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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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7章

按照他“简单化”的区分，“青年保守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他们把“想象、自我体验和情感的自发力量推展到遥远的远古时期”。“在法国，这一脉从乔治 · 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经由福柯（ Foucault ）直至德里达（ Derrida ）。当然，在所有这些人物的思想天空中都有尼采的精神在飘荡， 20 世纪 70 年代尼采在法国经历了复兴。”

哈贝马斯主张把自反性现代性继续下去。通过反思现代性“困境”及其未完成的原因，才有可能完成现代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特征在于：科学、道德和艺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领域，它使人们与传统观念，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一种反思关系。必须捍卫现代性及其民主宪政制度的这一基本特质，避免片面性的危险，尤其在资本增值和行政机构组织原则双重支配下导致的这种危险。应当将人际行动中的沟通力量释放出来，作为经济及政府权力形成（ Machtbildung ）的对极，就是说，彼此相关的人们，就自身及共同行动欲达至何种目的进行沟通并取得相互理解，在这里，沟通和相互理解是指“基于可理解的动机，使多个交往参与者彼此协调行动并相互取信的过程”。

三个世界——作为实际事态存在的客观世界、规范调节的社会世界和个体经验构成的主观世界，它们分别对应三个遵循各自独特逻辑的知识领域：认识 - 工具领域、道德 - 实践领域和审美 - 表现领域。

在交往行动范畴之外，哈贝马斯还补充了生活世界概念，以使交往行动者所依据的意义资源（ Sinnressourcen ），即他们在沟通过程中使用的“素材”，摆脱独白式的主体性和意向性。

为从概念上阐明生活世界结构，哈贝马斯将它划分为三个构成要素：文化、社会和个性。他把“文化”定义为知识储备，这是行动者的必备条件，交往者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与他人沟通并达成相互理解；他将“社会”称为合法的秩序，它们对交往参与者具有约束力，参与者通过合法秩序调整自己与社会群体的归属关系；他把“个性”理解为促使交往行动者言说和行动的一切能力的总和，这些能力同时体现着主体同一性。

权力和金钱是实现纯粹功能性协调的工具。这种行动协调方式（通过支付往来或行政监管）的效果在于，沟通成本相对较低。通过这种方式，若干行动得到有效协调。在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内部，随着交往需求的增长而出现了适应这一状况的媒介。这些交往媒介——如专业声望及道德领袖的价值承诺（影响）——带来基于理性动机的信任，由此而使相互理解的过程缩短。

并非受操控媒介控制的子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导致了日常生活交往实践的客体化，而是当经济或行政合理性机制侵入拒绝适应金钱和权力的行动领域——为了达成协调行动的目的，这些领域原则上仍以相互理解为取向——导致了日常交往实践的客体化。”

确定哲学的角色必须谨慎。哲学是提出普适性要求、进行综合分析的临时替代者。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涂尔干和韦伯的旨在时代诊断的阐释均具有典范性。“他们都把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像炸药一样埋进特殊的研究情境。”此外，哲学还起着在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知识和日常实践之间充当中介的作用。

1984 年 11 月，在康奈尔大学的信使讲座和波士顿大学的研讨课结束之后，应西班牙议会邀请，哈贝马斯发表了题为《福利国家危机与乌托邦能量的穷竭》的演讲，国际媒体对这次演讲做了详细报道。他鼓吹一个明天的世界，它不会把能量都集中在通过法治化、官僚化和货币化来完善具有工具理性组织的社会领域，而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重视并利用非强制性沟通的解放潜能。

哈贝马斯很快将有很多机会在左翼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守主义者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与他眼中典型的“反知识分子之流”进行交锋。这场争论发生在出现保守主义倾向转折的那些年，最终以所谓历史学家之争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