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叔上楼

月亮爬上东山卯的时候收，山脚下独居的聋哑人曹虎泰就从炕上爬了起来。

我们小一辈的都叫他“哑叔”。

今天他将告别这个生活了63年的家。一个月前他就知道要走。

村里开会时候，他静悄悄地坐在村支书家的堂屋里，看着别人七嘴八舌地说话，他很想立即搞明白是怎么了，但知道着急也没有用。这会子，没人会有空向他解释什么。尽管他也识得几个字，村里人也知道怎么和他比划着交流。

他耐着性子等，那双特有的蓝眼珠子出卖了他焦急的内心，骨碌碌转个不停。一把钢针似的黄胡子也竖起来，腔子里的气拉风箱似的，呼呼往外冒。

有大事发生了，绝对有大事发生了。

从他懂事以来，人们这样激动的开会讨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他的记忆力惊人地好，庄子里十几户人家的大事小情他都记得。除了斗地主那会，就是包产到户分地。那时候，自己的母亲还很健康，他不用操心去争什么，只是默默地坐在那旧学校的教室里，看着人们面红耳赤又按不住兴奋地争吵。

他有了二十亩压砂地和十几亩旱土地，还分了五只羊。

三十多年过去了，塌了鼻子的母亲渐渐地苍老，父亲留下来的三间土屋子早已是村子里最破旧的一处院落。前年的秋雨里，半边屋子塌了，幸亏不是在炕这边。那张全村唯一的古董八仙桌被砸折了两个腿。除了母亲的棺材，屋子里没啥值钱的物件，棺材够结实，没受什么损伤。乡亲们合力重新给房子盖了顶，烟熏火燎的房顶变成了新木头的亮黄色，屋子比以前亮堂多了。这些年的生活一直将就着，土地里的产出能混饱肚子，“五保户”的身份还能领点救济。身上的衣服是别人捐的中山装，穿了有些年代了。母亲80岁月以后就基本不出门，整天在炕上和一个黝黑的炕桌上面那个黝黑的旱烟匣子，一杆一尺长的铜烟锅子为伴。多年来的相依为命，在这个用不着语言的屋子里，除了岁月的沧桑，一切都没有变化。

去年一个冬夜里，92岁的母亲悄无声息地走了。屋子从此更加寂静。

看情形，今天夜里不像是吵架，但人们讨论的很激烈。经常照护他的侄子最激动了，用手指了指的他，跟支书说着什么，唾沫星子都快喷到人家脸上了。支书笑着说了几句。人们忽然就沉默了，激烈的讨论一下子沉寂下来，就像他门前那坑白杨树上的麻雀，“呜啦啦”飞走。他看不出大家脸上的悲喜，只觉得更加迷茫。

会散了。他知道，该是他知道的时候了。支书和侄子来到他身边。

支书扯过纸笔来，写了几个字：“你要上楼了”。

他不认识这个“楼”字，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指了指那个“楼”字，嘴里“啊叭啊叭”地焦急地叫出几个音节，眼睛瞪地溜圆。

侄子接过支书的笔，歪歪扭扭的画了个三层楼的样子。再写上几个字：“国家养你，黄花滩，水地”。

一瞬间，他就明白了。他多少知道点这个事，村里人给他比划着说了很多次了，全村人都要去黄花滩那个地方。那儿一马平川，不像这地方山连山看不到头。他为此担忧过，在这片生长的土地方圆，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三十里外的乡政府，六十里外的邻县县城。

他摇摇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表示不想去还是表示没弄明白。然后就默默地出门回家。支书也没拦着，大家伙都要消化消化今天的消息。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下个月整村搬迁。大家都没有做好走的准备。去了那边怎么生活，地还能不能继续种，羊还能不能继续养，都没个定数。按说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出去了，也没啥放不下的，况且滩上的屋子都早早收拾过，安全宽敞，大家又都在一起，还是一个村。一个乡里的人都在那一片，以前二三十里山路上的亲戚，如今都在附近了，仿佛没什么不好的。

走了，这房子就得倒了吧。他摩挲着年轻时候跟父亲一起砌的石片院墙，没有进屋。夜凉如水，已是深秋。坐在堂屋门口，他从兜里翻出烟袋来，卷了一个旱烟棒。火柴划破了夜空，寂静的东山卯下，橘红的火星亮了又熄，熄了又亮。

北斗星走到中天的时候，他回忆完了记事以来的所有事情。他突然觉得，比起那个失踪的堂弟，他幸福多了。脑子里就冒出那些个字来：“你要上楼了”“习主席，国家养你，黄花滩，水地”。

他决定不想了，睡觉。

……

五个蛇皮袋子是他的全部家当，大多数是铺盖。尽管人们都比划着告诉他什么都不需要，黄花滩上的养老院里啥都准备好了，他还是舍不得。行李交给了侄子，他坐上县里派来的大轿子车。车子往西走，他回头看了看东山卯。早上十点的太阳有些刺眼，东山卯下的屋子沐浴在秋日的阳光里。车子摇晃了一下，房子就恍惚了。等车子爬上大坡梁的时候，他眼皮有点发沉。东山卯变小了，车窗帘一摇一摆，让他的眼前更加恍惚……

睡醒的时候，远远地，一幢红色的楼。好多人站在大门口摇着手欢迎。

彩旗飘飘，有人放响了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