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47岁。
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读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范文澜，可能是我最早知道的史学家。因为小时候家里居然有一册《中国通史简编》，还是竖排本、繁体字的。虽然没有读过，但“范文澜”这个名字却记住了。
后来在不同的机会，居然凑齐了全四册（第二册也就是第二编的得来，尤其好笑：是当年单位同事在抓捕一个罪犯时，从他的住处搜查到的，一起带回来扔在办公室。可见此书流传有多广）。
以下文字摘编自下列论文：
《“我们党对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编纂事业》，赵庆云，历史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徐国利，史学理论研究；《范文澜与中国革命史学之建构》，林国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周文玖，史学史研究；《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路则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笔名武波、武陂，浙江省绍兴市人。中国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宗师”。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并为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
1913年，范文澜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此后20年间，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
1936 年夏，范文澜应聘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七七事变后，他全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姚雪垠等主编的《风雨》周刊撰写了大量评论，并主编《经世》战时特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 年6月开封沦陷， 他先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范文澜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
新中国建立后，范文澜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
范文澜早年是一个经学学者。在北京大学的四年，他受到经古文家大师的熏陶，被视为最能继承古文经学衣钵的学人。北大期间，范文澜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三人，都是古文经学的重要学者，当时在北大讲授经学、小学、文学史等。
范文澜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北京大学时的生活及自己的治学旨趣：“那时北大的教员，我们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永概。我们这一班就是文选派了。教员有黄季刚( 黄侃) 、陈伯弢( 汉章) 、刘申叔等人。辜鸿铭讲西洋史，其实根本不讲课，上课就骂洋人，说只有中国才是礼义之邦。那时北大有点‘百家争鸣’。姚永概上课宣传桐城派，骂文选派。黄季刚上课就骂桐城派。”“我在大学里， 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 ，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范文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的。民国初年，他很佩服鲁迅，经常登门拜访。但五四时期，看到鲁迅写白话小说，他深为不满，为鲁迅惋惜。他说: “‘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唐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
范文澜毕业后，又在北京、沈阳、天津、河南等地高校任教，讲授经学、古典文学及文学史等。特别是他对《文心雕龙》的校勘和注释，为他赢得“范雕龙”的雅号。
1940 年1月，范文澜携带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延安。当时正在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将其安排至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不久后，他成为历史研究室主任。
范文澜到延安后，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对经学进行了重新认识。1940 年，延安新哲学年会请他讲演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演讲稿发表在延安的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篇幅虽然不大，却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中国经学演变的脉络，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经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与《群经概论》相比，这篇演讲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的经学史著作。
范文澜关于经学的讲演是在延安的中央党校作的，毛泽东莅临听讲，第三次演讲毛泽东因生病没有去听，为此他给范文澜写了上文所引的那封信，高度评价范文澜的讲演，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还问“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 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 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1940 年正处于整风运动的酝酿时期。其时，中国共产党既面临扫清教条主义的任务，还要同国民党争夺思想文化领域话语权。为完成这两大任务，史学研究必须参与其中。
很快，范文澜即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以满足干部学习之需。
1940年8月，范文澜组织历史研究室的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人着手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他最初想仿效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做法，让其他人仅作资料长编，由他来统一撰写。但除金灿然外，其余各人于编纂资料外均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他后来回忆称“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
1941年底终于撰成约 60 万字的书稿。1941年5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1942 年出版中册。
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评价甚高，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 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令国民党当局颇为不安。1947 年 7 月 17 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的社论，攻击其为“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社论反而令《中国通史简编》更受关注。1947年10月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通过“中央社”发表谈话，直接攻击范著，随后对之公开查禁。
后期，范文澜主要工作就是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后实际上为重写）。
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机构，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以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之修订。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表达对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的支持。范文澜非常兴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
他为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但是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实际上并非简单“修订“的意义，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