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镕谷：上学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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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南地区，地处于山区的小县城基本上谈不上有什么规模，即使是在县城的中心区域，也绝无可能看到像今天这样此起彼伏、琳琅满目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城里最高的房子，顶多也就三四层楼，而且显得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不同的工作单位之间，往往相距甚远，因而多数人家都愿意选择在单位的附近居住，或者干脆就与单位融为一体。

父母的工作单位属于农林牧系统，拥有自己的苗圃用地和试验果园，因而距离城中心比其他单位还要远，大约有两三公里的路程。沿途均被纵横的河道、凸起的山丘和一望无际的农田覆盖，因而通往县城的道路，自然而然就穿行其间了。这势必要给我们进城上学增添不少欲说还休的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批刚刚入学不久的小学生来说，整天来回四趟的奔波跋涉，无疑是对体能提出的一种严峻挑战。

起初，几个家里孩子年龄相仿的家庭经过商定，组成了一个上学小分队，大约五六个人。可等到一两年下来，感觉实在是有些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天冷地寒的大冬天。于是单位的领导开会决定就地安排出一个大一点的房间作为教室，开始了单位自主办学。专门聘请一位已经被打成右派的中学老师来承担单位里已经到了入学年龄以及不再打算长途跋涉到城里上学的孩子们的学业任务。如此一来，三个年级的学生，全都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块黑板硬是被粉笔线分隔成三个区域。老师会针对不同年级的学业情况，按照不同的时间段在黑板的不同区域开展教学。也就是说，老师一个人每天要教三个年级的课程，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正当我们还一直沉浸在不用整天奔波进到城里上学的幸福时光中，一个让老师无比振奋、但却是令我们十分失望的消息传来了——老师头上带着的那个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组织上专门安排他到新的岗位工作，说是要体现对“错划”的彻底纠正，并进一步肃清曾经的流毒。就这样，持续了近一年多时间的单位自主办学模式很快就戛然而止、不复存在了，我们也在一夜之间回到了从前，又重新加入到了进城上学的队伍里面。

（待续）

2019.10.19

注：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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