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医记

医院那一道道的门，是对生命的一种隐喻吗？

护士领着我穿过一道道门，又转过一道道弯，才抵达更衣室。在这裡，我须脱掉身上的一切衣服、饰品，换上标准的给病患穿的袍子，并留下所有随身的物件。贴心的是，在护士去递交我的档案之后，只有我一人的空间裡，有着两个更衣室、一个洗手间，一整面牆的置物柜几乎都是空着的、任凭我拣选。面对着周到的安排，在一瞬间裡，我感到我的生命在这一尘不染的房间裡受到了极大的尊重。 但是转念间，我不禁疑惑，如果我们拆下这多馀的柜子、精緻装修的隔间，于我当下要进行的检验，有什麽妨碍？如果可以省下这些尊重，可以多救治几个病患，岂不是更好？但是我想到在国内医院就医时乱哄哄的、人群逼仄在每一道化验室、诊疗室外的情境，眼前这一切，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解脱。

换好了衣服不久，护士便如预计好了的一样，进来领我去检验室，又是转过一两个弯，穿过几道门，才进入到真正做核磁共振的地方。至此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的方位了，加之检验室比较昏暗的灯光，我感觉这个房间像是独立地存在于一片漆黑中，我如果随便找一道门推开走出去，就会掉进如宇宙般的虚空之中。负责检验的医生没有与我有过任何的交流，他有他自己忙碌的工作。领我进来的护士继续负责了核磁共振前的准备工作。他把我带到核磁共振机的床板前，让我坐上去，把待检验的腿放到一个管状凹槽裡，另一隻腿放在凹槽旁边，再躺平。他给我调整了枕头，又问了我需不需要毛毯，如同照顾一个婴孩或者没有行动能力的人一样。随后他又拿出一个耳机，问我想要听什麽类型的音乐。从没在美国做过核磁共振的我登时感到惊奇，以至于我只能不假思索地说了pop，儘管我一点也没想听pop。几分钟过去，我终于被安置得妥当，被推进了核磁共振机的隧道圆环中间。护士大叔就出去了，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检验一共要20-25分钟。随后我开始听到各种机器的响声，响的时候甚至穿过了耳机，顺着耳道，奔着我头颅深处去。响了好一阵，只听见耳机裡传来医生的话，说是要给我调整一下腿的位置，随后便听见护士大叔走进来，将我拉出隧道，对着我的腿和下面的那个凹槽调整了一番，再将我推回到原来的位置。

检验继续进行，机器的响声让音乐几乎失去了一切作用。倒是噪音本身的规律，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时而像發动机一样嗡嗡响，时而像是有什麽东西在旋转、近似扫描仪。凭着这些声响和我浅薄的物理知识，我猜想我眼前这个套着白色塑胶外壳的圆环裡，大概是有些什麽磁铁在转动，引發了磁场，再有什麽检测装置探知我身体在这个磁场中产生的异动。在这当中，我的身体那一点点的异常，要经历多少次的信号转换，才最终成为可以被诊断用的影像。而这当中每一步，又联繫着这些机制的發现者、将他们变为操作设备的工程师、开採原材料的矿工、製造设备的工人等等。为了了解我这个膝盖發生了什麽，似乎动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绕了个大圈，才有了一些线索。这也使我确信，我的身体并不是纯粹的主体，因为我必须藉由极其複杂的与外在世界交互的过程才能够了解自己。儘管我并没有完全被机器支配，但是我却不得不迎合它，循着它工作的方式躺在它面前。我之所以迎合，也不是因为这台核磁共振机本身有着怎样权威，而是它是我与科学历程的交会点，而这严丝合缝的历史本身让人无法抗拒。

我也不知道实际过了多久，终于完成了检验。还是那个护士大叔给我卸下装在腿上的各种设备，带我走回到更衣室。在道别之后，我开始更衣准备离开。在一小时裡完成了检验是一种解脱，但是心裡却有感到不协调。儘管在美国看医生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也习惯了先跟护士沟通，再等待医生来给自己诊断这样的流程。当中通常和医生交流的时间都是短暂急切的，但是至少还是知道给我诊治的医生是怎样的。这次却连医生的面都没怎麽看着。如果说操作核磁共振设备作为一个工种独立存在有着技术上的原因，那全程我只在耳机中听到医生的声音，则印证了这种分工的彻底。只有在我找不到给医生致谢的契机时，才让我感到当中的不协调。而此前、这种不协调隐藏在那强烈的空调、过多的储物柜、和温馨、私密的更衣室带来的周到感受裡。

门既是一种途径、也是一种控制。在此意义上，医院的门和核磁共振机裡的各种阀门也许是同一种。通往生命繁荣的一道道门也是一道将生命深深嵌入在物质秩序中的进程。这不是什麽新鲜的见解，但是却在寻医的路上成为一种切身的体验。那一道道门牆构筑了对生命作为个体最私密的拥有的尊重，却也可能将许多生命拒之门外。核磁共振机构成了对身体最忠实的重现，也将我们对身体的认知託付给了一层层的机械过程和信号变换。我应该谨慎一些防止门成为一种形而上的概念，所以概念上的叙述应该到此为止。然而为何医院需要一层层的门禁、如何从机械包复的生命认知中解放出来、以及在周到温馨的医护服务裡的不和谐要怎样理解等问题仍然需要透过我们切身地穿过那些门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