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万历十年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恢复名誉。
张居正是个严谨、坚韧的人，在嘉靖在位期间，张居正曾经提出过自己的改革建议，但并不为嘉靖采纳。
张居正没有像其他臣下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说服皇上，而是在被嘉靖拒绝后，依然默默地，安守本分工作。
这一举动，得到了嘉靖的认可，将张居正派给了后来的隆庆帝做老师，继而又成为了万历的老师，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二代帝师，响当当的人物。
张居正也是个有权谋，善用手段的人。
万历初期，张居正作为次辅，和首辅高拱一起作为隆庆皇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
后因高拱嘴没把门儿的，随口私下说了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而被张居正得知。
张居正别有用心地将这句话改成了“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并暗地里推波助澜地把它传到了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耳朵里，挑事儿成功。
于是，高拱被拿下，张居正顺理成章得到了首辅的位子，自此拉开了他大权独揽，纵横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生涯大幕。
此时的张居正已不再是嘉靖时那个徒有改革想法计划的张居正了，他身负首辅的高位，皇帝的信任，百官的顺从，拥有了足够的资源。
他开始大力整顿吏治，推行全新的官员考核方法，将文官集团身上的腐朽之气一扫而去；
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大明王朝的财税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后来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张居正的改革，给日渐衰弱的大明王朝打了一剂强心剂，带来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用黄仁宇的话说，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大明王朝气象一新，北边边防压力大大减轻，国家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称他为“大明中兴第一名臣”实不为过。
然而能臣与权臣之间，往往只一步之遥。
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张居正不断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了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断安排自己的亲信就任要职，以确保自己政令的推行。
张居正一步步从能臣滑向了权臣。
他与司礼监秉笔大太监冯保勾结，以万历皇帝名义颁布诏书；他不断插手吏部，安插自己的人，在朝堂之上的势力越来越庞大。
自古，功高震主，没能急流勇退者，大都没能落得善终。
张居正亦不例外。
这其中，有他自己的原因。
一方面，手握大权，难免有结党营私之嫌，这本就是历朝历代皇帝所不能容忍；
另一方面，人一旦坐上高位，身旁阿谀奉承之徒的迷魂汤一碗接一碗，日子久了自己就算能忍着不喝，闻着，那也能闻醉了。
张居正乘坐的轿子，那是32个人抬的，那是何等华丽丽的阵仗啊！
张首辅的旷世豪华大轿子，里面可以供他读书、办公、睡觉、吃饭、见客，等等等等，根本就是移动版的府宅。
这规制，已是大大的僭越了。
张居正身为人臣，又满腹学识，他不懂吗？
他当然懂，只是他被迷魂汤搞的有点儿醉了，飘了。
可是，在年幼的万历皇帝眼里，张居正始终是位严厉的老师。
皇帝十岁那年，迷上了书法，字写得也确实不错。
有次，万历请张居正和其他几位大学士点评自己的书法，却遭到了张居正的严厉批评：“皇上，书法这东西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都是因为沉迷于写字画画，断送了江山！”
于是，自此，万历皇帝只好灰溜溜地去读书，再也不敢提书法这档子事儿了。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管束下，皇帝所做出的的每一项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影子。
万历皇帝二十岁的时候，担任首辅刚好十年的张居正病故了，抛下了偌大的大明王朝江山，走了。
这时，那些曾经被张居正打压过的人，那些一直潜伏在地下反对张居正的力量，瞬间彻底爆发出来。
他们开始对这位前首辅大人反攻倒算，各种揭发他生前劣迹的奏折像雪片儿一样，纷纷飞到万历的龙案上，检举信内容包括：任人唯亲、收受贿赂、私生活作风混乱等等。
这一下，年轻的万历皇帝的三观被彻底震碎了，碎成了渣渣。
他愤怒了，这个成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告诉自己要做个好皇帝的严苛的老师，背地里竟然干出这么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怒不可遏的万历抄了张居正的家，流放了他的儿子，要不是李太后劝说，万历甚至要给张首辅来个开棺戮尸。
不过说句心里话，万历皇帝心里的苦，也能理解——一生崇拜的老师，人设崩塌。
万历废除了张居正之前的各项改革措施，明朝中期的发展也就此中断。原本缓缓驶上正轨的大明王朝，再次脱轨，向着悬崖，全速冲去，无人可挡。
看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应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都不应偏囿于一隅。
在我心中，自是喜欢这位堪称一代名相的张居正张大人，无论如何，他以其学识手段，为大明王朝注入了活力，拉动这架庞大的机器渐入正轨，驱除官场腐朽之风，更令百姓生活发生了真切的改善。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对历史发展进程做出影响（无论正面还是反面），必然都是有着极强性格特点之人。
人无完人，助其走向成功的优点，往往也正是注定失败的致命缺点。天使与恶魔，常常也是一线之隔。
崇祯帝朱由检这样评价张居正：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梁启超说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