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做学问的，都要知道这门学问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如果不这样，就不能知道这种学问从古至今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如果不能了解这门学问的优点和缺点，就无法掌握学习这门学问的正确方法。自古以来，我国的命运有强盛的时候，也有衰落的时候，经学这门学问，也有强盛和衰落的时候；国家，有分裂的时候也有统一的时候，经学这门学问也有分裂和统一的时候。历史的事实就在那里，是可以作为明证的。
经学开辟的准确时间，是从孔子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书开始的。在孔子以前，是没有“经”（专指经学）这个名称和说法的。就像没有老子，就不会有道教的道德经；没有释迦摩尼，就不会有佛教的“七佛”（指佛的七世身）。
《易》，是由伏羲画八卦而创立的，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周文王将八卦两两相叠，创造出六十四卦，不过这八卦也好，六十四卦也好，都只有图形，没有解释的文字。司马迁（西汉人，著作有《史记》，《汉书》有传）、扬雄（西汉人，著作有《法言》、《太玄》，《汉书》有传）和王充（东汉人，著作有《论衡》，《后汉书》有传）他们的书中都只说了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这件事，并没有说文王作《卦辞》。所以那个时候的《易》就像夏朝的《连山》，商朝的《归藏》一样，只是用来做占卜的书而已。我们并没有把《连山》和《归藏》称为经，同样的道理，伏羲所作的《易》和周文王所作的《易》，也不能称为经。
《春秋》，是春秋时代鲁国史书的名称，用文字记录鲁国发生的史实，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就像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一样，只是记录历史事件的普通史书而已。既然我们不把晋国的《乘》和楚国《梼杌》称为经，那么，作为鲁国史书的《春秋》在孔子删定之前也不能称为经。
根据《史记 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首。”根据《尚书纬》的记载：上古流传下来的《书》有三千两百四十篇。虽然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如此庞大，但没有经过孔子的删定，未必每一篇都有明确的意义，也不是每一篇都当作行为的准则或给人以借鉴。
根据《后汉书 儒林传》的记载：《周礼》这部经是西汉的孔安国献给汉武帝的，不过以林孝存和何休为代表的很多汉朝人都不太相信这种说法，何休认为《周礼》的成书可能在春秋时期，不是周公所作。
《仪礼》一共有十七篇，虽然是周公所作并流传下来，然而有可能当时并不只有十七篇，而是经过孔子的删定后保留下了十七篇，也有人认为也许没有十七篇，十七篇是经过孔子增补的，然而这些事情都无从考证了。《礼记 杂记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哀公派孺悲到孔子那里去学习士的丧礼，因此士的丧礼才被记录成书”。由此可知，《仪礼》是孔子删定后才被称为经（《士丧礼》是《仪礼》的第十二篇）。就像经过孔子删定后，《诗》保留下来三百零五篇，《书》保留下来百篇左右，从此，《诗》和《书》才被称之为经。
《易》的《卦爻辞》《彖》《象》《文言》都是孔子作的，这些文章阐述、继承和发展了伏羲、文王的思想，从这时开始，《易》已经不是仅仅用来占卜的书了。《史记 周本纪》中没有记载周文王做《卦辞》，《史记 鲁世家》中也没有记载周公作《爻辞》，既然没有史书记载周文王或周公作《卦辞》《爻辞》这些事，那么《卦辞》和《爻辞》一定是孔子作的。
《春秋》经过孔子的删定后，用文辞来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褒贬评价，为后代帝王树立了正确的行为标准，所以《春秋》也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的书了，他有了更多的含义。孔子作《易》和《春秋》后，这两部书的深层含义就表达出来了，后代人就很容易理解其中深奥的含义了。
在西汉初期，上面这些事实人们都是非常认同的，但到了东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怀疑这些不应该怀疑的东西。
例如：根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记载：关于“谁重卦”有四种说法：王弼认为是伏羲重卦；郑玄认为是神农重卦；孙盛认为是夏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是文王重卦。同时，该书也记载了关于谁是《卦辞》和《爻辞》作者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的代表性人物是郑玄，他认为《卦辞》《爻辞》是周文王所作；另一种说法根据《爻辞》中有很多内容是发生在周文王以后，所以认为《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马融、陆绩都是持这种观点。正是由于产生了这些怀疑，很多学者就开始不相信“《卦辞》《爻辞》都是孔子所作”这件事了；并且，孔颖达在他的《春秋左转正义》，昭公二年的《疏》中就明确的写道：“《易》本身是一部经，孔子作的《十翼》是为经作的传。”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孔子的地位。因为传是依附于经的，通俗点说就是：老师作的是经，学生为老师的经作的解释性说明性文章是传。
《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这年春天，晋国的晋平公派韩宣子这个人来到鲁国聘问，韩宣子到鲁国的太史氏那里看鲁国的藏书，见到了《易象》和《鲁春秋》这两部书，韩宣子看过后说：“原来周礼都保持在鲁国啊，我今天才真正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能够成就王霸之业的原因。”晋朝的杜预在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根据这个故事，认为《春秋》应该是周公所作的。于是，不但像上文有人怀疑《易》不是孔子所作，现在连《春秋》也被怀疑不是孔子所作了。同时，杜预在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提出孔子只是经书的整理者，并非作者。
还有人认为孔子根本没有删定《诗》《书》这样的事，《周礼》和《仪礼》都是周公所作，按这种说法，孔子并没有作任何一部书啊。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写道：周公才是真正的集大成者，孔子有德无位，没有制作经书的权利，怎么能够称孔子为集大成者呢？
我们现在读孔子所作的“经”，应该知道孔子作这六部“经”的真正目的。孔子这个人，有帝王的德行，但是却没有真正做过帝王，到了晚年，孔子认为他传的道在当时是无法实行了，就回家开始删定“六经”，期望这些“经”书可以教化后人。孔子在“六经”中的“微言大义”是可以作为历朝历代的政治准则和人的行为准则的。历代君王，必须要遵循孔子的教诲，才能治理好国家。我们把这称之为“遵循孔子的教诲，国家就可以治理的好，不遵循孔子的教诲，国家就一定会动乱”。孔子以后的士大夫们，也必须遵守孔子的教诲，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君子”。我们把这称之为“君子都是遵循孔子教诲的，所以能够事事顺利，而小人是不遵循孔子教诲的，生活必定凶多吉少”。这些都是历朝历代公认的准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那么，孔子的教诲在哪里呢？答案都在这六部“经”里面。孔子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同理，孔子所作的“六经”就是万世的教科书。
在汉朝的时候，汉朝人是知道孔子的本意的，所以汉朝人认为孔子所作的六经是留给汉朝治理国家使用的。在春秋的纬书《春秋纬 演孔图》中记载：孔子经过推算，知道汉朝会统一全国，于是就作了这些经书，教授汉朝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汉朝的儒者都十分的尊重和崇信“六经”，认为“六经”里面包含的学问是可以治理国家的，孔子的教诲是可以做一番大的事业的。在朝廷上，无论是讨论礼仪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没有不引用“经”书的原文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上至公卿下至士吏的各级官员，没有不精通一本“经”书的。虽然汉朝的皇帝们用了很多的思想统治全国，比如王霸的思想、黄老的思想等，并不是单一的遵循孔子的教诲，但是学习“经”学，并将“经”学中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这种氛围和风气，却是汉代以后历朝历代都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作的“六经”，只要后人稍微学习一下，并按其要求去做，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汉朝以后，这些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原因在于尊崇孔子的人，只是尊崇孔子的虚名，并不清楚孔子教诲的真正意义。尊崇经学的人，把经学只当成了历史来读，并没有真正的应用到实践中，更不以孔子的教诲来治理国家。只是认为这些经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不敢废弃罢了。因此这些经书的真正含义就被历史埋没，圣人的学问也被荒废了。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认为：郑玄的徒弟们，都认为孔子只是做了《易》经中的《十翼》而已，那么对于《易》经来说，孔子作的只是解释《易》经的书，应该称这些书为“传”，就像后人为解释前人的书而作的笺注一样。到了宋代，陈抟将道家思想和“河图洛书”引入到《易》经中来，朱熹作的《易本义》这部书中就引用了陈抟的三传弟子邵雍的说法：认为有伏羲作的《易》，有周文王作的《易》，这两种《易》都在孔子作的《易》之上。到此为止，人们对《易》的理解和认知大乱了。
还有人认为孔子对《诗》《书》的删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和含义，孔子作的这种工作，就像南朝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所作的《昭明文选》，宋朝姚铉所作的《唐文粹》一样，只是古代文献的整理和选编工作。到了宋朝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写了《诗疑》和《书疑》两本书，肆意的删改《诗》《书》，将两部经书删改的体无完肤，到这时候，人们对《诗》《书》两部经书的理解和认知也大乱了。
还有人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以周公所作的文章为体例，所以孔子所作的《春秋》，不过就像《汉书》模仿和参考《史记》的体例 ，《后汉书》模仿和参考《三国志》的体例一样（虽然《后汉书》所记录的是东汉，在三国之前，但是其成书却在《三国志》之后，《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著，而《后汉书》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人范晔所著），孔子只是把鲁国的史书抄录下来，仅有小范围的改动而已。魏晋时期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与唐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这两部后人为解释《春秋》所作的书里面，完全没有写出孔子“一字褒贬”的原意，而是认为所谓的“一字褒贬”的产生是由于“经”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一些脱漏的文字和无法确认的观点造成的歧义，因此不相信孔子所作《春秋》有“一字褒贬”的内涵。北宋的王安石，更是认为《春秋》仅仅是普通的公文流水帐，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至此，孔子作《春秋》所包含的真正目的和含义，基本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了。
所有以上的这些史实，都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孔子作“六经”教化万世的真正目的，不相信西汉人对孔子、对“六经”的评价，所以这些人能够恣意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来诋毁先儒。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怀疑“经”的内容，到了后来，就发展成为怀疑“圣人”，然后就出现了杜预尊崇周公而不尊孔子，陈抟尊崇伏羲和周文王而不尊孔子，这样的事。孔子亲手删定的“经”，他们不但不用来教化世人，反而认为这些“经”不是孔子所作，应该是其他人所作。“经学“这门学问越来越模糊，孔子的教化不被尊敬和推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是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所以，要学好“经学”，必须坚信“经”都是孔子所作，只有这样，才能将这门学问称为“经学”；必须知道孔子作“经”是为了教化万世这个目的，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学习“经学”。
在孔子出生之前，是没有经这个名称的，但已经有了一些对经书上内容的解说，具体可以参见，《春秋左氏传》和《国语》这两本书。在《春秋左氏传》的襄公九年，有对《易》经随卦的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在昭公十二年，有对《易》经坤卦的爻辞“黄裳元吉”的解释；在文公七年，晋郤缺对赵宣子书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中引用了《夏书》中“九功九歌”的内容，后来这段文字被伪《古文尚书》收录到了《大禹谟》这一篇中。在昭公二十八年，有一段引用《诗 大雅 皇矣》的话。在文公十八年，有一段对高阳氏子孙的介绍，这段的文字很多都引用自《书 舜典》。在《国语》的《周语》《鲁语》《楚语》篇中，很多都引用了《诗》中的内容。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南宋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考证的非常详细，可以参考。上面这些对经的解释，比汉朝的儒生所作的训诂要早，都是出自于孔子之前，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其中也有很多不当之处，《春秋左氏传》这本书就非常的浮夸。比如：穆姜在孔子之前，那么她对随卦的解释，怎么可能与孔子所作的《周易 文言》中的表述相同呢？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开始了正乐的工作，可是《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录了，吴公子礼来鲁国聘问，吴公子在当时就欣赏到了周朝美妙的音乐和舞蹈，这件事发生在孔子正乐之前，那时正值礼崩乐坏的时候，所以《春秋左氏传》所记载的内容也不可全信。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个好官，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几部书。《周礼 春官》有段文字写道“三皇五帝之书”，郑玄作注的时候，认为这里的“三皇五帝之书”就是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如果按这种说法，《三坟》和《五典》应该和《书》经一样是古代历史的文献集。伪孔安国《尚书传序》中记载：“《三坟》记录的是伏羲、神农和黄帝的书；《五典》记录的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和虞的书；《八索》是记录八卦相关内容的书；《九丘》是记录我国九州地理内容的书。”这段关于《三坟》《五典》的解释出自郑玄的学说；关于《八索》《九丘》的解释出自马融的学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八索》就是和《易》类似的书籍了。不过这些说法都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不用深入去研究。以上这些上古久远的历史文献能够传到现在的，只有《尚书 帝典》这一篇了。宋代的时候，有人伪作过《三坟书》。类似的说法还有：郑玄的《六艺论》中记载：伏羲在八卦（乾、震、坎、艮、坤、巽、离、兑）的基础上增加了“消”和“息”二字；《孟子 滕文公上》记载：许行说：神农氏与平民一起耕种田地；《大戴礼记 武王践阼》中记载：黄帝和颛顼的言论都记在丹书里面，《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以鸟名作为官名的原因。这些记载年代过于久远，很多文献已经无从考证，虽然各种记载也有很多的出入，但不会影响经书核心的含义。
《礼记 王制》中记载到：乐正（官名，是所有乐官之长）提倡推崇四种技艺，设立四门课程，按照先王流传下来的《诗》《书》《礼》《乐》培养人才，春天和秋天教授《礼》《乐》，冬天和夏天教授《诗》《书》。元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乐正用诗书礼乐这四门课来培养人的方法由来已久。《周易》虽然是卜筮的书，但书中精微的道理不是初学者很容易就能够体会的，《春秋》虽然是记载历史事件的书，但其中治国的道理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发现的，所以《易 象》和《春秋》两本书，是韩宣子在昭公二年到了鲁国后才见到的。由此可知，在当时，除了鲁国外的其他国家，未必会全部开设齐全这六门课。但自从孔子亲自删定,修缮和创作了六经，确定六艺以后，经学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以六艺六经为标准的教育才推广开来。”
这种观点可以说很接近真实情况了，但还是没有说全。
周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这件事，《史记 周本纪》中有记载，但在《周本纪》中却没有提到周文王作《卦辞》的事。《史记 鲁周公世家》中也没有记载周公作《爻辞》的事。那么在当时，《易》只有图形而没有文辞，既然没有文辞就不能用来作为教科书教育学生，如果《卦辞》是周文王作的，《爻辞》是周公作的，那么在当时就一定像现在皇帝亲自颁布的书一样，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来教授并由史官记录。但是根据《礼记 王制》的记载乐正没有用《周易》作为教材，就知道没有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样的事。
《春秋》是史书，真实记录发生的事件，只有史实，但没有什么深层含义，所以也不能用来教育学生。如果当时已经有了“用文字来表达褒贬”这种写作笔法的话，就像朱熹的《通鉴纲目》中《发明》《书法》两篇，那么也可以用来教育学生了。根据《礼记 王制》的记载乐正不用《春秋》作为教科书，就可以知道周公没有作《春秋》凡例的事。东汉王充的《论衡 须颂篇》记载：“有人问：《书》中“钦明文思”后面的话是谁说的？答：写书的人。问：写书的人是谁？答：孔子。”西汉匡衡（凿壁借光就是他的事迹）在他的上疏中写到：“孔子对《诗经》的创作，把《关雎》写在第一篇”。东汉张超的《诮青衣赋》中写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由以上可知，汉朝学者都认为《诗》和《书》都是孔子所删定，至于《易》和《春秋》就更不用说了。
经过孔子对六经的删定后才有“经”这个名称。《礼记 经解》开篇记载：“孔子说：到了一个国家，就知道这个国家对国人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如果国人温柔、敦厚，那就是《诗》教的，如果国人知识丰富、精通历史，那就是《书》教的，如果国人豁达、善良，那就是《乐》教的，如果国人纯洁、文静和细心，那就是《易》教的，如果国人恭敬、勤俭、庄重，那就是《礼》教的，如果国人擅长于用文辞比附事实，那就是《春秋》教的。”根据这个记载，学者们才开始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为“六经”。这篇文章的名字虽然叫做《经解》，但孔子的话中却没有“经”这个字。《庄子 天运篇》记载：“孔子对老子说：我从事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的研究”。这里孔子才第一次提出“经”这个字。可能是因为孔子删定六经的时候，认为这六经蕴含的道理是一种普遍的道理，所以，孔子将其命名为“经”。《庄子 天道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要把经书送到周朝的藏书室中保存，子路建议说：“我听说周王室掌管典籍的史官老聃隐退在家，您可以去找他帮忙。”孔子见到老聃后，说明来意，老聃不答应，然后孔子就向老聃讲解了十二经的内容。”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记载：“这十二经是指六经加上六纬，合计十二经。”也有人认为是《易》上下两部和《易》的《十翼》，合计为十二经。还有人认为：这里的十二经是指《春秋》整部书记录的十二个鲁国君王。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看出，这都是为孔子作经正名的证据。经名正，其道可立，人们就会遵循其中的道理，就像太阳在天的正中，星星都会朝着太阳的方向。龚自珍说：“孔子没有出生就有了六经，孔子又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孔子哪里有和弟子们亲自写过一部经书呢？”如果真像龚自珍所言，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孔子作《春秋》这件事呢？这种想法是受了刘歆，杜预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在孔子以前是没有所谓的“经义”的。
在六经之外，还有一部书《孝经》，也被称为经。《孝经纬 钩命诀》中记载：“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要像《春秋》那样的实现大一统，但我行为的准则都是依照《孝经》的。”孔子又说：“《春秋》我传给了卜商（子夏），《孝经》我传给了曾参（子舆）。”由此可知，是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孝经》的。这本书之所以能够称为经，《汉书 艺文志》中做了解释（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每个人都要做到的事。从大的方面来说，就将其命名为《孝经》。”东汉郑玄在为《孝经序》作的注中写到：“《孝经》，是天地人三才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五行的准则。孝是所有行为中最重要的，称其为经，是因为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郑玄在《礼记 中庸》“大经之本”的注中写到：“大经是指《春秋》，大本指《孝经》。”汉朝人推崇孔子，认为《春秋》和《孝经》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经常将《春秋》和《孝经》写在一起。《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上记载：“（孔子）先作了《春秋》，后作了《孝经》。”《百石卒史碑》上记载：“孔子作《春秋》制《孝经》。”这就是说《诗》《书》《易》《礼》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孝经》是孔子作的。郑玄在《六艺论》中写到：“孔子认为《六艺》主题都不一样，要求和目的也不同，怕后人不能把六经作为整体，将六经拆散，所以作了《孝经》作为提纲，以汇总六经所有的重要含义。”按照郑玄的说法，《孝经》是所有经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早被称为经的。魏文侯时已经有了《孝经传》，这本书的作者也认为《孝经》为最早的经书，与子夏作的《易传》是同一时期的，这两本书，《汉书 艺文志》都没有记录。
孔子删定六经的目的，在《史记》中有记载。《史记 孔子世家》写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已经非常衰弱了，正处在礼崩乐坏的时期，《诗》和《书》都残缺不全。孔子开始整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另外开始整理上古留下来的各种文献。将上至尧下至秦缪公的文献资料都编排起来。孔子说：夏朝的礼仪我能讲出来，但是作为夏朝后代的杞国已经不能完全表现出夏朝的礼仪了；商朝的礼仪我能讲出来，但是作为商朝后代的宋国已经不能完全表现出商朝的礼仪了，因为他们的文献资料不充足，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料的话，那我就相信他们的仪礼是夏朝商朝的礼仪了。孔子通过研究夏朝和商朝的得失，说：后代虽然经过百年以后，我也能够知道那时候的礼仪是什么样的，就是一文一质，周朝的礼仪借鉴了夏商的礼仪，最为隆重和丰富，我喜欢周朝的礼仪。所以《书》和《礼》都是孔子整理作的。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说：音乐的演奏规律是可以知道的，开始的时候协调，然后和谐、悠远最后结束。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开始整理礼乐的工作，使得《雅》和《颂》都发挥了应该发挥的作用。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除那些重复的，保留其中可以用于表现出礼的含义的。整理的诗最早有契时代的，后来有殷商两代的，再到周礼王周幽王时代的，以表现夫妻关系的诗作为开始。所以说：《关雎》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经过选择的这三百零五篇，孔子都将其配上乐谱，是为了能够合上《韶》《武》这样的雅乐。礼乐的发展过程从此开始就有了记录，以配合王道而组成六艺。孔子晚年的时候喜欢《易》，并为《易》作了十翼，孔子读《周易》读到穿竹简的皮条都断了，并说：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能多读几遍《周易》的话，就不会犯大的错误了。孔子用诗书礼乐来教弟子，他的弟子大约有三千多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个人。”
根据这些，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用《诗》《书》《礼》《乐》来教的弟子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只有七十二人，由此可知，孔子教学生，就像上文乐正设立四术教人一样，而《易》和《春秋》两门非常深奥，不是才学高的弟子是无法精通的。
《史记》认为《春秋》与其他经不同，是后出的，并记载：“孔子说：可惜啊！可惜啊！君子担心自己离开人世后，自己的名不被人称颂。我的理想不能推行下去了。我有何脸面见于后人。”由此依据鲁国的史实写了《春秋》这部书。这部书上自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这部书是以鲁国的史实作为依据，赞美周朝，借鉴商朝的得失，贯穿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变化。《春秋》用简约的文字来表达丰富的含义。虽然吴国和楚国的国君都自称王，而《春秋》却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会盟，实际上是晋侯召周天子去的，但是这不符合礼制，所以《春秋》写为：周天子去河阳狩猎。孔子希望以这样的笔法来作为标准，评价褒贬时事。以后再有称王的人，如果能够推行《春秋》笔法，则作乱的人就会害怕。孔子在鲁国任司寇断案的时候，作断的文辞常常与别人商量再决定。但在《春秋》这部书中，孔子该写的写，该删的删，就连子夏这种擅长文章的弟子也无法增减一个字。孔子传授弟子们《春秋》后说：后代人能够了解我是通过《春秋》，能够怪罪我，也是因为《春秋》。”
《史记》认为《春秋》成书较晚，对其记载却十分详细，是因为孔子作《春秋》的功劳比删定其他经书的功劳要大的多，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功绩与大禹治水，周公抵御夷狄是一样的功绩。《春秋》这部书所表现出来的大义，与《孟子》和《春秋公羊传》的主要思想是相符合的，都有“据鲁，亲周，故殷”的含义。由此可知，春秋公羊学派“三科九旨”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认同《春秋》有褒贬时事的含义，那就知道春秋左传学派所认为的：《春秋》是一部史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知道孔子曾经说过“知我者罪我者都是因为《春秋》”这样的话，那就应该知道后世把《春秋》作为历史书籍，称其中只是褒善贬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这样的观点，是极大的错误。最后这段话是北宋程颐在他的《春秋传自序》中写的，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汉朝以后，学者们研究《春秋》时所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