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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夏之交，我初三那年，邵寨中学来了一个疯子。
说是疯子，其实是我的乡亲。有人说他来自白崖村，有人说他来自东庄村；有人说他是老婆跟别人跑了才引发了疯病，有人说他原本是名老师，由于和校长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时想不开，才变得疯疯癫癫。总之，也是个苦命的人儿。
那个正午，正是吃饭时间，所有到校的学生几乎“倾巢而出”，全部跑去看热闹。用邵寨话来说，就是看“稀乎景儿”。听围观过的同学说，他个头很高，体型消瘦，蓬头垢面，胡子邋遢，衣衫褴褛，破鞋一双。又有人说，他面容还算整洁，胡须有过修理，衣衫有点寒酸，鞋子半旧不新。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身材颀长，个子偏高，还有就是“谈吐不凡”，站在讲台上对底下学生们讲课，内容好像除了历史地理，就是文学政治。再有就是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字迹清秀，笔走龙蛇，铁画银钩，颜筋柳骨。
大概想着他曾是同行的缘故，再者他没有做出具有伤害性的举动，邵寨中学的领导和老师并没有下令叫人驱逐他，只是吩咐不要激怒他，不要和他有语言上的交流与沟通，等他“老师瘾”过足了，自会离去。
果然，师长们所料大体不差，一连好几天，他真正地过足了当老师的瘾，就那样悄悄地离开了。正如徐志摩《再别康桥》里说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最后大家还是不知道他云游何方，仙踪何处，是病是灾，是生是死，只留下学生们迷惘的期盼和老师们怅惘的太息。
这是“真疯子”，邵寨中学还有“假疯子”。
假疯子是说老师教学认真，功底扎实，一心一意，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夙兴夜寐，披星戴月，一心扑在教育教学工作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疯魔不成话”。更重要的是指当时采取一种极为严厉的教学措施——打学生，不仅仅是体罚哦。
不知道是老师们有升学指标，教案任务，工作被校长批评了，请假被领导拒绝了，还是打麻将输钱了，孩子打碎玻璃了，老婆给脸色看了，同事冷嘲热讽了，等等。反正他们是把生命当中所有的坎坷不顺、苦痛遭遇和生活当中所有的不愉快、起龃龉撒气般一股脑儿扔向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砸向温床上的幼苗、教室内的学生头顶之上。
那时候邵寨中学的学生们私底下一直流传着“四大土匪”的谣言，从学长那里听说而来，又不知道还要往下传递到多少学弟学妹当中去。中国古代有“四大名著”，《红楼梦》里有“四大家族”，香港歌坛有“四大天王”，邵寨中学有“四大土匪”。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能看得出感觉到那时候老师确实操心学生的课业，不像现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学校除了教育教学，还要接待领导，应付检查，打卡开会，上交心得，整理材料，上传档案，防火防骗，防溺水防早恋等，忙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是连轴转。
从学习成绩、人生成就来说，我赞成那时候老师们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小赌怡情”的惩罚措施。毕竟社会不是学校这个“象牙塔”，人生不是“过家家”，也不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孤独、不公、困苦、别离等将会伴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人生好比吃甘蔗，先苦后甜总比先甜后苦来得要好一些。
初一相较于小学，多了一门学科，叫做“政治”，代课老师是个女的，姓姚，曾经无数次撕了我的作业，把作业本或者练习册卷成纸筒敲打我的脑袋，扇我的大耳刮子，骂我“瓷锤”。可惜人世间从来就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年后，数学老师换成她的丈夫小于，揍我也是没商量，戴着婚戒的手指无数次在我红扑扑的脸蛋上留下鲜活的印记。可谓是“夫妻搭档，连消带打，冠军组合，王者之师”。
就在那一年，姚老师身怀六甲，于是学校临时给我们换了一位老师，就是姚宏涛了。
邵寨中学和当时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所中小学一样，每天的日常从早操开始。以班集体为队列排成方阵，除了留下几个同学打扫校园、教室卫生，包括老师，倾巢而出，队伍何其壮观，阵势何其宏大！
学生们在操场外圈走步或者跑步的时候，老师们则在内圈或散步，或锻炼。这时候老教师姚宏涛就很特别了，他通常是背着双手倒着走，或者倒着小跑。
江湖传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有个奇怪的爱好，经常倒立着观看世界，思考问题。可见，这个姚宏涛老师不是一般人。
他估计50多岁年龄，曾经给我的父亲教过政治课，那时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只是因为不知名的原因仍还滞留在邵寨中学。
姚宏涛老师是个小老头儿，头发花白，面容矍铄，常年穿一件蓝布裁剪的中山装。人看着很是瘦弱，但身体里却蕴藏着火山喷发般的能量——听隔壁三班的同学说，他拿起拖把，将学生们，无论男女，基本依次打了个遍，拖把头都被打秃了，拖把的杆儿也从中折断——妥妥的又是一个疯子。
至于他滞留在邵寨中学的原因，听人说孩子不认他，老婆找他只拿钱，花他的工资和退休金，妥妥的又是一个可怜人，苦命的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