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王路教授）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总第1505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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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被看做贬义词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表示与物理学的区别。中译文取自“形而上者谓之道”，意味着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不同，业已成为固定用语。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它难懂。它的难懂并不在于它的语言晦涩，而最主要在于它讨论问题的方式独特，思想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它玄，不那么辩证。在我国，不少人直接把形而上学看作辩证法的对立面，甚至把“形而上学”看作一个贬义词：称某人或某思想为“形而上学的”，则完全是负面的或否定性的。许多人认为分析哲学难懂。它的难懂也不在于它的语言晦涩，而最主要在于它的讨论方式非常技术性。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它脱离实际，枯燥无味。在我国，不少人认为它过时了，走到了尽头。
我认为，所有这些负面看法都是非常错误的。我赞同一种传统看法：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主体或核心，也赞成一种现代看法：分析哲学是当代形而上学。在我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哲学最主要的部分是形而上学。它的传统形式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它的现代形式是分析哲学。这一点，固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来说明，也可以从是与真的关系获得说明。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以为这是一种最好的说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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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对认识世界的贡献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是《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也表明了它的方向：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认识的研究。那么，该如何研究形而上学呢？
今天我们认识到，人的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世界，二是关于自身。人的认识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关于世界的认识，二是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认识。人的认识通过语言来表达，而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因此，人的认识与句子密切相关。那么，回顾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这些认识和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形而上学研究与人的认识相关，因此首先应该问：如何研究人的认识？人的认识由语言表达，由句子表达，因此也可以问：该如何看待语言和句子？该如何通过它们来研究认识？比如，“雪是白的”，“苏格拉底是人”都是句子，都表达了人的认识，那么我们该如何研究它们呢？即使认为句子有意义，我们要研究句子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句子的意义呢？我们是研究比如“雪是白的”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是人”是什么意思吗？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不是这样做的。他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并指出这样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超出一切学科之上的。因此，他不是研究具体的句子，而是研究普遍的句式。他把句子的表达归结为“是本身”，因为人们关于认识的表达就是说出事物是怎样的，就要用“是”，因此“这是这”乃是基本表达方式。这是句子的典型体现。从这种方式出发，探讨“是本身”即可，而不必探讨某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探讨此一句代替不了探讨彼一句，而探讨了“是本身”，则可以适用于它们。以他的范畴理论为例，它们是对具有“S是P”这种形式的句子中谓词“P”或“是P”的说明，比如它可以表示是什么、质、量、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将是什么与其他范畴相区别，进而认为，通过关于它的说明而获得关于“是本身”的认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有关于“S是P”这种句式的明确认识。不仅如此，他的认识不是常识性的，而是具有科学性的：他创建了逻辑，以此对这种句式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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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普遍性是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弗雷格的做法与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他不是研究“是本身”，而是研究“真”。他明确地说，句子的含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他指出所有真句子都指真，所有假句子都指假，因此在句子的真假层面上，所有细节都消失了。也就是说，他不考虑一个句子所表达的具体含义，只考虑真假。他不考虑此一句或彼一句是不是真的，而是考虑句子的真之条件，即一个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这样他围绕句子的真之条件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做出说明。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关于真值的一系列说明。而且，他的这些说明不是常识性的，而是具有科学性的：他创建立了一阶谓词逻辑，从而为说明句子的真值条件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理论和方法。
年轻时代的弗雷格
对照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可以看出，他们的具体做法不同，比如前者考虑“是本身”，而后者考虑“真”，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首先，他们都考虑句子。其次，他们都不考虑句子表达的具体意思，比如不考虑“是白的”、“是人”是什么意思。第三，他们所考虑的乃是句子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所考虑的“是”乃是具有普遍性的，弗雷格所考虑的“真”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从句法角度谈论的，而后者是从语义角度谈论的。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讨论“是本身”，同时也有许多关于“真”，以及关于“是”与“真”的论述；为什么弗雷格讨论“真”，同时也可以对“是”的不同含义做出区分。这是因为，“是”与“真”字面上虽是不同的，但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相通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比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亚里士多德所考虑的“是”局限于西方语言，因而其普遍性是有局限性的，而弗雷格所考虑的“真”则没有这样的局限性，因而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
认识到以上问题，也就可以认识到，传统哲学中许多讨论与亚里士多德也是一致的。比如黑格尔以“它是”（es ist）对感觉确定性的说明，以“是”（Sein）作逻辑体系初始概念的说明，它们显然不是对某一种情况或某一个表达的说明，而是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表达方式的说明，并进而把这种表达方式归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从而获得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基点的说明。
洞察到以上问题则还可以认识到，在传统哲学讨论“是”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些人讨论“真”，有些人不讨论“真”，为什么有些人讨论“真”多些，有些人讨论“真”少些。这与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角度，以及侧重点不同是相关的。“是”与“真”相关，但是人们在讨论“是”的时候并不一定会讨论“真”。这是因为，“是”最主要是与句子相关，“真”也与句子相关，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相关。因而讨论“是”的时候可以与“真”相联系。然而，由于“是”只是句子的一部分，尽管是核心部分，因而在围绕它进行讨论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通过它而显现出来的相关部分，考虑相关部分及其表达的东西，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会与“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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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解形而上学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
相比之下，在分析哲学中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发生变化。句子依然是考虑的出发点，从语义考虑，句子与“真”相关，因而“真”成为核心概念，成为考虑的基础。这样，句子有构成部分，它们也有相应的语义构成部分，并与“真”相关，产生联系。比如如同弗雷格所说，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谓词的意谓是概念，它们围绕“真”形成的最简单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更进一步，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划归为这种关系。在分析哲学中，由于句法认识的变化，人们甚至不考虑“是”这个句法用语，因而不考虑其相应的概念。人们通过“真”来考虑句子的意义，通过认识句子的“真”之条件来获得有关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
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就是说，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这一认识与传统认识不同，被看作是分析哲学对认识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字面上看，这个认识与“是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与“真”也没有什么关系。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认识如今已是常识，用不着多说。但是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角度对它做出简要说明，以此来看一看“是”与“真”的联系。
维特根斯坦
所谓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指的是由太阳、月亮等一个个具体事物构成的。事实与事物完全不同。按照罗素的解释，事实就是事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事物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里的区别在于，从语言的角度出发，事物是由名字表达的，而事实是由句子表达的。“太阳”、“月亮”等是名字，表达事物，而“太阳是发光的”、“月亮是有盈缺变化的”则是事实。名字是命名事物的方式，句子是表达认识的方式。研究认识则要对句子的表达及其所表达的东西做出说明。以“太阳是发光的”为例。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出发，“是发光的”只是说明太阳的质，它使我们获得了对太阳的一定的认识，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一些认识，比如“太阳是位于太阳系中心的”等，但是它们并没有说明太阳是什么，因而没有使我们认识到太阳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有认识到太阳是什么，才真正获得关于太阳的真知。而从弗雷格的理论出发，一方面，“太阳是发光的”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句子的真依赖于其中“太阳”所意谓的对象处于“是发光的”所意谓的概念之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句子是“真”的，那么其中的“太阳”一定有一个对象，该对象与“是发光的”所意谓的概念必须相匹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各自的理论不同，提出的解释也会不同。后人依据他们不同的理论，会做出各种不同的说明。维特根斯坦的说明无疑是因循弗雷格的思想，因为他的讨论从事实出发，谈论到思想和句子，最终谈到“真”，并且谈论句子的真值条件。比如他说：“给出所有真的基础句，就把世界完全地描述了。给出所有基础句，同时再指出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世界就被完全地描述了。”不用深入讨论，字面上可以看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描述世界需要给出真句子，因而事实与真句子是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在西方哲学中，“是”与“真”乃是相通的。认识“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真”，反过来，认识“真”，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是”。它们反映出不同时期形而上学研究的一些特征，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所反映的乃是形而上学最根本的特征。我认为，这样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是没有的：语言文化差异姑且不论，至少这样探讨问题的方式是根本没有的。理解西方哲学，最主要的乃是理解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假如对这样的方式无从理解，那么理解西方哲学只会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