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之记录3:劝导员

话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我其实心里是有“结”的。

追溯起来，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长辈们就讲了很多忌讳，诸如:这两天一定得说吉利的话；端菜拿碗碟千万不能打碎了；垃圾在初一不能往外扫，因为意味着一整年财富外流；大年初一一定不能掏大人口袋，如果大人先天没给压岁钱，这天一定不能张嘴问……

因为生怕一不小心犯了忌讳，让长辈们不高兴，所以这两天我总有些莫名紧张。

这天是正月初二，早上一起床，我就兴高采烈地向家人们宣称:真好，正月初一终于过去了！我表现还不错吧？（言下之意是自己没犯忌讳。）

老母亲在灶台后忙碌着，白了我一眼:“你呀！”

我大惊:“我怎么？”

“昨天正月初一，一大早醒来，你就给我报确诊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我都懒得搭理你！”母亲无可奈何地摇头。

我苦笑。

这些日子，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刷疫情的数字；每天最后一眼看手机 ，还是刷最新数据。

鲁迅先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微信上的信息多到爆炸:视频，聊天记录，微信大号的推文；微博；全国各地朋友们的朋友圈记录；各大笔友群大讨论……

我没法做到置之度外。

我记挂着武汉远亲的安危；为那么多素不相识的病人的痛苦而痛苦；为那些没有求到病床的人焦急；向那些医务者致敬；为那些逆行者泪流满面；被无数的志愿者感动……

我也看到了有对着电梯按钮吐痰的；有故意隐瞒武汉旅行史到处乱逛成为超级毒王的；有故意不戴口罩对抗的；有故意用手触摸人家车把手的……这些人事，无不引起我的愤慨。

而我能做的，只能尽力影响我身边的人:不串门，不聚会。

附近邻居，多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不大看电视，更不用微信。每天早上吃过饭，他们陆续到我家前坪来，打听打听当天的疫情。我理所当然做起了义务宣传员。

原本，邻居赵伯伯有每天去镇上转悠一圈的习惯。他听力不大好，对周围的事情不大关心；右边邻居汤大伯有风湿性关节炎，每天也得到处走动……我讲了这个疫情之后，他们这段时间都不怎么出门了。

老家对面的莫爷爷对我家一直有照顾，年前他们夫妻俩还送来了很多菜。母亲特意买了一箱牛奶，叮嘱我侄儿一定要去莫爷爷家拜年。我苦口婆心，最后总算说服了母亲等疫情过后再去感谢，先电话里问候就好。

但也有劝说不成功的。在得知我家一个远亲家麻将馆还在营业，牌桌上居然还有一个从武汉回来的村民，我干着急！

我力劝他们:赚钱不靠这个时候，应以安全为重，应以大局为重。如果警察上门来，是不是太不体面？

我又把其他地方聚众打麻将，警察把桌子掀翻的视频发过去。可收效甚微。

正如另一个远亲形容的那样:大家先坐在麻将桌边，说一下疫情的严重，感叹一番，接着坦然开局……

我真不能理解那些打牌的人瘾怎么就那么大呢？对全国上下播放的政府要求为什么会置若罔闻？为什么不能利用过年时节，一家人团团圆圆安静地待在一起谈谈天说说地呢？

除了电话里劝，微信上劝，发动亲友劝，我也没招了！只能说:三观不合，是没法沟通的。

我尽力了，愿他们自求多福吧！

受情绪影响，小说的日更，这几天差不多要拖拖拉拉到深夜才能勉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