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高骛远的“多余人”

不做好高骛远的“多余人”0724陈雅文

  屠格涅夫曾在《多余人日记》中这么描写这样的一群人：拥有高尚的思想却不付诸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文学上被称为“多余人”。而如上这一则漫画便是在映射如此的一个好高骛远不认清现实的“多余人渔夫”。

  “多余人”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典型例子：奥涅金在浮世中作为小资却受思想进步而拥有超脱世俗的高尚思想，但空有思想却不为所动，空有思想却不根据现实改进，最终在自己的狭小圈子中自生自灭 。同样的蒙莱托夫笔下的毕巧林与鲁迅笔下的涓生，曹禺笔下的周萍也是经典的“多余人”。这样的一类人便由于自己的好高骛远以“多余人”的称呼为世人所嗤笑。

 

  而返回如上的一则漫画，双脚立在鱼塘的渔夫，周围是一群小鱼的事实并没有妨碍他钓大鱼的思想。在这里，大鱼便是任何一个人面对生活而产生的想法，这种思想或多或少超出世俗而理想远大，这固然是一件好事，而脚下的鱼塘便是狭小的社会——狭小的程度是根据个人思想的远大与实践的程度来决定的。然而渔夫只是一直拿起着鱼竿，没有放进池塘里，没有对思想加以实践，只是纯粹的思想活动。渔夫这般的人便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理论活动才是真正的人的活动”的最好例子。

  “哀其不幸，怒而不争”“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拥有大鱼的思想的人数不胜数又有几个人真正把鱼竿伸进鱼塘，探寻心中的大鱼？又有几个人真正认识到鱼塘里只有小鱼？《谁之罪》的别里托夫饱腹诗书从国外归来渴望有所作为，却一次次脱离实际而一事无成。谁曾想到如此怪异的他被人妻爱上，最后又拜倒在自己狭小的世界中为封建制度所折服。可见，拥有思想是件可爱的事，但不付诸行动，不认清现实却是件可惜甚至可悲的事。曾可用思想摆脱狭小的世界，却最终被这样的狭小所折服。

  如此这般的“多余人”，社会便在承认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基础上给他们带上了“多余”的称号。多余便是不必要的，不需要的，社会给了他们这个称号，那便是他们对于这个前进的社会而言是不必要的，社会没有给他们必要的位置。对于渔夫，世界上有很多人会钓鱼，也有不少人想钓大鱼，但一些人钓到了，一些人钓了但没钓到，一些人只钓小鱼来收利，剩下的一些人只想不钓，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只会失去职业，失去前途。在他们眼中小鱼是“多余的”，但在社会眼中他们是“多余的”。

  芸芸众生之中，中国的农民工滚烫的泪水与汗水最为真切。对未来的迷茫与希望，对现状的不满，带着自己仅有的技术与劳动之长走向大城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铜城找工作路过一座专门留宿劳工的桥。每个人都被晒得乌黑，每个人都落魄思考，思想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却被招劳工的吆喝生中回到现实。我相信孙少安便是“多余人”的反面的例子，或者说是农民工的反面例子。早在封建时期便对农耕制度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雏形，不怕村里的批斗会而义无反顾的带着自己的一对子人执行。孙少安在他这种付诸实践且认清现实的基础上最后在双水村混的风生水起。如果渔夫把鱼竿往下伸进鱼塘，也许并不一定有大鱼，但也会有不少的收获。

  因此，把鱼竿伸进鱼塘里，小鱼并不是多余的，不实践的你才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