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窗夜话》研读3⃣️

明治三年（1870），正值《新律纲领》编纂之时，诸位委员皆汉学家，故多以明律、清律等为本起草法案，而副岛公早已着眼泰西法律，命箕作麟祥氏翻译法国刑法典，将其带至编纂局，与众人论争，效仿中国律令一罪对应一固定之刑有其不当之处，主张应于量刑中设轻重长短之范围。（这一处涉及到的是量刑范围的问题，及一个罪行是否应该只有一个固定的量刑设定，我更赞同副岛种臣主张的量刑中应设轻重长短之范围，这也是现在大多数国家所推崇并正在实行的量刑范围的主张。“定罪量刑”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步骤，“定罪”即已经确定了一个人是触犯了某条具体的法律并确定了是什么罪行，需要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量刑”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确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并决定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司法活动，而判断的依据就包括犯罪人是否为初犯、偶犯、累犯或者是否有自首、立功情节等因素，还会根据犯罪人当主观意图即故意还是过失等，刑罚报应体现的是刑罚的公正性，而量刑应当以犯罪事实及情节根据，对犯罪行为作出恰当的法律评价，从而使裁量的刑罚成为一种公正的刑罚，使得犯罪人的人权也能得到保障。）

姑且不论此说法之是非，德拉古之法乃惊世骇俗之酷法，得名“血腥法典”倒也恰如其分。个中残酷之极之处，乃死刑之滥用也。叛逆杀人等重罪处以死刑，时至今日亦众说纷纭，而依德拉古之法，郊野盗一二苹果，农田偷二三蔬鲜，亦为死刑。此等情状于血腥法典中犹属宽大者，甚至于懒惰者亦被处以死刑，实为残酷之极。不仅如此，城邦之万民，乃至无生命之物，皆可科以刑罚。有人或遭石击，或受木压而亡，其木石皆要受刑，盖意在使民众知晓杀人乃重罪之事也。德拉古之法酷烈至此，一时普天之下，莫不战栗，但苛酷太过，反不得长久。（“血腥法典”刑种苛繁、死刑残刻、罚不当罪，体现的是一种重刑主义、轻罪重罚，这与我国古代法家的“重刑思想”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其主张的是“以刑去刑”，即用刑罚去遏止刑罚，轻罪重罚，量刑从重达到人们绝对厌恶的程度，使得人们不敢犯罪害怕犯罪，从而达到没有犯罪而不需要用刑的效果。《周礼》里有说：“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严刑峻法在乱世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但绝不是长久之计，轻刑还是重典，还是取决于社会稳定度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另一个角度说，严刑峻法会消除边际震慑力，例如若绑架不论情节轻重均处以死刑，那么刑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就失去了震慑力，即对于犯罪分子来说，绑架和绑架杀人需要面对的是同等刑罚，这就会让犯罪分子产生“绑了人是死，杀了人也是死，但只要人质活着，他就很可能会举报我，那我为什么不干脆灭口算了”的想法，这样的结果就是绑架罪少了，但杀人罪多了，这就体现出刑罚必须具有区分度的重要性。这也让我想到了意大利刑法思想家贝卡利亚说的：“严峻的刑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所以这也让当代立法者意识到，应该采取“重重轻轻”、“宽严相济”的刑法体系，使得犯罪者的刑罚与其犯罪行为相称，对严重的犯罪应当严厉打击，而对一些造成的危害不大、社会危害性不强的犯罪行为则可以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在我国，运用刑罚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刑罚的适用是重综合治理多于施用刑罚；重预防犯罪多于惩罚报应。一方面通过剥夺罪犯的自由等部分权利对其进行惩戒，另一方面通过保障罪犯的教育、医疗等权利对其进行教化，削弱其反社会人格，从而达到预防再次犯罪的目的。）

传言每有法令颁行，便书于木板之上，悬于数十尺竿头，以此为公布之号记。  民众仰视竿头，知猛法又出，却不知其内容，如轰雷掣电，无不恐怖战栗。身为立法者，特为炫耀文章之庄重典雅，好用奇语、草难文者，狄俄尼索斯之徒也。（法律的颁布应是用语意义准确，兼平易通俗，而不是用语庄重典雅、奇语难文。法律的公布就是告诉所有民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给了民众行为的底线。如果民众只知道颁布了法律但不知道具体颁布了什么内容，做事就会畏手畏脚，不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就会导致民众最后可能什么都不做，这样就会极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