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成熟之后，人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生平。
我们记住过去的经历时，常常根据当前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的想法去重构自己的记忆。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选择性感知”。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 心理学家通常把这个观念用于分析当前的情况。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可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注意对当前的目的来说重要的事情，其余的则置之不理。你现在认识到，过去排山倒海的感情剧变，只不过是幼稚的撩拨；在过去的生活中视之为重要的人物只不过是眼界狭隘的乡巴佬，过去引以为自豪的重大事件只不过是个人“史前史”中令人尴尬的过眼烟云。倘若它们和自己现在想要构建的自我形象格格不入，它们甚至会被压抑在记忆的底层。重写自己的履历是使自己辛苦挣来的社会地位实现合法化的必要条件。
改变意义体系的人必然会改变社会关系。男人娶女人时，他一定会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他必然要放弃不符合这一自我界定的朋友关系。
中产阶级社会太“成熟”缺乏宗教或革命所需要的勇敢奉献的精神。
大多数时候，在我们上场游戏之前很久，游戏规则就已经“固化”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无非就是投入或多或少的热情而已。
制度是一种调控机制，像本能引导动物行为一样疏导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制度提供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人的行为模式化，被迫沿着令社会满意的渠道前进。制度的诀窍是使这些渠道看上去是人能够掌握的全部选择。
在社会定位上，社会不考虑我们的愿望。我们在精神上对社会规定和禁令的反抗会于事无补，而且常常是徒劳无益的。社会是客观和外在的事实，特别以压制的形式面对我们。社会制度形塑我们的行为，甚至塑造我们的期望。社会制度给我们赏赐，也就是让我们承担任务。如果我们跨越雷池，针对我们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压制手段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人在社会里的位置就在特定社会力量的交叉点上。一般地说，如果忽视这些力量，人就要遭遇风险，人只能够在社会仔细界定的权力和威望体系里活动。人一旦知道如何给自己定位，他也就同时意识到，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他实在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社会控制是社会学最通用的概念之一。它指的是社会迫使桀骜不驯的人回归既定轨道的各种手段。没有社会控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生存。即使一小群偶尔聚会的人也必须要形成一套控制机制，以防止群体在短时间内解体。
终极的且无疑最古老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暴力。经常使用暴力既不实际，效果也未必好，所以进行社会控制的官方机器多半都依靠对可资利用的暴力手段的威慑作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除非是因为遭遇大灾难(比如革命、战败或自然灾害)而处在解体边缘的社会，否则一般都认为，依靠暴力手段的威慑作用是合理的。依靠威慑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即使在独裁国家和恐怖主义国家，仅仅由于时间的流逝，政府也会被人接受，甚至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仅次于政治控制和法律控制的大概是经济压力。威胁到生计和利益的手段非常有效，能够与之相比的压力手段非常之少。在我们的社会里，劳资双方都有效地使用经济威胁作为控制手段。群体里，强大而微妙的控制机制不断地对实际的和潜在的越轨者产生着压力。这些控制机制有规劝、嘲讽、议论和羞辱。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群体内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个人就会修正自己原来的意见以遵从群体的规范；
求得共识的压力难以避免，深层的奥秘可能是：人极其渴望被群体接受，无论周围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这种欲望可以被很有效地操纵，众所周知，群体治疗师、蛊惑人心者和其他实施共识工程的专门化人才就善于操纵人的欲望。
在各种初级群体里，讥讽和闲话是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许多社会把讥讽用作控制儿童的主要工具-―—儿童顺从并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为了不被人讥笑。
毋庸赘述，闲言碎语在小型社群里特别有效；在这里，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处在邻居高度的注视和检视之中。在这样的群体里，闲话是重要的传播渠道，对维持社会结构意义重大。
最后，一个人类社群能够施予其成员的最严厉的惩罚之一是羞辱和放逐。有的土著部落中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传统：触犯了群体重要禁忌(比如和外人有染)的人，就会被“回避”。这就是说，虽然允许他继续留下来劳作与生活，但谁也不会和他说话了，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残酷的惩罚。但这就是和平主义者的神奇之处。
应该强调指出，社会控制常常建立在说假话的基础上，这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方面。在社会学对人生的理解中，假话具有普遍的意义；
向同心圆中间那个孤零零的人施加压力的另一个社会控制体系是道德、风俗和礼节。只有在(当权者认定的)这个体系里看起来最紧迫的威胁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这并不是说，你不讲道德、怪僻或无礼而可以毫发无损。在这一点上，其他一切社会控制工具都在起作用。不讲道德受到的惩罚是丢掉饭碗；怪僻受到的惩罚是失去找新工作的机会；无礼的下场是无人邀请，在尊重礼仪的群体里不受欢迎。表面上看，失业、孤独和被拘相比好像是小小的惩罚，但对当事人而言这样的惩罚实际上并不轻。我们这个社会的控制体制十分严密，对抗社会风尚的极端行为还可能导致另一种后果―—人们按照常识说他“有病”。一般地说，对个人的前途而言，服从职业里的行为准则和拥有技术技能或培训经历，是同样重要的。
个人最重要的社会纽带正是在这个圈子里。亲友圈子里的非难、威信扫地、讥讽或鄙视造成的心理压力大大超过在其他地方遭遇的心理压力。诚然，如果老板的最终结论是你一文不值，那可能是一场经济灾难；但是倘若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你的妻子，由此而引起的毁灭性心理压力就会无与伦比。况且密群体的控制系统造成的压力可能发生在你最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与在家中相比，在工作岗位上承受压力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做好心理准备，容易提高警惕，你可以假装应付裕如、心安理得。当代美国家庭主义(famili m) 有效地促成了私生活群体里的社会控制；家庭主义的一套价值观强调，家庭是抵御外部世界和个人成就带来的压力的避风港。即使是心理上已经或多或少准备好要在办公室里发难的人，也总是愿意竭尽全力维护家庭生活难得的和谐。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社会学家所谓的“亲密圈子”(sphere of the intimate) 里的社会控制总是特别强大，那是由个人履历的构成要素造成的。男人根据他基本的自我界定去物色妻子和好朋友。他依靠最亲密的关系去支持他自我形象中最重要的要素。因此，亲密关系瓦解的风险意味着完全失去自我的风险。许多在办公室里十分霸道的人一见到妻子就百依百顺，一看到朋友发怒就胆战心惊，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回头再看站在层层同心圆中央的个人，每一个同心圆代表一个社会控制系统，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理解，人置身于社会中意味着处于许多力量的拘束和控制之下。一个人可以想象一社会地位给人的三大报偿——权力、特权和声望，在不同的分层体系里，常常不是互相交叠的，而是并行的。人达到的社会地位比他出生时的地位重要(虽然大多数人承认，出生时的门第对后来能够达到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阶级社会的特点是社会流动性比较强。这就是说，社会地位并非固定不变，许多人一生的社会地位是有变化的，好坏起落的变化都有。因此在会地位并非是非常安稳的，于是社会地位的符号就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借用各种符号(比如物品、风度、品位和谈吐、社会交往的类型，甚至是恰到好处的意见)，你不断向世人展示你已经达到的地位。社会学家把这种符号称为地位象征，这是社会分层研究关心的重要问题。
---个社会情景不仅由当代人决定，而且是由先行者预先决定的。你不可能和祖先对话，所以他们构想出来的不太妥当的结构就比当代人构建的思想更加难以摆脱。丰特奈儿说得好， 逝者比生者更强大。一般的定义是：制度是一套特色鲜明的社会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阶级、婚姻、有组织的宗教构成了制度。
制度提供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人的行为模式化，被迫沿着令社会满意的渠道前进。制度的诀窍是使这些渠道看上去是人能够掌握的全部选择。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定位于社会体系的某些具体部分。我们的定位几乎预先决定和界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从语言到礼仪，从宗教信仰到自杀的可能性。在社会定位上，社会不考虑我们的愿望。我们在精神上对社会规定和禁令的反抗会于事无补，而且常常是徒劳无益的。社会是客观和外在的事实，特别以压制的形式面对我们。社会制度形塑我们的行为，甚至塑造我们的期望。社会制度给我们赏赐，也就是让我们承担任务。如果我们跨越雷池，针对我们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压制手段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们生存的每一刻，社会的制裁都足以孤立我们，嘲笑我们，剥夺我们的生计和自由，其终极手段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法律和道德为这些惩戒的辩护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当我们受到制裁时，如果惩戒我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偏离，我们的同胞会表示赞同。最后，我们的社会定位不仅存在于空间里，而且存在于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