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革，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汉代的晁错变法；汉代的王莽新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冯太后、孝文帝变法；唐朝的贞元革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以及清朝的戊戌变法。
（张居正“一条鞭法”实施示意图。）
历史上这八次大规模的变法，除了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变法获得空前的成功之外，而其他的变法，变法者的命运都非常地悲惨。商鞅变法，商鞅本人最后被五马分尸；汉代的晁错变法改革，最后晁错被车裂；王莽实施的新政直接导致强大的西汉政权走向了尽头；唐朝的贞元革新，“二王八司马”王丕、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流放；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直接引发了长达百余年的党派间的争斗；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张居正死后被拉出来鞭尸；清朝的戊戌变法，最后“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
（“戊戌六君子”。）
所以，当我们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时，我们总是会含着同情的泪水。
就改革和变法而言，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变法就是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变法。
北魏孝文帝的变法思想来自于他的祖母口传心授。他的祖母就是谥号为“文明太后”的冯太后。冯太后，虽然说是太后，但其实她二十多岁就守了寡，在攫权之后自己便按耐不住寂寞而与很多男人有染。因此其实冯太后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很多史书都记载她风流成性，甚至风流到用性来笼络权臣，用性来推进变法，用性来处理外交。最可笑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北魏与只隔了一条河的南齐发生了边界之争，双方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但是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冯太后把南齐的使臣叫了过来谈判。谁知两人竟一见倾心，在床第之欢以后，马上就圆满解决了久拖不下的疆域问题。
（冯皇后塑像。）
冯太后早期实施的变法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恶法之变”。对于变法改革这一件事来说，一次成功的变法，决定因素除了变法的内容要有利于百姓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变法者这个个体的道德力量，这是“良法之变”的前提条件。
但凡任何一场变法都是一次最大程度的利益调整。假如变法者不存公心的话，这必然会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演变为扰乱民生的一场闹剧，这就是“恶法之变”。“恶法之变”的重要特征就是只是仅仅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简单的政治改革和频繁的人事调整。当然，她变法的动机除了采纳李冲“政从民生”的建议之外，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变法的手段和过程带有明显的扶植亲信、打击异己的色彩，最后直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以这么说，在冯太后晚年，变法的恶果就已经展现了出来。
（孝文帝画像。）
但孝文帝在年轻的时候，冯太后曾作《劝诫歌》三百余篇，又作《皇诰》十八篇，以传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行与操守，做一个好皇帝。她还尊重儒学，在京城里为孔子立文宣王庙。并且冯太后虽然风流，但习性俭朴，不好奢靡，每天的御膳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十分随意。她还对佛教十分尊崇，不惜投巨资兴建佛寺。今天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中的北魏佛像就是当时所雕刻。
（云冈石窟中的佛像。）
在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之后再一次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变法。孝文帝与他的祖母不同，他更加侧重于文化方面的改革。迁都城、易胡服、铸汉钱、兴儒学、重人才、使通婚……这一系列的文化方面的改革，使鲜卑人开始从内心深处开始认知汉家文化，最后达到了“太和中兴”的鼎盛局面。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孝文帝成功地推行文化改革，遏止了冯太后变法带来的恶果，有效化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今天的洛阳，那高大雄伟的龙门石窟，正在以无声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着那个鲜卑王朝的传奇故事。
（龙门石窟中的佛像。）
我们具体看一下孝文帝实施的迁都的措施。
北魏在之前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孝文帝就下定了决心：必须要迁都，要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但鲜卑族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在他们的眼中，洛阳是南方，他们不习惯在那里生活，迁都的话会遇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孝文帝想了一个办法，他动员全国，说要攻打南齐。有一次在上朝时，他把这个南伐攻灭南齐的主张提了出来，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说：“这里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到南方去？南方都是成片的河流，没有成片的草原，我们本身是游牧民族，为什么要把马也带到那里去？”
反对最激烈的是拓跋成，孝文帝见到此番景象，直接拍桌子发起火来，说道：“我才是一国之主，我想要发兵攻打南边齐国，你们有什么好反对的？”回到宫中以后，他单独召见拓跋成，跟他说：“我告诉你，我刚才对着你你发火，是为了要吓唬大家，因为你是群臣之首。
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只是一个适合用武的地方，在这里很适合打仗，但是不适合做一个想要发展壮大的王朝的都城，更不适合在这里广泛地推广改革。现在要想移风易俗，要想改革，必须要迁都。
这次我说要出兵伐齐，实际上是以此为由头，率领或者逼迫文武百官和那些贵族们以及军队跟我一起迁都中原，去到洛阳。”拓跋成也是一个大人物，孝文帝这样一说，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公元493年，孝文帝亲自带领三十万步骑兵南下，大家都以为他要去伐齐，谁也没想到此次出行的真正目的是迁都。那个时候正值秋雨绵绵，雨足足下了一个多月，道路非常泥泞，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虽然行军很困难，并且又受到贵族的阻拦，大臣们也叫苦连天，但是孝文帝却没有一点要退却的意思，他说：“我们兴师动众，如果现在半途而废，那不是将会遭到后人的耻笑吗？那既然大家都反对再往南去攻打齐国，那要不我们索性就把国都迁到这里，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面面相觑，但最终也不得不同意迁都。
（孝文帝迁都路线。）
这次迁都是一次壮举，此前冯太后还在时经常与孝文帝讨论迁都的事，但一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不得已，孝文帝只好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可以这样说，没有冯太后的尝试变法就没有后来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没有敦厚仁义的孝文帝，就不会成就冯太后实施的变法；没有变法，冯太后和孝文帝就不会成为名传千古的人物。
唐朝的繁荣一定程度上源于北魏，北魏起兵于大漠深处，后来迁都到平成，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很巧的是，唐朝也是出自山西，当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夺取长安后，因为当过唐国公的缘故，因此把新兴的国家命名为大唐。北魏与大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们更是密不可分：在政治制度上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可以说是照搬了北魏的吏治模式。在土地制度上唐朝实施的均田制就是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变法的精髓；在都城的建造上长安大兴城的建造借鉴的就是当年北魏洛阳城的规制。更为重要的是，唐朝几位出色的帝王，他们所信奉的民生为本的治国理念，也是北魏孝文帝一再倡导的思想。
（长安城示意图。）
但变法也有“异化”的时候，变法者大都是政治强人，随着变法派的地位逐渐巩固，很多小人举着拥护变法的旗帜，簇拥包围着变法者。他们趁机利用变法者渴望得到社会认可，渴望缓和社会矛盾的心理，阴险的躲在变法者的身后，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最后的结果是这批阴险的投机分子夺取了变法的成果，享受了变法带来的一切好处，最后又把变法者打倒在地。
变法出现“异化”的情况，其实在北魏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而孝文帝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察觉到了这批人的险恶用心，并且毫不犹豫的处理掉了这批人，保证了变法没有走向“异化”，还使用了独特的方法完成了迁都。正是这种政治敏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变法。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来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那些躲在变法者背后的邪恶投机者，最后导致民怨沸腾、矛盾激化，皇帝不得已把王安石罢免回家。
（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后果示意图。）
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前期一直是比较成功的而到了后期张居正地位稳固，以后，他同样没有看透躲在他背后的阴险投机分子，张居正在他们的蛊惑和肉麻的吹捧下，丧失了自我，导致家破人亡，死后还被鞭尸。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