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央视春晚，赵本山宋丹丹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有这样几句台词：
赵本山： 别巴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呢！
崔永元： 还有家用电器呀？
赵本山： 手电筒么！
观众哄堂大笑。我也笑了，但笑里分明噙着泪花。
赵本山说的没错。那时候，家里能有一只手电筒，虽说与家用电器不搭，但真的算是很富裕的了。在乡村，比如说晚上到大队去看了巡回电影回家，夜深了，路上一片漆黑，能打手电筒的少之又少，宽裕点的提盏马灯，很多人，燃的是几块松明子，再不就是点燃一束晒干的麻竿，晃悠着碎碎的麻竿火照路。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间并不遥远。
七十年代正是我的少年岁月，那时候乡村没有电，最普遍的照明方式就是马灯。
马灯，是一种可以手提的、能防风雨的煤油灯。当然，为省钱，也可以使用便宜些的柴油。
为什么叫马灯？相传美国西部牛仔夜行时把这种灯挂在马身上，在清末民国传入中国时，就这样叫了。沿海地区，这种灯大部分用于船上，因此也有“船灯”的叫法。
还有一种灯，外形很像马灯，但比马灯大，结构复杂一些，打气后点燃，它利用点着后本身发出的热量，将煤油变成蒸气，喷射在炽热的纱罩上发出白亮的光，这种灯叫汽灯。乡村里，晚上开会或汇演样板戏之类的文艺节目，它就派上大用场了。它比普通的马灯亮多了，但很贵，一个大队才可能有上这么一盏。
没通上电的山村，夜晚一片漆黑。而马灯是唯一能带得走的光亮。也是唯一能在风中，还能照得见崎岖山路的光亮。
七十年代初，我家下放在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农村，那时，煤油还叫“洋油”，火柴还叫“洋火”。煤油很贵，记得要3角6分钱一斤，得去尚店街上的供销社去买。赚贵，就央求售货员买1角4分钱一斤的柴油。柴油烟大，也不如煤油的光亮大，柴油还是农机物资，农村柴油机专用的，供销社轻易不卖。
买油的钱来自“鸡屁股银行”。家里喂着有限的几只鸡，攒一段时间的鸡蛋，拿到尚店街上的食品所卖了，才能买食盐买针头线脑买点灯的油。“鸡屁股银行”是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时，鸡也没有充足的食物，生的蛋少，蛋也只有5角钱一斤或5分钱一个。
鸡也是不能多喂的。喂鸡浪费粮食，那时候人能吃饱都成问题，所以不能多喂鸡。超了数量，生产队就会有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杀鸡。
灯油金贵，最好的办法便是节约。草草地吃过晚饭，就去床上躺着，翻来覆去地等着睡意。时不时听到有个笑话，说那时没电没灯睡的早，所以生的孩子多。虽是笑话，但笑里却带着淡淡的苦涩。
我们小学生会有家庭作业，母亲只得心疼地点起马灯。满黑的屋子里，顿时有了光明。我们兄妹便爬在小桌子旁，凑在马灯旁写作业，母亲则在灶屋或院子里做白天剩下来的活儿。尽管有很大的响动，那也影响不了我们。
点马灯要用煤油，母亲舍不得，所以一般并不常用。家里那盏唯一的马灯，就放在堂屋的柜子上，没有大人的允许，我们是动不得的，母亲怕我弄破了灯罩，一个玻璃灯罩得2角钱。
不用马灯就点桐油灯。尚店火石冲在随南大山深处，油桐树多，盛产桐油。但桐油灯盏光很暮，只有簸箕那么大的一团光的晕圈且摇曳不定，我们的作业经常写错，母亲不得已又点马灯。
那时小学只上半天，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也不多，下午砍柴或打完猪草，回家后不大一会儿乘着天光在院子里便把作业写完了。
所以柜子上的马灯，大部分时间还是闲着的，落满了灰尘。
但到了十冬腊几个月，我家的马灯，就派上大用场了。
十里八乡，只有我家有一台缝纫机，那是我家下放时母亲从随县城关镇缝纫社带下乡的。冬天，家家户户娃娃大小差不多都要缝一身新衣服过年，我家便忙碌起来，父亲裁衣，母亲缝纫，我缀纽扣。到晚上，马灯便悬在堂屋的正中，一直亮到深夜。
马灯亮着，火塘里的大疙瘩树蔸子在慢慢燃烧，烟雾缭绕中，欢快的火苗舔舐着水壶，水壶的水冒着热气，这是家里最温馨最快乐的时候……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调到大队小学去教书。小学离家里有5里地，父亲要备课要批改作业，晚上就不能回家。
小弟弟才1岁多，患有疝气，有时玩得性起，疝气发了，到晚上很晚还不得消停，直哼哼，母亲便叫我提着马灯，去学校喊父亲回家。
我家住在天子岗，小学在马家祠堂，顺着火石冲往上走，如果是白天，蹦蹦跳跳不多会便到了。但在晚上孤身一人走这段路，就有说不完的恐惧。
尚店火石冲在随南大山里，七十年代，山里还有很多野物，狐狸黄鼠狼獾类是常见之物，还有野猪和狼；路旁田垅，坟茔便处可见，深夜里不时便腾起一团鬼火，尽管知道这是磷火，但还是脊背发凉；寂静里，不时传来一声声野物的嚎叫，时远时近彼此呼应令人毛骨悚然；最害怕的，是平日里听到老人们讲的那些荒诞不经的鬼打墙以及吊死鬼淹死鬼之类，这些诡异的故事，多半就发生在正在行走的路上或路旁的某个角落。
几十年了，每每忆起在深夜里一个人提着马灯，踽踽独行在火石冲的荒山野岭中，心底蓦地还会悚起一身鸡皮疙瘩。那路上走着的，是一个年方10岁的孩子。
这样的深夜行走，不下10次。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马灯突然熄了。那夜，小弟的疝气又发了，烦躁不安直叫唤。母亲害怕，又叫我去学校喊父亲。
出门已是夜半，山冲里一片漆黑。天上的月牙长毛了，月色昏暗，朦胧中混沌而冷厉，山风呼呼，风吹树叶哗哗作响。我拎着马灯，孤零零地走着，前面路旁不远处有座新坟，在暗淡的月光下，纸幡在风中摇曳，平添惨淡和恐怖。我想快点走过去，腿脚却不听使唤地绊了一跤。马灯滚到地下，熄了。赶紧摸出火柴，刚擦出火花就被风吹灭了，再擦，十几根火柴一会就擦没了。心里愈加慌乱，赶紧站起来，摸黑拎着马灯跌跌撞撞地走。朦胧的路面，只现一片浅灰。
路旁的野草随风摆动，沙沙地响，自己咚咚的脚步声在暗夜里分外沉重，似乎后面总跟着一个什么鬼东西，你走快它也走快，惊恐不已；努力地控制着眼睛尽可能地不要向四野张望，却感觉到周围的草丛和灌木里，仿佛有很多眼睛盯着我，敌意而恐怖；倏然，不远处腾起一团鬼火，幽幽地无声飘移忽明忽灭，顿感两腿哆嗦，惊悚得三魂吓掉了两魂，惊慌失措地直着嗓子大喊：“有没有人？人在哪儿？有没有人？人在哪儿？”没有应答，唯有回声在黑暗中分外刺耳。便壮胆大声唱“我是一个兵”，音调从喉咙里呼出，自己就知道颤抖中满是凄厉。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路的转弯处，忽闪着一豆灯光，慢慢近了，这也是一位夜行者，手里同样拎着一盏马灯，是个夜行的大叔。
看着浑身颤抖的我，问了缘由，原来是付老师的儿子。他点燃了我的马灯，见我害怕，回转身又把我送到小学，交到我父亲手上，说这么小的娃子，还这么大胆。
哪里大胆呀，我已经崩溃了。
不久，父亲用箩筐把小弟挑到三里岗医院，做了疝气手朮。我暗暗地长出了一口气。
七十年代末，我家从三里岗尚店火石冲返城了，城里有电，家里用上了电灯。
但马灯依然不可或缺。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碰上没来由的停电，“随县随县，随随便便，不是停水，就是停电。”这个没来由的歌谣，几乎调侃了整个八十年代。遇到停电时，马灯自然又派上了用场。
马灯用过一段时间，玻璃灯罩上会有一层黑烟，隔三差五，我会用一小块纱布，蘸上水，或者哈几口气，细心地擦试玻璃灯罩。往往，玻璃灯罩口沿的黑烟，会在我嘴巴一圈印上一个圆，忘擦了，便惹起家里一阵笑。
渐渐地，不停电了，马灯被静置一隅，蒙上了一层灰尘。久而久之，难得要用时，又不知放到了何处。及至多少年后，偶尔忆起这个老物件，怎么也想不起来，它是怎么离开我们家的。
却依然怀念它。它和岁月共同见证了光明：我在灯下写作业，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围着父亲在灯下听故事，还有，拎着它簌簌地走在荒山野凹，它的光明是我的胆......
马灯，是那个年代一缕最温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