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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滔天洪水》
当战场上的压力已经接近极限时，外交人员也在紧张地忙碌着，把更多国家拉入战争的旋涡中来。 1914 年，奥地利和德国把保加利亚与奥斯曼帝国拉到了自己这一边； 1915 年，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 1914 年，通过抢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日本参战； 1916 年年底，英国和法国把日本海军从太平洋召到地中海东部护航，以对付德奥两国的潜艇。巨额现金，以及能想到的各种外交手段，都被用来向欧洲中部最后一个中立国 —— 罗马尼亚施压。如果能把罗马尼亚拉进协约国集团，将给奥匈帝国的软肋以致命一击。然而， 1916 年时，只有一个国家能真正改变战争的天平：美国。
英国直到 1893 年才觉得应将它在美国首都的公使馆升格为正式的大使馆。可现在，才过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欧洲历史将如何写下去，似乎就得全看华盛顿方面对战争的态度了
正如协约国由于不敢得罪美国而无法充分加强其海上封锁一样，德国的反击计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流产。
1916 年 8 月 29 日，威尔逊签署法令，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海军扩军计划，分三年拨款近 5 亿美元，建造 157 艘新舰船，包括 16 艘主力舰。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从长远来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 1916 年 6 月紧急船运公司（ 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 ）的成立。这一机构旨在建立一支商业船队，与英国相抗衡
一个新的政治信用网络在欧洲建立起来，伦敦成为其中心。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这些外国资本一旦到了英国财政部的手里，就被用来为协约国集团从华尔街借贷的数十亿美元提供担保。英国财政部在美国所背负的债务，在英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被它对俄国和法国政府新产生的巨额债权抵销了。但如果把这一庞大的资金转移看作现有财政网络不费吹灰之力的转向，则是低估了这一转变的历史影响，以及这座新的金融大厦的极度不稳定性。 1915 年之后，协约国的战争借款彻底扭转了爱德华时代财政的政治结构。
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开始依赖于外国债权人，那些债权人则反过来对协约国表现出信心。到 1916 年年底，美国债权人已经给协约国的胜利投下了 20 亿美元的赌注。自 1915 年英国负责借贷后，承载着这样一场跨大西洋的资本运作的就是一家私人银行，即主宰着华尔街的 J. P. 摩根，而它与伦敦金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
当德国在 1918 年春季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时，士兵大都饥饿不堪，无法维持一场长时间的进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没有来自北美的支持， 1917 年协约国不间断的进攻 ——4 月的法军进攻香槟（ Champagne ）， 7 月克伦斯基（ Kerensky ）在东线的攻势， 7 月英国在佛兰德斯（ Flanders ）的进攻 —— 以及 1918 年夏秋季的最后总攻，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正如其海军和金融实力的突然上升，美国宣告其政治领袖地位也是非常突然的。这是大战本身的一个产物。
美国人自己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体系，但如果要谈到更广阔的世界的话，他们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证明。
以 20 世纪末的标准来看，没有哪个参战国是成熟的民主政体，但它们也不是古老的君主制或者极权独裁。支撑这场战争的即使不是爱国主义的狂热，至少也是被显著扩展了的共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保加利亚，参战期间其国会都正常运转；奥地利也于 1917 年在维也纳重开国会；即使是俄国， 1914 年出现的早期爱国热情也使杜马得以复兴。在战线的两边，战士们在接受动员时，首先都被告知，他们是在捍卫权利、财产和国家认同的体系，而他们也觉得这些体系与自己利害攸关。
美国并不谋求对领土的控制，但它的商品和资本必须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不受任何帝国国界的限制。与此同时，在坚不可摧的海上防护力量的保护之下，它还投射出一道让人难以抗拒的道德与政治影响力之光。
从 1914 年 8 月开始，信贷刺激下的出口猛增导致生活成本提高，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工资购买力正在消失。 [40] 企业大发战争财，埋单的却是美国工人。夏天过后，威尔逊同意了国会中人民党左翼的提议，开始向对欧出口征税。在 1916 年 8 月的最后几天，为了回应铁路系统大罢工的威胁，他站在工会一边，促使国会承认了八小时工作制。
1916 年 6 月 5 日，精力充沛的骑兵指挥官阿列克谢 · 布鲁西洛夫（ Aleksei Brusilov ）将军毅然派出俄国的精锐部队，在加利西亚（ Galicia ）与奥匈帝国的军队作战。在那几天举世闻名的战斗中，俄国人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实力。要不是德国军队紧急增援并担任军事指挥，东线的南段就将彻底崩溃。这对同盟国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致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最愿意接受威尔逊和谈观念的人，恰恰也是对美国长期崛起最持怀疑态度的人。像英国财政大臣雷金纳德 · 麦克纳（ Reginald McKenna ）那样的老派自由主义者更是如此。他警告内阁，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敢肯定地说，到明年（ 1917 年） 6 月或者更早，只要他愿意，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能随心所欲地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当 1916 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欧洲参战的两大集团都认为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金融关系迟早会迫使华盛顿站到协约国一边，并准备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这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这一猜想已经流传甚广。
20 世纪美国领导权的第一次重要声明并不是要确保“正确”的一方获胜，而是要确保没有哪一方获胜。
在当前的杀戮中，美国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因为如果美国帮助了英、法以及整个协约国，它们当然会确保获胜。但这样做，美国其实是在延续旧世界可怕的暴力循环。威尔逊在私人谈话中表示，那将不亚于“对文明的犯罪”。
在他想要创造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世界文明领头羊的特殊地位是要被刻在欧洲权力的墓碑上的。威尔逊头脑中的对等的和平，是欧洲国家全都已经筋疲力尽的和平。
对于国际自由主义者 —— 比如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 Max Weber ），这位今天最具洞察力的政治评论家 —— 来说，贝特曼 · 霍尔维格放任军事上的技术性意见推翻自己更为正确的判断，是俾斯麦对德国政治文化造成长远伤害的罪证。
作为一个保守的南方自由主义者，威尔逊的历史观受到两个重大事件的影响：灾难性的美国内战，以及英裔爱尔兰保守主义者埃德蒙 · 伯克（ Edmund Burke ）在其著作中所阐释的戏剧性的 18 世纪革命。
因为在这种哲学里，政府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但事实上，政府是一种习惯的组织，由无数团体的线条绑在一起，没有哪一根线是故意放在这里的 ……” 与那些认为只要通过一次革命就能实现民族自决的空想不同，威尔逊坚持认为“政府从来没有被成功地、永久地改变过，它只能由一代又一代的人进行缓慢的调整”
威尔逊并没有让美国正式与协约国结盟，他坚持美国应作为一个“伙伴”而保持超然地位。 在关键时刻，这可以让他拥有他想要的自由，在对双方施加影响时，不是站在伦敦和巴黎身后，而是恢复美国作为全球力量仲裁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