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宝丽
麦收时节接到大哥电话，说后屋的杏子熟了，大嫂让我回家吃杏。彼时，我正站在阳台上向老家的方向张望，听到大哥笑吟吟地邀请，我握手机的手微微有些抖了，一股温情在周身蔓延，真高兴，我又要见到大嫂了。
每每想起大嫂，心里总是五味杂陈。已过古稀之年的大嫂，童年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三岁没了娘，七岁没了爹，堂叔家的哥嫂收养了她。同时她也成了哥嫂家的小保姆。她什么活都干，因为个子太矮小，刷锅要蹲在锅台上，喂猪要进到猪圈里，看孩子要扛到背上。那期间起五更睡半夜、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但每次提到哥嫂，大嫂总是充满感激，说如果没有他们她早就饿死了。
大嫂极聪慧，却没能上过一天学。十几岁已经成为生产队里的整劳力，种花生、割麦子、晒瓜干、收玉米等种种农活，大嫂样样是好手，而且还自己学会了做衣服。那时的大嫂是村里最能干的姑娘，也是小伙子心目中理想的媳妇。
当媒人到我家提亲时，十八岁的大哥在读工读师范，许是看中了大嫂的能干，许是看好了大嫂的好脾性，当时母亲一口应允，全然不顾大哥的竭力反对，并很快择吉日成了亲。
因为不中意这门包办婚姻，刚过门的大嫂受过大哥不少委屈。但最终大哥还是被大嫂的善良和宽容打动。到第三年，我的第一个侄子出生了。九个月后我出生了。那个时候大嫂背着九个月的孩子给婆婆伺候“月子”，一时成为小村里的美谈。而我从一下生就“抢”侄子的奶水吃，直到六岁母亲才给我断奶，那时我的第三个侄子都出生了。
我五岁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去世了。面对一个生病、三个上学的子女，母亲一筹莫展。这时的大嫂俨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里里外外一把手，挣着工分，操持着家，还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小村人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为此母亲很是得意当初的选择。后来做中学教师的大哥把大嫂和三个儿子农转非，全家搬到了大哥工作的学校。三个儿子先后参加工作，接二连三地买房、结婚、生子，把哥嫂省吃简用的一点积蓄花了个精光，还欠了不少饥荒，大嫂自然又挨家看孩子，直到三个孙子都上学了，大嫂才跟退休的大哥回到了小村，种几畦菜，养一群鸡，日子简单而快乐。
都说没有父母的老家像一棵断了根的树，失去了家的意义和鲜活，可是因为有大哥和大嫂，老家于我，即使没有了父母却还有无时不在的温暖和牵挂。隔一段时间不回家，我就会蔫蔫的，想家，想大嫂做的饭，甚至想小村的鸡叫。哥嫂也总有诸多叫我回家的理由：樱桃开花啦，麦黄杏熟啦，谁家娶媳妇、生孩子了，给攒了一篮子笨鸡蛋啦等等，每一条理由都是一条回家的路，每一条路上都铺满了亲情的召唤，而我喜欢做这条路上不倦的行者。
当我刚把车停在大哥门前，大嫂就笑眯眯地走了出来：“这么快就来啦，我已经包好饺子了，马上去炒菜，你和你大哥去后屋摘杏去吧。”
大嫂说的后屋，就是母亲住过的老屋，母亲去世以后，老屋空了，斑驳的墙面再也撑不起一片明朗的天空，荒芜的小院长满了柔软的疼痛，人迹罕至的老屋真的老了。后来老屋的压水井边神奇地长出了两株缠绕生长的小杏树，大哥砍掉其中的一棵，另一棵迅速生长，花开花落寒来暑往，小杏树长到了碗口粗，开始收获杏子了，于是我又多了一条回家的理由。常常想，莫非这是冥冥中母亲怕老屋寂寞，给儿女留下常来老屋的一种念想？
我跟随大哥来到后屋，推开吱吱作响的木门，只见东墙边的一棵杏树长满了半个院子，黄橙橙的杏子挂满了枝头。我迫不及待地摘起来，杏又大又甜，我一边摘一边吃。不多会同样被大嫂召唤来吃杏的姐姐姐夫也加入了摘杏队伍，很快我们就摘满了两大桶。当我们满载而归的时候，大嫂已经炒了满满一桌子菜。我看着走路呼呼生风的大嫂，说，大嫂你看起来更硬朗了，真不像七十多的人！大哥在一边嘿嘿笑着说，你大嫂每天晚上都去大队院里跳广场舞，还是个头头，管着音响，村里大姑娘小媳妇都敬着她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七十五岁的大嫂领跳广场舞？一屋人禁不住大笑起来。
晚上我和大嫂一起睡在土炕上，我们一直说话，从我出生的弱小到小时候被侄子欺负，从我艰难的求学到我工作成家，从母亲去世到小孙子出生，从家长里短到奇闻怪事，我哭一阵笑一阵，不知不觉，东方欲晓……
第二天我要回家的时候，大嫂把我的后备箱装得满满的，除了一箱杏，还有一桶花生油、一袋玉米面、一摞煎饼、两袋野菜小豆腐，还有一袋子刚从菜园里薅的嫩绿的青菜……在大嫂一趟趟往车里装东西的时候，我一次次产生错觉，想到了去世十多年的母亲。其实，我对大嫂的感情一直是和娘亲差不多的。忽然想到小时候看《铡美案》，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包拯称他嫂子叫“嫂娘”，此时此刻，我竟然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合适的了。
泪眼朦胧中，车子慢慢驶出了这个五莲山下名叫常林子的小村，大嫂一直跟在车后挥手，我在心底默默呼唤：再见，嫂娘！
（杜宝丽，笔名山菊，山东五莲人，高级教师，青岛市作协会员。喜欢行与摄，热爱读与写，多篇文章发表或获奖。现居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