌的含蓄呢？

    很快就要到快毕业离校的日子，我向接替胖胖的贺主任，瘦小的，戴一幅白色近视眼镜毕副校长表达我留校的意愿。正如小师妹戏言“光知道潜规则，却不会运用”。毕副校长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他又是比杨明勋校长十四级还高一级，属于高干型的他，又怎么会为一个才认识没几天的小伙子，向比自己还低一级的陌生校长求情？这不，没几天，打发政治处新来的满脸络腮胡刮得铁青的转业军人王主任，找我谈话，客套地说学校向地区教育局打了报告，因没有名额表示遗憾。不过，根据我在学校的表现，计划让我到运师附小带政治。小学，还带政治？失望，愤懑的我，咽一口吐沫，调整一下轻绪，对王主任说，让我考虑一下，再见你好吗？周六回学，见到已在夏中教学的马维录，他听说之后，意见是，与其那样，还不如回夏县呢。

      回校之后，我没有再见王主任。不久，三个师范班集中，由毕副校长，各位任课教师，还有市教育局一位领导参加。年级组长张志禹老师宣布师范班毕业分配方案公示大会开始。我代表全体学生表态发言，，无外乎服众分配，听党召唤之类的官话。最后门由地区教育局的领导宣布分配方案。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小师妹叫做“闷葫芦”李建森，和一班的，我的搭档，团总支副书记李新斗留在了康中。如打翻了调味盒，我的心五杂陈，却又无法说起。李建森是干老本行，开拖拉机，后来开汽车，现在早已退休的他，还开辆依维克，接送家属院的学生到新校上下课。李新斗在康中管灶，后又凭关系调到市公安局，然后又到下属的市交警支队任副队长。春风得意的他，坐轿车到夏中找我未果，又耐心地找到八一街当时的名字叫示范初中，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在我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小屋里坐了一会儿，也没有说他在哪里上班，只说路过见见我，聊了三五分钟吧，就上车告辞，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后来又调到长治市交警支队，终于扶正，据说是处级。

    地区教育区那位领导还真有意思，会后找到我，让我去地区教革组103房间找他。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心想，木已成舟，还找你什么？多年后，直到今天，我在想，如果我随徐老师到运师，凭他和师范校长阎可珍（据说后调到省教育厅）的铁关系，我的人生路又如何？如果我答应王主任（肯定是毕副校长的意思）的建议，到运师附小带政治，我的人生路又怎样？如果我到地区教革组103房间，见到那位会后盯嘱我找他的那位导，人生经历又如何改写？分配方案宣布了，后来当了康中教导处副主任的樊克俊老师（夏县人），路上见到我，说咋不找他，找一下管事的杨校长？张秋莲老师（夏县人）也把我叫到她家，说咋不找她？而我的堂哥刘长业，当时也在康中教学，可惜在我毕业前一个学期前，调到县委秘书办，如果他在校的话？然而，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和假如？现在已在人生归途末路的我，冷静思索：如果有假如的话，我的人生路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坎坷，曲折，饱受人间世态炎凉，几乎麻木，几乎绝望，但又不心甘，拍拍身上的土，擦擦不轻掸的泪水，咬牙又向前走去。我想，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也许儿子不会少小离家，孤独在大都市拼搏，那也可能如我一些事业有成朋友的儿子，靠父辈荫庇，谋个什么差事。也许在运城，计划生育抓的严，就没有了在北京定居的女儿，更无论我那聪明，好玩的小外孙以及他那个将是团职的爸爸了。人生肯定是如俊龙所说的“丰富多多彩”了。“人生易尽朝露羲，世事无常坏陂复”。我，随波逐流的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又岂敢奢望？

          2020年4月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