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9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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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政权当中，只有英格兰曾经拥有过一部宪法，它仅仅在克伦威尔的时代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因此，对于成文宪法而言，《美国宪法》首次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在《独立宣言》的那个时代，人们已经不相信这个权力从根本上属于神职人员了。人们认识到，这个权力最终植根于人本身，而直接掌管它的则是政府的立法机关——有些人认为，立法机关也是司法机关的审查对象。我们会看到，如今这一观点几乎得到了公认：立法服从司法审查。

1869 年 7 月 9 日通过了第十四次宪法修正案。在那份文件的第一部分中，《权利法案》中所包含的大部分对政府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都不仅仅适用于联邦政府，而且适用于州政府。在美国宪法哲学中，州政府的权威和联邦政府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

自由主义（liberalism，源于拉丁语的“自由”一词）则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我们不久就将讨论他——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得到了成熟的表达：“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集体而言，使得人类能够正当地干涉他人自由行动的唯一合理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他人不受伤害。人自身的善，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不足以构成干涉他人的正当理由。”

和卢梭不同，穆勒并不把团体、社会、民众、国家看成独立的有机实体；在他看来，前面这些和组成它们的具体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当穆勒说我们应当追求普遍快乐的时候，他指的不是某种作为有机整体的团体的快乐。在穆勒看来，普遍快乐就是团体中的每个个人的快乐的总合。

在拿破仑身上，黑格尔看到了人类发展最终阶段的灵魂；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拿破仑的人格中充满了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超越性的上帝在现世的内在普遍性存在中逐步展开——对于黑格尔而言，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国家在历史中实现。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才能获得最终的满足和完满的自主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那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独特的综合。要发展出这样的理想国家，不仅需要意识到绝对精神，而且需要在现实的历史当中把它具体地实现出来。

当然，没有哪个人群曾经处于这样的无知状态，人也不可能处于这种状态。因此罗尔斯说，在选择正义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仿佛身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后。这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因其自身的特定条件而在选择中占据有利或不利地位。

他们的观点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性情特征在道德上要比行为规范更为根本。比如说，懦弱的行为看起来总归不如勇敢的行为值得赞美，即便它能带来更好的结果。这样看来，行为的道德与否并非取决于它们所产生的后果或行为人的动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所反映的性情类型。

德性的意义和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那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获取内在于行为的善而言必不可少；也不仅仅在于维持那样一种个人生活形式，这种形式让个人对于完满人生的善的追求得以可能；德性还维持着整个传统，正是这传统为行为和个人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