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作品影视化初探
文|巴陇锋
（本文发表于《乐山师范学院》2007年第7期）
[摘 要] 伴随着视像自觉时代的到来，影视人类学作品也迎来了一个全息表达的时代。然而，影视人类学作品在制作上远非“自觉”，影视化水平亟待提高。思维的＂场＂性化是影视化的基础，语言的＂全能＂化是影视化的关键，学术思想表达的“影像化”是影视化的中心，它们都是实现影视人类学作品影视化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 影视人类学作品；影视化及其解决；思维；语言；学术思想表达
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是，在影视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文本的这一天职被影视部分的替代和异化着。“影视表现手法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众化要求,造成了文学文本想象空间被挤压,掏空了文学的诗性和美感,使文学本性中的崇高越发不能承受影视化接受之轻。” [1]在这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到来。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发展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的：“通过图像进行交流，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一切视觉的表达方式正在侵入每一个人的世界，正在渗透到所有的现代生活方式。今天，形象，无论作为知识的媒介物，或者作为娱乐，或者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在文化经验的各个阶段上，都表现了出来” [2]。有意思的是，不仅形象、视像在塑造着人，而且人也在同时重塑着形象、视像。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视像自觉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作品悄然兴起，以其“全息”表达的天然优势，改写和丰富着人们的生活。然而，我们在看到人类学片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回避其在影视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影视化及其解决问题已经成为时代提出的突出课题。
一
影视人类学作品一般被称为人类学片。"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3](P25) 影视学表现手段在信息传播或知识教化方面令其他艺术手段望尘莫及，它逐渐被应用到其他学科，进而形成了很多新兴交叉科学，如影视史学、影视社会学、影视文化学、影视考古学、影视人类学等。影视人类学便是人类学和影视的“合谋”，影视人类学作品是影视化地表现人类学知识的艺术形式，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志。
影视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几乎和电影同岁。
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是伴随纪录片的兴起而出现的。1895年以后，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拍摄活动揭开了纪录片的历史；1898年，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托雷斯海峡拍摄了当地土著的社会生活，揭开了世界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历史的第一页。经过二○多年，人类学片制作有了重大进展：罗伯特·弗拉哈迪拍出了《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摩阿纳》（1926年）；英国导演约翰·格里尔逊在纽约《太阳》杂志上专门撰文，使用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来称呼《摩阿纳》，并从理论上对影视人类学作品进行了初步的有益探索。此后，纪录片创作进入所谓的“先驱者时代”，而“影视才成为一种为人类学家普遍接受的研究手段。”[4]弗拉哈迪的“虚构纪录片”《亚兰岛人》（1931年拍摄，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米德和贝特森于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８年在巴厘和新几内亚为研究需要首次使用摄像机[5]）1950年发行的纪录片《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一个巴厘人的家庭》等，都是划一时代的作品。我国80多年的人类学纪录片历史也有着骄人成绩，《船工》、《藏北人家》、《神鹿啊！神鹿》、《山里的日子》、《三节草》、《山洞里的村庄》等先后从国际纪录片节上捧回了奖杯。
在今天“文本沦落，媒体狂欢”的视觉文化自觉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成为人们认识自身和世界的重要手段。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6](P129)。相对于文本这种靠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写作来完成的民族志来说，人类学片的优点恰恰在于弥补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前者需要读者借助想象来还原人类学的田野场景，后者则直接将其呈现于观众眼前。这种呈现是靠科学方法和科技手段——影视化技术共同完成的。
当下，影视化接受手段日新月异。DV的出现对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制作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借助它，人类学家完全可随心所欲的精确拍摄，它比笔更便捷：不仅可记录当时的生活情状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可采集任何一种现场存在的声音，还原一个“有声有色”的“完整”世界——这样，后期剪辑时，人类学家仍可找到一种在场感。加上解说和字幕等其他影视化手段，毋庸置疑，人类学片在传递人类学知识方面已经进入了全息时代。
可见，一方面，视觉文化自觉的时代，人们对影视人类学作品的要求象以前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一样，越来越高；另方面，人类学片的全息时代的到来也在技术上保证了这一客观要求的日益被满足。
总之，影视化和影视化的解决问题显得日益迫切。
二
所谓影视化，就是充分发挥影视声画兼备、声情并茂的优势，采用日益先进的影视技术，使人类学片不仅在内容上完全是人类学的，而且在形式上更具影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依据影视化原则，从人类学的内容入手寻找内容的适当的影视化形式以实现内容表现的最大化和最佳化，即影视化的解决。
影视化成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化符码。
近年来，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研究机构拍摄的片子无疑代表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较高水平和最新动向。专业作者们依据影视化原则，自觉运用影视化手段反映和揭示人与人、人与世界（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把不同民族、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情感方式等展示在屏幕上；其中，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人类文明演进的步伐成为新的热点。纵观这些作品，尽管精品层出不穷，但是，与我们拍摄的巨大数量相比，好作品仍然凤毛麟角。多数作品影视化意识不强，表现在：内容停留在对生活形态的简单纪录上，形式上没有充分利用影视化手段，学术思想表达因此打了折扣。一句话，影视化解决没有实现。由此，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影视化解决问题成为学界当下的紧迫课题之一。
解决影视化问题以提高人类学纪录片学术思想表达水平，须依据以下影视化原则。
（一）思维的“场”性化
影视艺术是由先进的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认知它的时候应与以往的对文学的文字思维和对广播的声音思维区分开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指出：“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它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 [7] (P7)。我们对文字和声音的思维属于线性思维，它呈直线的思维链条；而对影视艺术的思维却是一种“场”性思维：它包含了“视觉思维”过滤后的一种结构性、整体性、即时性的视觉感知，强调主体对对象要素的＂再组织＂，形成的印象是综合性、整体性和立体化的。
思维的“场”性化，是影片制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影视化解决的原则之一。
“场”性思维，在影视艺术制作中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由于影视艺术中声音与图像不再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语言体系，而是有机地组合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声画语，这就要求影视艺术工作者：树立凝聚声画的整体造型思维，在构思一幅画面时必须考虑到其所携带的声音信息，只有视听合一才能真正做好影视造型。
其次，影视制作者应充分发挥＂蒙太奇＂手段，最大限度地丰富影视“场”性思维。一方面，将具体的形象元素及其所处的特定时空通过蒙太奇思维符合逻辑的重组，达到感知的有序；另方面，把人们司空见惯的形象组合适当打破，通过蒙太奇思维进行合目的性的组合，从而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挑战观众的欣赏习惯，在吸引观众眼球的同时愉悦观众。
具体到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创作上，必然要求创作人员运用电子技术、语言文字、时空变化等手段，在屏幕上展现一个完整的“生活场”、完整的“人生场”、完整的“生存形态场”。如《我妻我女》通过捕捉一对母女生活中的交往过程，展示了独生子女家庭在应对急剧变化的外在世界时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这一作品展示了教育人类学关注当前热点的敏感触角。《可可西里》则是对生活和生存原生态的展示：寂寂的荒原上日光之下，上千只藏羚羊的尸骨安静地躺着，干枯的白骨上粘着大粒大粒的沙土。黑色的秃鹫啄食着粉色的肉。巡山队员们沉默无语，……这里，没有比画面更雄辩的话语，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只有大自然的残酷、人的渺小、生命的易碎，可可西里像玫瑰，美中带刺，暗藏杀机。
只有合理运用“场”性思维，人类学片提供给观众的才不是简单的画面相加，而是活态化的生活情状；不是单纯的语言叙说，而是完整的音响世界；不是单向的直白说教，而是多向互动的情感交流；不是线性的浅层次灌输，而是“场”性的多维参与；不是为了表明某种思想，有意识地组织某些画面，而是将一个完整的真实世界，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透过屏幕步入“有声有色”的人类文化殿堂。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场”性思维不仅是人类学片影视化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学片创作者思维方式转变的终极目的。
（二）语言的“全能”化
影视语言是人类语言的“全能”形态。其语言系统多种多样，诸如由镜头语言、构图语言、光效语言、色彩语言、影调语言等构成的画面语，由人物语言、音乐语言、音响语言构成的有声语，还有富于创意和暗示的造型语，等等。充分而切实地运用这些丰富多彩的影视语言，使影视全方位表现和传播人类学知识，是实现人类学片影视化的核心。
影视语言的“全能”化是实现影视化的关键，它是人类学片影视化解决的又一原则。
目前，很多人类学片影视语运用不够合理，显得单调沉闷。具体表现为：画面剪辑不流畅、音乐音响语言匮乏、同期声缺失、光效语言欠丰富、造型语言薄弱等。这些不足，使得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在片中暗淡起来，不能引起观众兴趣，导致学术思想表达的落空。因此，语言是否电视化是人类学片成败的关键，而全能化的影视语言就成为人类学片制作的重中之重。
1、画面语与影视化
首先，镜头语言的影视化。镜语包括运动镜头和固定镜头。镜语的电视化，就是要根据拍摄内容的需要对两种镜语进行合理、和谐的运用。早期影视中固定镜头占绝对数量，如《北方的纳奴克》等。今天，电视技术的发展使得摄影机、摄像机的移动非常方便，创作者在镜头表现方面有了广阔空间。如被目为“奢侈品”的法国数字纪录影片《迁徙的鸟》拍摄历时4年, 横跨全球5大洲, 选取了40多个国家共175个场景,行程10万公里, 拍摄素材累计300多小时。使用了包括动力伞、滑翔机、热气球、航模鸟等各种各样精巧的辅助高空摄影器材, 动用了17 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影片发行后风靡一时，荣赝多项国内外大奖。其成功很大程度来自运动镜头的运用。有人把运动镜头比作影视艺术书写方式中的动词，可见其在表现中的重要。特别是运动镜头中的长镜头，在表现事物的真实性、客观性方面效果显著。当然，长镜头也须运用得当：一是在信息含量较大的情况下使用，二是场面调度要下功夫，三是防止因长镜头使用过滥而显得冗长、拖沓，从而降低画面语言的表现力。总之，镜语运用应该是有目的的，在用运动镜头时要避免毫无目的的推、拉、摇、移。
另外，运动镜头和特写镜头的配合使用也很重要。特写使用得好，以少胜多。不仅不会减少信息量，而且在刻画人物和表现细节方面产生极强的震撼力。它通过传示人物微妙复杂的内心活动、外化各种情思、渲染氛围等来打动人们的心弦，在节奏调节上亦不无好处。因此，只要配合以运动镜头，特写镜头在人类学片的创作上就大有可为。
其次，构图语言、光效语言、色彩语言、影调语言的影视化。人类学片的拍摄中，上述语言的运用问题最多。一则出于创作人员专业素养的欠缺；二是由于创作人员运用这些语言的自觉性不够。不在少数的创作人员认为，拍摄人类学片只要内容忠实于人类学知识就可以了；如此，审美的问题便被忽略。而事实上，影视人类学和书写人类学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影视人类学丰富直观、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舍此，影视人类学作品将大为失色。因此，重视影片的色彩、美工、影调等是人类学片制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2、声音与影视化
作为视听艺术的影视，其声音包括语言、音乐和音响等。人类学片声音主要是解说和同期声。早期的人类学片是解说和画面的相加，同期声常被忽略，随着电视声音采集系统的不断完善，目前，用来交代环境、传达作者情感等的同期声已经成为人类学片创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如《山洞里的村庄》中，当千万年来居住在山洞里的人们第一次通上电时，影片让人们最先听到的是切草机那刺耳的声音。这种不堪卒听的声音暗示人们：伴随文明曙光来临的，是一个喧嚣的时代。难怪此片入围了1996年嘎纳国际影视节评奖。同期声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解说词的运用同样重要。反映民俗、宗教等人类古老文化的人类学片，如果仅仅靠画面，观众难以读懂，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便要大打折扣，因此，适当的解说词是必要的。可是，国外人类学片不倚重解说。如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哭泣的骆驼》（《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德国/蒙古导演），在片子开始不久就出现了女主人熬奶茶的画面，她把一勺勺的奶茶洒向蒙古包门口不同的方向……或许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祭祀场面，但让我们讲出其涵义，恐怕没有几人说得明白。这个时候，影片来几句解说词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解说在这里偏偏“缺席”了。与此相反，我国导演王海兵的纪录片代表作"三家"（《藏北人家》1991年、《深山船家》1993年、《回家》1995年）在解说词运用上相当成功。《藏北人家》中，当挪隹祭神的画面出现时，解说道：“天边出现曙色。挪隹来到帐篷的一角，这里是他们每天祭神的地方。在一个简易的香炉上，放上几块牛粪火，盖上松枝，再撒上一点儿糌粑面，一股淡淡的香味便弥漫在草原清晨的空气中。这是藏北牧民特有的一种祭神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然和神，祈求这一天平平安安地过去。”如此无所不能的解说让观众理解起来从容不迫。难怪本片获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纪录片“金熊猫”大奖并入围法国国际音像节。
令人遗憾的是，受“西风东渐”影响，今天很多人类学片越来越多的放弃了解说词的运用。国外人类学片在解说词上的“节俭”做法，已被我国很多纪录片拍摄者“遵从”。没有解说、不干涉被拍摄对象、原生态纪录……这种人类学片的拍摄观念，是对以前通篇解说、导演摆布调度过多、主观色彩过浓、将拍摄者主观观念强加被摄对象等“成规”的一种反动，亦是对“假、大、空”的扭转。但是，必须同时看到：解说的“缺席”，很容易使影视人类学作品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沼，“离开解说词”的人类学片显得冗长、琐碎而沉闷，很难使惯于娱乐的现代人安坐；这无疑对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学术思想表达的影像化
传播人类学知识是人类学片制作的目的。所以，衡量一部影视人类学作品是否成功，最终要看其包含的人类学内容及其表达方式如何。如前所述，我国早期人类学片在表述人类学内容的时候，多数借助于解说词，直接灌输给观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影视语言的表述能力，也取消和弱化了观众的理解力。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大为改观，但还远远不够。
因此，学术思想表述的进一步“影像化”成为提高影视人类学作品影视化的中心，它是人类学片影视化解决的又一重要原则。
首先，符号语言的运用。符号是创作者表述学术思想的重要手段，它的准确运用成为学术思想阐释是否妥贴的关键。近几年，随着符号语言(画面)的增多,人类的存在开始共享经验,不只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中学习,而且也可以从其他人的生活。《神奇的活佛转世》里符号语言扑朔迷离，湖北电视台推出的《英与白》符号表意酣畅淋漓，都是符号语言运用的成功范例。必须注意，合学术原则是人类学片中符号语言运用的标准。在2005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上获评委会大奖的《船工》里，编导人员选择了两个含意深刻的符号：船和墓碑。以此象征生命的两个重大命题——生与死。再如，《神鹿啊！神鹿》中，创作人员找到了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神鹿作为文化符号和象征，用神鹿的死毫不含糊地宣示了文化悲观主义的论调。
其次，画面语言的运用。画面语言的运用有许多技巧，诸如开放式的画面构图和空白的运用，对拍摄角度的奇妙搭配（俯拍和仰拍），对光线影调的合理调配（高调、低调和逆光拍摄），对色调的艺术处理等。富含技巧的镜语具有强烈暗示作用，能引发观众的心理联想和想象，使他们乐于解读画面中蕴含的寓意，接受学术思想。《最后的山神》里有一个很有情感震撼力的一个镜头：鄂伦春族最后一个猎人孟金福看到一棵刻有山神的树被伐倒时，他沉默了。画面在这时采取了逆光效果：猎人的剪影出现在画面上，他与伐倒的树连成一体……这里，没有煽情的文字，没有人物的表情，有的只是简单的构图、色彩和形体轮廓，然而画面的苍凉感扑面而来，一种失意落寞而肃穆的气氛从屏幕上迷漫开来，老猎人的寂寞心境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目前，很多人类学片的拍摄在画面语言的运用上缺乏精心考虑，有的干脆用文字来表述本应用影视语传达的内容。2002年兰州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上，一部《赫哲族的鱼皮衣》让与会人员很感兴趣，片子完整记录了赫哲族鱼皮衣的制作过程，学术价颇大。可美中不足的是，编导采用冗长解说替代了镜语。
最后，影视修辞语言的运用。这是指创作者合理的使用诸如暗示、对比、隐喻、象征、强化等修辞语言，达到学术思想表达之目的。《哭泣的骆驼》里，当白色的幼驼由于得不到母亲的承认而幽怨哀鸣的时候，镜头长时间的展示了另一头幼驼和母亲的爱抚场面，使得白色幼驼被遗弃的景况更加触动人心，创作人员不仅以驼比驼，还通过女主人对幼年女儿细致的呵护来强化这种对比。在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拍摄的纪录片《医院》中，影片的开头展示手术台：医生们在使用非常先进的科学方法解除一个病人的肺癌；而影片的结尾放在教堂：人们用做礼拜解除精神上的痛苦。作者的用意显而易见：人们以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困惑与痛苦。
此外，声音、片子的节奏等都是表述学术思想的有效手段。
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几乎同时产生。影视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时代的发展又给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影视化及其解决问题，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思维的＂场＂性化是影视化的基础，语言的＂全能＂化是影视化的关键，学术思想表达的“影像化”是影视化的核心，这些影视人类学作品影视化的重要原则，是创作上“出好作品，多出精品”的理论前提。我们应该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实践创新，以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
[参考文献]
[1] 储兆文影视化接受:文学不能承受之轻[J].唐都学刊，2004,(5).
[2] 转引自：http://edu.sina.com.cn/l/2004-10-10/87441.html.
[3] 张江华，李德君．影视人类学概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5] 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05-09/07/content_3453820.htm
[6] 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M]. [美]伊利诺伊州：荧加哥阿尔丹公司，1975．
[7] 庄孔韶 ．导言[A].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elevision on Television Anthropological Works
Ba Long-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Accompanied by a video conscious era ,television anthropological works have been met a holographic expressed era. However, the production of the video works of anthropology is far from "self-awareness", the television-level must be improved. Thinking "three-dimensional" is the foundation of television. Language "Almighty" is the key television. And academic thinking expressed "image" is of the television center. These three are all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to achieve images of the television anthropological works .
Key word: Television anthropological works；Television and its solution；Television of thinking；Language of the visual；Images of academic thinking expressed
作者介绍：巴陇锋 文学硕士，中作协会员、陕师大硕导、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陕西“百人计划”作家，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编剧和参与影视剧400余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