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言第三》试读（其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就算是贤圣之人也无法逃避死亡和刑罚的羞辱呢？就是因为昏庸的君主任性偏执难以规劝，使得君子的忠言无法上达天听。
我们不妨深究一下，为什么这些君主就是死活不愿意接受进言呢？韩非给出的答案是“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合情合理的建议往往不中听，也不会曲意迎合君主的心思。除非是有着自省人格的圣贤，否则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希望大王能够详察。
人们常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人都有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天性，也天生就对苦涩的药汤、刺耳的指责有回避抵制的本能。
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患了重病的人，就算是再讨厌药汤的苦味，可为了早日摆脱病痛的折磨，也会捏着鼻子喝下去。可逆耳的忠言却截然相反，他们所要面对的并不是重病缠身的患者，而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君主。
他们一直都处于顺风顺水的环境中，见惯了别人对自己俯首帖耳的样子。就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里面所说的，“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围绕在君主身旁的，不是因为偏私或者惧怕而刻意袒护君主短处的，就是因为有求于君主而故意吹彩虹屁的。
这些人不管是出于善心也好、出于歹意也罢，造成的结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君主受到蒙蔽，无法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反而自以为是，认为这些奉承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忠臣，他们逢迎的话才真正符合自己的人设。一旦被人顶撞了几句，其自我保护的本能马上就会产生作用，从而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进言者的动机。
因此难言之难，难在真诚的人太少，懂厚黑术、套路术的人太多。你好言相劝，可架不住身旁有一堆话术大师，各种投其所好，各种谄媚邀宠。这种情况下，除非君主本身有无法解决的痛点——如秦昭襄王长期被“四贵”压制；或者是他有着超出常人的野心——如秦孝公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的欲望；否则就很难走出心理舒适区，去接受那些不中听的谏言了。
韩非所遇到的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此。
韩非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好是韩桓惠王当政的年代。桓惠王即位之初，恰逢秦昭襄王在范雎的建议下改变国策，开始以“远交近攻”与“攻人之策”相互配合的方式对韩国进行重点打击。
在秦国的强力攻势下，桓惠王无力招架，只得将地势险要的上党之地抛给赵国，从而通过“嫁祸于人”的方式迫使秦国将攻击的重点转向了赵国，进而引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
大概是从这件事里尝到了甜头，桓惠王开始更加沉迷于“术”治。对内采取隐秘的权术，以阴晴不定的手法威吓众臣；对外则频频使用“嫁祸”战术、“疲秦”策略，寄希望于通过削弱对手实力的方式来求得安宁；却唯独不注重加强自身建设。
韩非看出了桓惠王政策的弊端，对于其不能追求富国强兵、不能寻求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的现状，更是感到痛心疾首。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学说改变桓惠王的治国方略，让韩国重新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的确称得上是“忠心可鉴”。
但问题是，以韩国当时的国力，即便是采取了韩非的方略，也未见得就真能富强起来；而倘若因此而招来了列强特别是秦国的忌惮，使得韩国不得不在列国之间拼命周旋，这些都是桓惠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既然他始终都不肯走出舒适区，自然也就不会采纳韩非的建议了。
《难言》文章篇幅不长，满打满算也不过六百余字，如果再去除掉大量排比论证的部分，其核心内容也就更加简略了。概论其要，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观点：
第一，“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进言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只要君主对我的建议没有兴趣，那么无论我采取何种方式来提意见，都能被挑出毛病来，但这并不能代表我不够贤能。
第二，进言是一项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举动，一旦得不到认可，轻则会被视为污蔑和诽谤，重则会丢掉身家性命。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进言的，大多都贤能正直之士，因此理应得到重用才是。
第三，历史一再向我们证明，即便是让最聪明的臣子去向最圣明的君主进言，也未必能立刻就获得赞赏；但让聪明的臣子去向昏聩的君主进言，一定无法得到采纳。这也是君子难言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四，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忠言逆耳”，也只有贤圣之君才能够克服本性听取谏言。因此我希望大王能够仔细体察，做一个能够从善如流的贤君明君，让进言者不再感到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