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藏在心底的猪头肉（散文）

羽西x红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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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味的故事说给年轻人听，恍如天方夜谭！但确是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

1971年的猪年，我父亲因为有个富农的父亲被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从县城的省重点中学发配到乡村农业中学去教书。父亲一人带着我、姐和哥一起来到了三毛祖居所在地小沙乡。那个乡的地理凹口朝北，寒冬腊月，刺骨的海风吹来，草木枯萎，荒野萧条，称之为岛城的西伯利亚。除了海边的一个渔业村较富足之外，其余的农业村庄都很贫穷。

六十年代我出生那年，中央颁布了一条压缩城镇粮食供应的户籍下放国策，我们姐弟三的口粮都随母亲根植在横店乡村。我四岁那年母亲因郁闷去世，家中的口粮田全靠年迈又缠小脚的祖母耕种，她将收割的稻谷换了粮票邮寄给遥远的海岛，供养姐弟三。这点稻米，只够每天熬一锅掺杂了菜叶和薯干的粥汤！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

1971年的春节，父亲冒着纷飞的大雪，从镇上买来一只猪头和一袋小麦粉。姐弟三欢欣雀跃，围着猪头细细拔毛。父亲用柴斧将猪头对半劈开，又用小苏打发酵做馒头。我那16岁的姐姐坐在灶膛烧火，蒸腾的雾气飘出了猪头肉和馒头诱人的香味。还未等猪头煮熟、馒头蒸透，12岁的哥哥就禁不住带领我偷偷撬开锅盖，用刀子割肉吃。偷了热腾腾的肉和馒头，兄弟两就躲到寒风嚯嚯的门外去贪吃。哥掰开白馒头，将割下的猪头肉夹在里面递给我。我吸一吸冻鼻子里面的鼻涕，大口一啃，鼻涕又淌了下来——那美不可言的滋味记忆，在心底存留了将近半个世纪！

当巡视过来的父亲掀开锅盖，看到锅里缺嘴掉耳、面目皆非的猪头时，狠狠训斥我姐。我姐冤屈地掉下眼泪哭诉：“我在灶膛烧火，木柴噼啪作响，我哪里知道他们在偷吃啊！”

为了能在年三十夜吃到更多的猪头肉和馒头，哥又想出计策：爬山去，让肚子里的东西快速消化掉！于是，8岁的我跟在哥哥的后面，咔咔地踩着厚厚的积雪摇晃在山野上。回来时，车胎底纳的布鞋和裤腿湿得精透，但我和哥吐着大团的雾气，脸上露出新年到来的笑容！

除夕夜的晚餐，父亲和我姐用木棍和菜刀整出了一大桌菜：猪耳朵、猪拱、猪头肉、猪舌头、口腔里的天花板、乳白的猪脑和香喷喷的馒头。父亲还亲自下厨做了一大碗色彩明快的青菜豆腐汤。在年夜饭的餐桌上，父亲并没有责备我们偷猪头肉，而是笑呵呵地说：“平时吃不到肉，今晚你们放开肚皮吃，爱吃多少就吃多少！”

父亲的话害了我。一个在饥饿中成长的8岁的孩子，还不知道控制自己的食欲，一个劲地吃馒头夹猪头肉，还大口喝着用煮猪头剩下的肉汁做的菜汤，直把小肚皮吃撑成一个大皮球。到了深夜——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我吃下去的猪头肉、白馒头和菜汤终于全部吐了出来，肚皮疼得厉害，眼睛吐得发白，浑身发抖，肠胃炎发作了！

新年的雪花还在欢快地飞舞。父亲推出一辆从旧货商店买来的凤凰牌自行车，哐当作响地把我驮到10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打针。这一次，我强含住眼泪没有哭，我想，一旦哭出声来，就再也吃不到猪头肉和白馒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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