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遇与初心
这是开绘啦2019年下半年与望新小学的第一次相会。2点钟，志愿者们已经齐聚望新校园外，与我们一同的，还有望新等待入校的孩子们。孩子们好奇地望着我们，门开了，他们围着我们，叽叽喳喳地发问：“你们是新老师吗？”、“啊，是开绘啦志愿者！”、“那六年级有没有？”
接下来是开会、志愿者宣誓等等。终于到上课时间了，我跟随4年1班的主讲徐思琪来到教学楼，一个虎头虎脑的小朋友靠在栏杆上，问“你们在找什么呀？”
我们问：“你知道4年1班在哪里吗？”
小胖的眼睛亮了，他说：“在这里！”，然后喊着：“耶耶耶！我们班的！我们班的！”
上课了，4年级五个班各有差异，主讲经验不一，风格各异，孩子们的反馈也各有不同。1班的徐思琪“起司老师”班，孩子们精力旺盛，新来了老师，爱接话反对，有过一面之缘的小胖尤为如此。但是，孩子单纯的同情心和道德关怀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师讲到《垓下歌》中刘邦破坏协议，孩子接到：“怎么这么没良心啊！”老师讲到，“请你们观察这副画面，刘邦项羽的兵马是不是打得十分激烈？”孩子接到：“老师，项羽的马哭了！”在提问“你觉得谁是英雄”时，单纯的道德评判使他说：“我讨厌刘邦，项羽才是真英雄！”
距离下课还有一分钟，小胖就已经站在了教室后门，看见我，也不怕，就那么“凛然”地违背规则。又气又笑下想着，也许孩子就是天然善良和社会性缺失的矛盾体吧。
这是开绘啦2019年下半年与望新小学的第一次相会，这也是1班主讲徐思琪“起司老师”与4年级1班缘分的开始。
上课前，起司老师做好了满纸的笔记，担心出错，已经有了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家教经验的她依然没有放松，甚至连课堂伊始的自我介绍、提问的语气词，也都写在课程计划表上，在学生可能的反应下，写上自己应该做的反馈，把“夸”字打上大大的红圈。
上课前一天晚上，起司老师很紧张，问我有没有什么经验，又说到自己资质不足。
第二天，我已同大家到达会议室，起司老师去帮忙领了物资才上楼，同去教学楼的路上，她依然十分紧张。上课后，她介绍了精心构想的“起司老师”的称号，孩子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因为多媒体设备位置的原因，起司老师作出让孩子们把桌椅移向教室中间的决定。但是，她很快就后悔了，孩子们对这个新的位置非常感兴趣，毕竟从没有过那么多小朋友聚坐在一起的经历——多么适合和大家伙谈天说地啊。
《垓下歌》是有难度的绘本课程，尽管起司老师很用心地作了准备，但这毕竟是她第一次接触孩子们，没有经过表述调整的历史故事对孩子们来说略显枯燥，但课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在最后的提问“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孩子们非常踊跃地为自己的英雄打call，大部分分为了“虞姬队”和“项羽队”，能够提出“虞姬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在其他班没有观察到的现象。
课后会议上，起司老师又拿出了她的笔记本，在原本的课程环节旁写上红色字体的改正意见，又因为上课时认真努力的劲儿，获得了王栩老师“优秀新讲师”的认证。尽管如此，当我追上会后独自回校的起司老师时，她仍然感到心情沮丧，她说，自己的课堂从未有过被学生唱反调的情况，对于获得学生的认同、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和完善课堂，她怀着更高的期望。
（二）战争与死亡在天真的眼里
11月14日，我第二次来到望新小学，开始了对四年级二班为期三个星期的跟踪记录。我们一来到教室外，孩子们就扑上来，围着主讲刘碧玉七嘴八舌，走廊尽头来了个孩子，一眼望见，便大呼：“刘老师你终于来了！”铃响了，几个孩子在帮助教老师贴横幅，齐齐扑着一头，喊：“要帮忙的过来帮忙啊！”别的孩子们还对课间时间意犹未尽，一时聒噪。这时班主任从天而降，孩子们挨了训，一个个侧头趴在桌子上，十足可怜的样子。
课前有10分钟的眼保健操，助教与主讲或安置道具，或调整课件，我站在门口瞧着安静下来的孩子们。戴着两道杠的孩子在表上计分，一个白衣男孩在班级里视察，看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在认真做操，然后在孩子们的桌子上贴小星星。我觉得这项规定可爱极了，觉得这像平安夜睡梦中的赠礼。助教也噙着笑，看我在做记录，小声告诉我：“这是他们的纪律委员，贴小星星。”
这节课上绘本《铁丝网上的小花》，导入时提问黄继光的故事。一个孩子奋力表达：“日寇打……打中国的一个地方，日寇有很多武器，中国没有。然后……然后黄继光挡住了枪口……”主讲从孩子那接过了讲清楚故事的任务，为了使故事更生动一些，她用“突突突”的声音模拟枪声，孩子们立时兴奋起来，也开始“突突突…”主讲讲完了黄继光的故事，孩子们安静了片刻，为着他不可思议的精神——孩子们是容易同情心切的生物。可是，他们也是无忧虑无概念的，在主讲说：“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战争。”时，他们又重新燃起热情来。
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怎样的、死亡是什么、死亡是近还是遥远……孩子们没有概念，他们只能带着那颗满溢的同情的心，和好奇的眼睛，一个个专注投入地瞧着主讲。主讲低低地说：“无论是老人还是像你们这样的小孩，都被纳粹杀了！”孩子们便惊道：“啊！”主讲讲到：“纳粹来到了城市中，带来了坦克的噪音和气味。”孩子们便捂住耳朵和鼻子。主讲说：“集中营的孩子、房子，都不见了！”孩子们倒吸了一口气。“布兰奇被打了一枪。”孩子们惊叫：“天哪！”男孩子们则又故作轻松，有的大声问：“死了吗？”有的模拟起枪声：“嘣！”
主讲提示孩子们：“一周不见你们纪律变差了。”孩子们挨了批评，安静下来，这时一个孩子说：“因为你讲得太好了。”我听得这句话，只觉得甘拜下风。
这节课的重难点是“番红花”的意义，孩子们半懂不懂地按照平日的语文答题模式理解它。但我觉得课上一个孩子的回答很有意思。那时主讲讲到布兰奇死去的地方开出了一朵番红花，那孩子立时问了一句：“复活了？”这是他的童话思维，对于孩子们来说，战争和死亡都是如此遥远的东西，这些超现实的事件从没有进入过他们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开绘啦死亡教育的意义所在吧。
（三）坏孩子？
21日，我决定重点观察四年级二班左下角落的刘子斌（化名），上个星期，他在课上问我能不能去厕所，我点头后，他竟风风光光地跑出去，引起了主讲和孩子们的注意。他回来时，我请他回教室时轻声些，他答应着，然后秀了个跪地滑翔，又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我知道这个孩子有引起注意的期望，便将他身后作为观察课堂的根据地。
进入新课堂前，主讲刘碧玉邀请完成作业的孩子上台讲解。一个孩子把做好的手抄报背面向老师，一边挥舞一边说没做。主讲一眼看穿这孩子，坚持点他的名字，那孩子才“不情不愿”地笑着上去了。在他念着课前准备的“叙利亚内战”时，刘子斌说道：“一点都不好！”接着，主讲请另一名学生“那位女生你来”，刘子斌又大声否定：“我X陈雨馨（化名）是个女生？陈雨馨是个暴力女！”陈雨馨展示手抄报时，大家都惊叹出声，刘子斌却指向讲台说：“肯定是上百度查的！”主讲质问其他孩子为什么不做作业，要收怎么办？刘子斌又说：“没时间！”、“凉拌炒鸡蛋！”这个孩子持续一节课的言语行为堪称恶劣，但却一直没有引起主讲的注意。我打算课下向主讲建议多提问和关注这个孩子，料想着或许会有些微的改变。
直到刘子斌所在的小团体向前拖动桌椅，前排的孩子喊：“老师他们好吵！”主讲才注意到这边，以刘子斌为首的孩子们将战火引到另一个孩子身上，说他是五年级的，攻击他“恶心”。主讲回答：“不管他是几年级的，他和你们坐在同一个教室，你们就要尊重他。”孩子们默不作声了。
接下来主讲放了《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视频，委婉地给出一个悲惨结局。孩子们都沉默下来，刘子斌也咬着大拇指没有说话，但很快就开始接同桌的话。我很清楚他绝对拥有获得改变的机会，但是违抗和攻击在他的心里已经习惯成本能。而我能力不足，除了请求主讲给予他更多的积极关注，我不敢使用批评惩罚或者其他的方式使他抗拒封闭。
28日，廖湘琳是四年级二班这节课的主讲，因为这是四年级的最后一节开绘啦课程，她很珍惜这次课。我依然站在刘子斌那孩子的后面，他注意到我，知道得到了获得关注的可能，一直想要跟我搭话。我只能保持目光离开他，希望能够“消退”他的行为。
当廖湘琳提出课程的“三个问题”时，刘子斌突然说：“我找到了两个。”我立即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主讲提问时，我努力地想悄悄让她看见我指向刘子斌的手，但依然不幸地被后排的一个女孩子看见了，她注意到了我对刘子斌的特别关注。主讲获得了我的提示，她想要抓住邀请刘子斌回答问题的机会，但因为他不再举手而放弃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举手了？你刚才举手了呀。”他表现得与之前相比可谓反常，他几乎是害羞又撒娇地摇头道：“嗯~”我几乎是大喜过望地获得了这个信号，这个孩子毫无疑问地需要关注，但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这两个男孩开始拿笔互相瞄准。我严肃道：“在干嘛呢？”他们停下了，刘子斌开始揪我的衣服，我回头时他便咬着下唇笑，接着开始旋转他的水瓶，于是我重新减少了对他的关注。这时主讲对教室里的纪律做了警告：“下节课我就不来了，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刘子斌开始鼓掌。孩子们告状：“老师他在鼓掌”又冲他反驳：“那这节课就是语文课了！”他低声说：“语文就语文。”他依然保持着通过不受支持的行为博取关注的习惯。我告诉自己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建立了积极的关系。
这时主讲放了李丽老师的视频，刘子斌评价：“好丑。”另一个孩子附和道：“好丑。”然后立即端正地举手回答问题——“李丽老师最重要的人是谁？”他的答案是“工作”。刘子斌嗤笑：“哼，工作。”同桌问他觉得答案是什么，他回答是朋友，却同样得到了嗤笑的回应。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肯定他的回答。
我一直沉浸在对刘子斌的那句“好丑”的震惊中，对于他这样的行为，我几乎始料未及又手足无措，真正体会到“教育机智”的重要性。我在下课后想要开启一次同那孩子的谈话，但他立即预料到了即将到来的“教育”，堵住耳朵跑了。我再次找到他时，他表现得极其反感，极力否认自己犯过的错误，拒绝交流。我茫然不知所措，课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之前获得的建立关系的喜悦烟消云散。他需要关注，可是假如这些关注再多一点，他便反感抗拒。想要影响和改变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可塑性更强的孩子，竟然这样困难。
（四）告别
第七次课，四年级的开会啦提前结束，我以全校观察的视角进入望新小学，辅助缺少助教的班级，进入课堂与孩子们互动使我得到了更深的感受，从前的观察显得非常冷漠且无效。
孩子们照例是聚做一团，在教室外远远地奶声奶气地齐声喊我们，远远地就迸发出明亮的朝气与生命力。孩子们把课上的作业——绘画种子长出来的树，一一交给我，我每收上一幅作品，就认真地看一眼，向它的作者提问和鼓励。孩子们举手喊我，这是从前课上从没有的事——我作为旁观者度过了在望新小学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却从没有到孩子们当中去过，没有和他们互动，就像一个被忽略的人类观察学家。这使得我的记录冷漠生硬，失去价值。
这一次，我在三年级多个班之间的观察，又一次使我收获颇丰。通过对每个班级课堂效果的比较分析，我更加清楚上一学年我在开会啦服务的短处所在——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教师授课的心情与信念，越是激情与热爱的主讲，越能够鼓舞孩子们。连主讲自己都感到疲于应付时，孩子们更会失去热情。哪怕没有夸张的语调，光是轻柔而专注的讲述，就足以引人入胜。
我在走廊外晃了一圈，看见四年级三班的一个孩子，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制作手工作品，但他剪了一面小红旗，在纸上写了大大的“我爱中国”，助教看见了他的作品，并邀请他为他拍了作品特写，那孩子腼腆地接受了这个赞赏。我很喜欢这个处理。
最后一次课，我在一年级两个班观察，5班的座椅都乱成了一锅粥，孩子们又笑又闹，上课时也活力四射，执行力慢得很符合一年级孩子的认知水平。1班的孩子截然不同，我帮助主讲为他们发黏土。他们全程安静听话。我慢慢地忧心忡忡甚至惊讶痛苦起来，这些孩子表现得就像强化过度。他们完全没有提出这样年纪的孩子必定会提出的要求——“我想要蓝色的！”或“我不想要黑色的。”他们悄悄地看我，看我会不会为他们的表现良好而把黏土发给他们，但是却竟然不敢同我对视。当我露出鼓励的微笑，他们甚至迅速地移开视线，在被拍照时把入镜的杂物迅速拿出镜头。直到小组长曾思思来协助发黏土，她同孩子们互动，向他们提问，孩子们才开始举手，用眼睛看着我们。
（一）初遇与初心
这是开绘啦2019年下半年与望新小学的第一次相会。2点钟，志愿者们已经齐聚望新校园外，与我们一同的，还有望新等待入校的孩子们。孩子们好奇地望着我们，门开了，他们围着我们，叽叽喳喳地发问：“你们是新老师吗？”、“啊，是开绘啦志愿者！”、“那六年级有没有？”
接下来是开会、志愿者宣誓等等。终于到上课时间了，我跟随4年1班的主讲徐思琪来到教学楼，一个虎头虎脑的小朋友靠在栏杆上，问“你们在找什么呀？”
我们问：“你知道4年1班在哪里吗？”
小胖的眼睛亮了，他说：“在这里！”，然后喊着：“耶耶耶！我们班的！我们班的！”
上课了，4年级五个班各有差异，主讲经验不一，风格各异，孩子们的反馈也各有不同。1班的徐思琪“起司老师”班，孩子们精力旺盛，新来了老师，爱接话反对，有过一面之缘的小胖尤为如此。但是，孩子单纯的同情心和道德关怀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师讲到《垓下歌》中刘邦破坏协议，孩子接到：“怎么这么没良心啊！”老师讲到，“请你们观察这副画面，刘邦项羽的兵马是不是打得十分激烈？”孩子接到：“老师，项羽的马哭了！”在提问“你觉得谁是英雄”时，单纯的道德评判使他说：“我讨厌刘邦，项羽才是真英雄！”
距离下课还有一分钟，小胖就已经站在了教室后门，看见我，也不怕，就那么“凛然”地违背规则。又气又笑下想着，也许孩子就是天然善良和社会性缺失的矛盾体吧。
这是开绘啦2019年下半年与望新小学的第一次相会，这也是1班主讲徐思琪“起司老师”与4年级1班缘分的开始。
上课前，起司老师做好了满纸的笔记，担心出错，已经有了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家教经验的她依然没有放松，甚至连课堂伊始的自我介绍、提问的语气词，也都写在课程计划表上，在学生可能的反应下，写上自己应该做的反馈，把“夸”字打上大大的红圈。
上课前一天晚上，起司老师很紧张，问我有没有什么经验，又说到自己资质不足。
第二天，我已同大家到达会议室，起司老师去帮忙领了物资才上楼，同去教学楼的路上，她依然十分紧张。上课后，她介绍了精心构想的“起司老师”的称号，孩子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因为多媒体设备位置的原因，起司老师作出让孩子们把桌椅移向教室中间的决定。但是，她很快就后悔了，孩子们对这个新的位置非常感兴趣，毕竟从没有过那么多小朋友聚坐在一起的经历——多么适合和大家伙谈天说地啊。
《垓下歌》是有难度的绘本课程，尽管起司老师很用心地作了准备，但这毕竟是她第一次接触孩子们，没有经过表述调整的历史故事对孩子们来说略显枯燥，但课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在最后的提问“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孩子们非常踊跃地为自己的英雄打call，大部分分为了“虞姬队”和“项羽队”，能够提出“虞姬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在其他班没有观察到的现象。
课后会议上，起司老师又拿出了她的笔记本，在原本的课程环节旁写上红色字体的改正意见，又因为上课时认真努力的劲儿，获得了王栩老师“优秀新讲师”的认证。尽管如此，当我追上会后独自回校的起司老师时，她仍然感到心情沮丧，她说，自己的课堂从未有过被学生唱反调的情况，对于获得学生的认同、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和完善课堂，她怀着更高的期望。
（二）战争与死亡在天真的眼里
11月14日，我第二次来到望新小学，开始了对四年级二班为期三个星期的跟踪记录。我们一来到教室外，孩子们就扑上来，围着主讲刘碧玉七嘴八舌，走廊尽头来了个孩子，一眼望见，便大呼：“刘老师你终于来了！”铃响了，几个孩子在帮助教老师贴横幅，齐齐扑着一头，喊：“要帮忙的过来帮忙啊！”别的孩子们还对课间时间意犹未尽，一时聒噪。这时班主任从天而降，孩子们挨了训，一个个侧头趴在桌子上，十足可怜的样子。
课前有10分钟的眼保健操，助教与主讲或安置道具，或调整课件，我站在门口瞧着安静下来的孩子们。戴着两道杠的孩子在表上计分，一个白衣男孩在班级里视察，看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在认真做操，然后在孩子们的桌子上贴小星星。我觉得这项规定可爱极了，觉得这像平安夜睡梦中的赠礼。助教也噙着笑，看我在做记录，小声告诉我：“这是他们的纪律委员，贴小星星。”
这节课上绘本《铁丝网上的小花》，导入时提问黄继光的故事。一个孩子奋力表达：“日寇打……打中国的一个地方，日寇有很多武器，中国没有。然后……然后黄继光挡住了枪口……”主讲从孩子那接过了讲清楚故事的任务，为了使故事更生动一些，她用“突突突”的声音模拟枪声，孩子们立时兴奋起来，也开始“突突突…”主讲讲完了黄继光的故事，孩子们安静了片刻，为着他不可思议的精神——孩子们是容易同情心切的生物。可是，他们也是无忧虑无概念的，在主讲说：“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战争。”时，他们又重新燃起热情来。
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怎样的、死亡是什么、死亡是近还是遥远……孩子们没有概念，他们只能带着那颗满溢的同情的心，和好奇的眼睛，一个个专注投入地瞧着主讲。主讲低低地说：“无论是老人还是像你们这样的小孩，都被纳粹杀了！”孩子们便惊道：“啊！”主讲讲到：“纳粹来到了城市中，带来了坦克的噪音和气味。”孩子们便捂住耳朵和鼻子。主讲说：“集中营的孩子、房子，都不见了！”孩子们倒吸了一口气。“布兰奇被打了一枪。”孩子们惊叫：“天哪！”男孩子们则又故作轻松，有的大声问：“死了吗？”有的模拟起枪声：“嘣！”
主讲提示孩子们：“一周不见你们纪律变差了。”孩子们挨了批评，安静下来，这时一个孩子说：“因为你讲得太好了。”我听得这句话，只觉得甘拜下风。
这节课的重难点是“番红花”的意义，孩子们半懂不懂地按照平日的语文答题模式理解它。但我觉得课上一个孩子的回答很有意思。那时主讲讲到布兰奇死去的地方开出了一朵番红花，那孩子立时问了一句：“复活了？”这是他的童话思维，对于孩子们来说，战争和死亡都是如此遥远的东西，这些超现实的事件从没有进入过他们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开绘啦死亡教育的意义所在吧。
（三）坏孩子？
21日，我决定重点观察四年级二班左下角落的刘子斌（化名），上个星期，他在课上问我能不能去厕所，我点头后，他竟风风光光地跑出去，引起了主讲和孩子们的注意。他回来时，我请他回教室时轻声些，他答应着，然后秀了个跪地滑翔，又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我知道这个孩子有引起注意的期望，便将他身后作为观察课堂的根据地。
进入新课堂前，主讲刘碧玉邀请完成作业的孩子上台讲解。一个孩子把做好的手抄报背面向老师，一边挥舞一边说没做。主讲一眼看穿这孩子，坚持点他的名字，那孩子才“不情不愿”地笑着上去了。在他念着课前准备的“叙利亚内战”时，刘子斌说道：“一点都不好！”接着，主讲请另一名学生“那位女生你来”，刘子斌又大声否定：“我X陈雨馨（化名）是个女生？陈雨馨是个暴力女！”陈雨馨展示手抄报时，大家都惊叹出声，刘子斌却指向讲台说：“肯定是上百度查的！”主讲质问其他孩子为什么不做作业，要收怎么办？刘子斌又说：“没时间！”、“凉拌炒鸡蛋！”这个孩子持续一节课的言语行为堪称恶劣，但却一直没有引起主讲的注意。我打算课下向主讲建议多提问和关注这个孩子，料想着或许会有些微的改变。
直到刘子斌所在的小团体向前拖动桌椅，前排的孩子喊：“老师他们好吵！”主讲才注意到这边，以刘子斌为首的孩子们将战火引到另一个孩子身上，说他是五年级的，攻击他“恶心”。主讲回答：“不管他是几年级的，他和你们坐在同一个教室，你们就要尊重他。”孩子们默不作声了。
接下来主讲放了《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视频，委婉地给出一个悲惨结局。孩子们都沉默下来，刘子斌也咬着大拇指没有说话，但很快就开始接同桌的话。我很清楚他绝对拥有获得改变的机会，但是违抗和攻击在他的心里已经习惯成本能。而我能力不足，除了请求主讲给予他更多的积极关注，我不敢使用批评惩罚或者其他的方式使他抗拒封闭。
28日，廖湘琳是四年级二班这节课的主讲，因为这是四年级的最后一节开绘啦课程，她很珍惜这次课。我依然站在刘子斌那孩子的后面，他注意到我，知道得到了获得关注的可能，一直想要跟我搭话。我只能保持目光离开他，希望能够“消退”他的行为。
当廖湘琳提出课程的“三个问题”时，刘子斌突然说：“我找到了两个。”我立即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主讲提问时，我努力地想悄悄让她看见我指向刘子斌的手，但依然不幸地被后排的一个女孩子看见了，她注意到了我对刘子斌的特别关注。主讲获得了我的提示，她想要抓住邀请刘子斌回答问题的机会，但因为他不再举手而放弃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举手了？你刚才举手了呀。”他表现得与之前相比可谓反常，他几乎是害羞又撒娇地摇头道：“嗯~”我几乎是大喜过望地获得了这个信号，这个孩子毫无疑问地需要关注，但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这两个男孩开始拿笔互相瞄准。我严肃道：“在干嘛呢？”他们停下了，刘子斌开始揪我的衣服，我回头时他便咬着下唇笑，接着开始旋转他的水瓶，于是我重新减少了对他的关注。这时主讲对教室里的纪律做了警告：“下节课我就不来了，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刘子斌开始鼓掌。孩子们告状：“老师他在鼓掌”又冲他反驳：“那这节课就是语文课了！”他低声说：“语文就语文。”他依然保持着通过不受支持的行为博取关注的习惯。我告诉自己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建立了积极的关系。
这时主讲放了李丽老师的视频，刘子斌评价：“好丑。”另一个孩子附和道：“好丑。”然后立即端正地举手回答问题——“李丽老师最重要的人是谁？”他的答案是“工作”。刘子斌嗤笑：“哼，工作。”同桌问他觉得答案是什么，他回答是朋友，却同样得到了嗤笑的回应。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肯定他的回答。
我一直沉浸在对刘子斌的那句“好丑”的震惊中，对于他这样的行为，我几乎始料未及又手足无措，真正体会到“教育机智”的重要性。我在下课后想要开启一次同那孩子的谈话，但他立即预料到了即将到来的“教育”，堵住耳朵跑了。我再次找到他时，他表现得极其反感，极力否认自己犯过的错误，拒绝交流。我茫然不知所措，课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之前获得的建立关系的喜悦烟消云散。他需要关注，可是假如这些关注再多一点，他便反感抗拒。想要影响和改变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可塑性更强的孩子，竟然这样困难。
（四）告别
第七次课，四年级的开会啦提前结束，我以全校观察的视角进入望新小学，辅助缺少助教的班级，进入课堂与孩子们互动使我得到了更深的感受，从前的观察显得非常冷漠且无效。
孩子们照例是聚做一团，在教室外远远地奶声奶气地齐声喊我们，远远地就迸发出明亮的朝气与生命力。孩子们把课上的作业——绘画种子长出来的树，一一交给我，我每收上一幅作品，就认真地看一眼，向它的作者提问和鼓励。孩子们举手喊我，这是从前课上从没有的事——我作为旁观者度过了在望新小学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却从没有到孩子们当中去过，没有和他们互动，就像一个被忽略的人类观察学家。这使得我的记录冷漠生硬，失去价值。
这一次，我在三年级多个班之间的观察，又一次使我收获颇丰。通过对每个班级课堂效果的比较分析，我更加清楚上一学年我在开会啦服务的短处所在——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教师授课的心情与信念，越是激情与热爱的主讲，越能够鼓舞孩子们。连主讲自己都感到疲于应付时，孩子们更会失去热情。哪怕没有夸张的语调，光是轻柔而专注的讲述，就足以引人入胜。
我在走廊外晃了一圈，看见四年级三班的一个孩子，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制作手工作品，但他剪了一面小红旗，在纸上写了大大的“我爱中国”，助教看见了他的作品，并邀请他为他拍了作品特写，那孩子腼腆地接受了这个赞赏。我很喜欢这个处理。
最后一次课，我在一年级两个班观察，5班的座椅都乱成了一锅粥，孩子们又笑又闹，上课时也活力四射，执行力慢得很符合一年级孩子的认知水平。1班的孩子截然不同，我帮助主讲为他们发黏土。他们全程安静听话。我慢慢地忧心忡忡甚至惊讶痛苦起来，这些孩子表现得就像强化过度。他们完全没有提出这样年纪的孩子必定会提出的要求——“我想要蓝色的！”或“我不想要黑色的。”他们悄悄地看我，看我会不会为他们的表现良好而把黏土发给他们，但是却竟然不敢同我对视。当我露出鼓励的微笑，他们甚至迅速地移开视线，在被拍照时把入镜的杂物迅速拿出镜头。直到小组长曾思思来协助发黏土，她同孩子们互动，向他们提问，孩子们才开始举手，用眼睛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