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天下大乱，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最终得以在诸侯混战之中脱颖而出，与这三大集团中谋臣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曹操集团草创期间最为重要的谋士是荀彧，刘备集团是诸葛亮，而东吴集团这一时期最为关键的谋士无疑是张昭了。正是因为这位被孙策、孙权誉为“谋主”、“张公”的张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孙策才得以白手起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拿下江东，奠定了割据东南的局面，孙权也才能够以十九岁的年龄顺利接掌江东大位并逐渐发展壮大。就算到了三分天下之后，张昭仍然在东吴政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不过，令人惊愕的是，孙权不但没有将这位众望所归的东吴士人领袖任命为丞相，反而自建国之后就一直直接或间接地打压张昭，屡次和张昭发生激烈冲突，甚至不惜采用黄土塞门、火烧其门的极端方式来羞辱张昭，弄得这个老骥伏枥的江东老臣晚年无所事事，只能以著书立说聊以度日，这些都与张昭的志向和理想相去甚远。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功绩卓著、名满天下的顾命之臣晚年遭遇如此境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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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人，生于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张昭少年时期就勤奋好学，曾经跟随白侯子安一起研习《左氏春秋》。张昭还擅长隶书，是当时徐州一带较为出名的青年书法家。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张昭就与琅邪郡的赵昱及东海郡的王朗闻名徐州一带，这三人也是关系密切的好友。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年仅二十岁的张昭已经被郡里推举为孝廉。
按照东汉的官员选拔制度，被推举为孝廉，就意味着迈出了仕途的第一步，之后大都会被朝廷提拔为郎官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但张昭却推辞不去，而是与好友王朗一起参加了东汉末年的一次关于旧君名讳问题的大辩论，并从此一举成名。
这次辩论是由时任汝南主簿的汉末大儒应劭引发的。应劭主张要为汉光武帝以来已经去世的五十六位帝王、诸侯王及其亲属避讳。为此，应劭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旧君讳议》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该文一经问世便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对于应劭的这种观点，张昭难以赞同，便为此写下了一篇《宜为旧君讳论》的文章加以批驳。
张昭《宜为旧君讳论》一文，不仅观点鲜明，有理有据，同时也切中要害，反映出青年时期的张昭所具备的勇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坚持自己观点的思想性格。该文问世之后很快便得到了徐州名士陈琳的高度评价，张昭也因此声名大振。不过，此时的张昭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日趋混乱即将给自己的人生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和冲击。
就在张昭痴迷学问之际，东汉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在黄巾起义之前的数十年间，徐州所属的琅邪等地就已经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起义更是彻底颠覆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造成了东汉社会的一场空前混乱，皇权进一步衰落，各地方实力派开始拥兵自重。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控制朝政，引发了汉末地方军阀与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阀之间的大混战，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正式开始。
此时在徐州地区担任刺史的是丹阳人陶谦。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陶谦一方面极力避免与中原各大割据势力交恶，努力维持自己在徐州的统治，另一方面积极地在徐州加强治理内政，并提拔了一大批徐州的青年才俊充实各州郡。张昭的好友赵昱、王朗等人先后受陶谦的提拔担任了徐州地方官吏。而在徐州扬名已久的张昭自然也在陶谦任用的范围之列。不久，陶谦举荐张昭为茂才，打算任用张昭这位青年名士为自己卖命。不过此时的张昭并没有像自己的好友赵昱、王朗一样欣然接受，而是像当年被举孝廉一样公开拒绝。这下惹恼了原本气量就不大的陶谦。
陶谦认为张昭这是公然没把自己这个徐州的父母官放在眼里，立即派人将张昭下了大狱，打算安个罪名进行审判。幸好好友赵昱等人全力营救，张昭才得以幸免，不过到最后张昭也还是像以前一样隐居山野，并没有向仕途方向发展。至于曾经将自己逮捕的陶谦，张昭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感和敌意，反倒是在陶谦病逝之后写下了一篇长长的祭文来悼念。
在祭文中，张昭将陶谦称为爱民惠民的好官，认为陶谦在徐州任职期间政绩卓著，为徐州百姓办了不少的好事、实事，同时对陶谦的意外病逝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从张昭为陶谦撰写的祭文来看，张昭对于天下太平、“遗爱于民”、“甘棠是均”是充满了憧憬和渴望的。既然如此欣赏陶谦，为什么张昭会在陶谦担任徐州最高行政长官的五年间没有依附他呢？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在史料中记载，或许此时的张昭就像后来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一样在等待着自己心目中的明君，而按照这个标准，长于内政而疏于外交、军事的陶谦显然不是理想的人选。这也许就是张昭在徐州隐居多年不愿为官的主要原因吧。
随着地方军阀与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阀之间的混战无疾而终，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各大割据势力相互角逐的战场，此时地处中原腹地的徐州也成为各大割据势力觊觎的目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陶谦与袁术及公孙瓒结为同盟，与袁绍、曹操集团展开激战。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大举进攻徐州，徐州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伤亡惨重，而陶谦无力抵抗，只能节节败退，最后于同年病逝。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张昭所在的彭城也受到战火的威胁，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张昭不得不举家迁徙，来到了局势稍微平静的扬州地区，此时张昭已经是三十九岁的中年人了。
在扬州，张昭遇见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就是后来威震江东的少年英雄、东吴帝国的奠基人——孙策。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人，出生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汉末诸侯之一孙坚的长子。孙策十几岁的时候就以善于交朋结友而闻名于世，少年时期就已经是江淮一带的知名人物。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年底，其父孙坚在与荆州割据势力刘表的战争中意外身亡，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孙策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举家离开舒县迁往江都（后迁往曲阿），同时将原本由自己继承的乌程侯的爵位让给了弟弟孙匡，自己则开始了复仇雪耻的大计。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孙策先后将张纮、秦松、陈端等不少江淮士人招入自己的帐下，闻名已久的张昭自然也就成为孙策招揽人才的主要目标。
孙策招募张昭这位名士为自己的幕僚，是花了一番工夫的。对于张昭的到来，孙策欣喜若狂，他对张昭表示：“我正在创业的初期，需要天下的智能之士辅佐，如先生这样的人才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张昭刚刚来到孙策的军中，孙策即委以重任，先是任命张昭为校尉，后又委任为长史、抚军中郎将，但凡军中文武之事都放心大胆地交给张昭全权处理。为了加深与张昭的个人感情，孙策还以师长、朋友的礼节对待张昭，并亲自前往张昭的家中拜见张昭的母亲，结成通家之好。其目的都是希望张昭在自己事业的草创阶段给予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孙策的思贤若渴显然深深地打动了张昭，在张昭的推动下，孙策的参谋班子也很快组建成功，这套参谋班子以张昭为核心，以张纮、秦松、陈端等人为骨干，开始为孙策统一江东进行谋划工作。
孙策统一江东的战争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开始之后，身为孙策阵营谋主的张昭与另外一位谋士张纮配合默契，一人留守大本营进行整体规划，另一人则跟随孙策临阵应变，在孙策统一江东的四年间，这个谋略班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谋主的张昭自然居功至伟。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享誉江东，得到孙策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引起了中原士人的广泛关注。不少士人写信给张昭，对他在江东之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表示赞赏，这反倒让张昭有些犯难。如果隐瞒不说，担心其他人会说自己心中藏私，如果张扬出去，又有居功自傲之嫌。正在踌躇之际，孙策大度地表示：春秋时期管仲担任齐国的丞相，齐桓公尊称他为仲父，凡事都让手下向管仲禀报，结果成就了齐桓公一代霸主的地位。如今我能得到张昭这样的高才并加以重用，日后取得的功业不就自然而然也算在我的身上了。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孙策对张昭是多么的信任和赏识了。
尽管孙策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战无不胜，很快便拿下了江东地区并割据一方，但在如何迅速稳定江东局势、改变江东士人的敌对态度等方面，他也犯下了不少错误，引起江东大族的强烈不满，导致孙策在对付以扬州刺史刘繇为首的政府军时，遭遇江东大族的顽强抵抗。尽管孙策军队的强大战斗力使得江东六郡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先后易主，但是江东大族的抵抗并未停歇。对于江东大族的反抗，孙策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镇压手段，对稳定江东局势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就在孙策一面努力稳定内部局势，一面密切关注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准备趁机向中原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之际，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开始了。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在一次狩猎的过程中被许贡的门客伏击，身负重伤，于同年八月病逝，终年二十六岁。
孙策临终以前，张昭被委以托孤重任。孙策告诉张昭等一干文武：中原地区正处于大乱之中，此时凭借江东的军队实力及地形的有利条件，足以坐观成败，希望张昭等人好好辅佐孙权。后来孙策又秘密召见张昭，坦诚地提出：如果自己的弟弟孙权不能胜任统率江东的责任，就请张昭取而代之。当然，孙策的临终之言并不是真的希望张昭取代孙权，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勉励张昭尽心尽力辅佐孙权，这也表明了孙策对于张昭的高度信任，同时也确定了张昭首席顾命之臣的政治地位。
对于张昭而言，孙策的临终嘱托多少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张昭的心目中，孙权并不是继承孙策事业的最佳人选，张昭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孙策的另外一个弟弟孙翊。孙翊虽然比孙权还要年轻，但是其性格特点与孙策非常类似，包括张昭在内的不少江东群臣一开始都以为孙策会让孙翊而非孙权继位，当孙策确立了孙权的领导地位之后，张昭立即采取了多项措施，利用自己在江东崇高的声望和显赫的地位，一心一意辅助孙权顺利继承孙策的事业，确保江东的权力更迭能够顺利进行。
孙策去世之时，年仅十九岁的孙权悲痛异常，江东文武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时张昭及时地站出来警告孙权：作为孙策将军的继承人，关键是如何继承他的遗志，使己方集团兴旺发达，以建立更大的功业。如今天下局势动荡，我们在江东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在这么严峻的时刻，你怎么能只顾着放纵自己的情绪整天哭哭啼啼不问政事呢？
张昭说完这番话之后，立即亲自将孙权扶上战马去检阅军队，同时向江东下属各地行政机构及驻军发布诏令，宣布孙权继位的决定。张昭的这一系列举措对于稳定江东政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孙权继位之初，江东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不仅一些偏远地区尚未完全依附，就连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等地也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除此之外，孙权家族内部对于孙权的继位也颇多议论，就连孙权的母亲吴氏也特意召见张昭及董袭等大臣，表达自己对孙权能否顺利统治江东的忧虑。孙权家族内部还有人暗中与曹操取得联络，企图颠覆孙权的地位。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张昭再一次用自己的沉着冷静成功地化解了面临的危局。
在清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颠覆势力之后，张昭又开始为孙权招揽人才。在他的亲自过问之下，不少来自淮泗及江东六郡的贤才纷纷投入孙权麾下，原来在孙策时期郁郁不得志者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一些原本对孙策的统治非常敌对的江东大族子弟也参加了孙权集团，这对加强孙权集团的实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了身居幕后运筹帷幄之外，张昭有时还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一度成为指挥若定的军队统帅。江东出现内部叛乱时期，尽管孙权经常将张昭留在大本营居中调度，但有时他也亲自领兵外出征战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平定了一些地方反叛势力。豫章郡发生反叛之时，张昭就亲自领兵出战，在南城击败叛军将领周凤。
张昭对于孙权的顺利接班、江东局势的迅速稳定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张昭这位具有突出贡献的臣子，孙权也非常的尊重，继续任命张昭担任关键的长史一职，同时还以师傅之礼厚待张昭。在掌权之初，孙权对于很多大臣都是直呼其字，而对于张昭则尊称为“张公”。孙权的母亲吴氏在临终之前也如孙策当年一样托孤张昭。可以说，这个时期张昭在东吴的政治地位达到了巅峰。
就在张昭竭尽全力协助孙权维持江东地区的统治之时，中原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官渡之战，曹操集团打败了袁绍集团，取得了这场决定中原地区霸主地位的关键之战的胜利。之后的数年间，曹操集团乘胜追击，大大削弱了袁绍集团的力量，随着袁绍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病故，其子袁尚和袁谭发生内讧，曹操彻底消灭袁绍集团只是时间问题了。在这个时候，曹操将目光瞄准了远在江东的孙权集团，打算利用孙权继位不久、政局未稳之机进行要挟。
建安七年，曹操派人下书给孙权，要求孙权将儿子送去作为人质以表示臣服。面对曹操的恐吓，年轻的孙权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集多位大臣进行商议。此时张昭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实则是打算让孙权接受曹操的条件派遣人质前往许都。不过，张昭的这种观点与孙权的想法相去甚远，孙权并不打算送人质给曹操，不甘受曹操的控制。于是，孙权带着江东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将领周瑜单独去见自己的母亲吴氏。在吴氏面前，周瑜历数目前孙权集团所面临的大好局势，指出凭借目前江东的军力和财力已经足以与曹操相抗衡，完全没有必要送人质而受曹操的摆布。
在权衡利弊之后，吴氏也否决了张昭等人的观点转而支持周瑜的主张。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对抗实力强大的曹操集团，张昭完全没有信心，这也与孙权所主张的割据江东、静观天下之变的构思严重冲突。从此之后，尽管张昭仍然受到孙权的礼遇，但逐渐退出了东吴集团的决策层，其政治地位逐渐为周瑜、鲁肃等人所代替。
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这时候孙权下决心向盘踞荆州的割据势力刘表发动进攻，力图获得荆州地区的控制权。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开始，孙权向荆州地区发动了多次主动进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东吴集团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一直困居荆州郁郁不得志的猛将甘宁来到江东投奔孙权。
甘宁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周瑜和吕蒙的高度重视。尽管甘宁在荆州并不得志，但他在荆州生活了十几年，又在黄祖手下任职多年，对荆州尤其是江夏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周瑜和吕蒙立即求见孙权，希望孙权能够对甘宁予以优待。孙权的格外关照让甘宁非常感动，不久之后，甘宁就找到孙权，向孙权提出了一套经过自己多年思考总结出来的未来东吴发展方略。甘宁认为：目前大汉已经日益衰败，曹操更是骄横跋扈，最终他必将篡汉自立。荆州地区地形多样，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都十分便利，这是江东必须夺取之地。而刘表此人胸无远虑，其子均平庸无能，他们都不能保持荆州地区的安宁，荆州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甘宁建议孙权应该尽早作打算夺取荆州，否则荆州极有可能落入曹操之手。甘宁进一步指出，如果要夺取荆州，打败黄祖是当务之急。黄祖年老昏庸，其管辖的江夏地区经济情况糟糕，粮草匮乏，其手下的将领们也经常欺骗愚弄黄祖，经常以黄祖的名义索要财物，大多数士兵心中抱怨，无心作战，连军用物资都疏于保养维护，整个军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和战斗力，如果果断发动进攻，黄祖所部将注定失败。甘宁进一步指出：如果打败了黄祖，将可以一鼓作气向西挺进并占领楚关，这样东吴集团的势力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下一步就可以为夺取益州地区制定攻击计划了。
孙权对甘宁的建议深感认同。
不过，张昭在确定东吴集团发展策略的问题上却再次与孙权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对于甘宁的建议，张昭立即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张昭认为：东吴目前形势并不稳定，如果大军主力出击荆州势必导致内政空虚引发混乱。心直口快的甘宁反唇相讥指责张昭：孙将军已经将汉初萧何那样的重任交给了你，而你坐镇都城却担心会出乱子，那你凭什么来与萧何这样的古人看齐呢？
甘宁这种不留情面的讽刺显然让饱读诗书、在东吴享有崇高地位的张昭心中十分不悦，但是还没等张昭发作，在一旁的孙权却主动端着酒杯表态了。他表示完全赞同甘宁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准备实施，同时希望甘宁不要受张昭意见的影响，继续为打败黄祖献计献策。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张昭是过于保守了。经过数年的战争，以孙权为首的东吴集团终于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取得了江夏之战的胜利，不仅斩杀了孙权的杀父仇人黄祖，同时还占领了荆州所属江夏郡东部的部分地区，进一步扩大了东吴集团的势力范围，也为不久之后进行的赤壁之战锻炼了队伍。
同年七月，曹操发动了荆州战役，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将荆州占领，荆州牧刘表病死，其子刘琮率众投降，寄寓荆州的刘备集团仓皇逃窜，曹操意气风发，态度傲慢地写信给孙权进行恐吓。面对曹操集团强大的压力，是战是降在东吴集团内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以张昭为首的一些江东文武认为凭借东吴的实力无法与曹操匹敌，万一爆发战争必败无疑，张昭公开表示：“曹操原本就是豺狼虎豹，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动不动就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握有政治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我们与曹操为敌就更加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更何况我们原本与曹操可以抗衡的只有长江天险，如今曹操已经占领荆州全境，刘表所训练出来的水军，包括数千艘战船都被曹操接管，曹操只要让这些战船顺江而下，再与步兵齐头并进，就可以打破我们的长江防线，如此一来我们根本就无法与曹操抗衡。因此，我们的意见最好是迎奉曹操，投降朝廷。”
张昭的这种投降言论让已经下定决心抗曹的孙权非常不快，孙权碍于情面没有当场发作。但是在与鲁肃单独交谈的时候却愤怒地表示：张昭等人的言论让自己感到非常失望。不久之后，周瑜公开发表了自己对于形势的观点，深受孙权的赞赏。周瑜表示：曹操名义上是朝廷的丞相，实际上却是大汉的贼子。将军以神武雄才，又兼有父兄的基业，现在割据江东，占地数千里，兵精粮足，自当纵横天下，为朝廷清除乱臣贼子。如今曹操自己送上门来找死，我们岂有投降的道理？如今曹操虽然占领了北方地区，但是局面并不稳定。马超、韩遂等凉州军阀目前屯兵函谷关一线，是曹操的巨大隐患。同时，曹操不得不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骑兵而仅仅依靠其并不熟悉的水军，要与我们这些熟悉水战的江东将士作战，就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更何况目前时值寒冬，不但战马缺乏草料，久居中原的曹军士兵也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染上疾病，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曹操依然强行出兵，这就给了将军一个天赐的良机，现在正是击败曹操这个奸贼的大好时机。请将军给我三万大军进驻夏口，我保证可以大获全胜，击败曹操这个强敌！
周瑜的豪言壮语让早已对张昭等人的投降言论憋了一肚子火的孙权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孙权非常赞同周瑜和鲁肃的想法，同时指责张昭、秦松等人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妻儿老小，罔顾江东利益，让自己大失所望。
紧接着在之后召开的会议中，孙权拔出了自己的佩刀砍向面前的奏案说道：“再有言投降者，下场就与此案相同！”孙权所指的“投降者”，不言而喻就是指张昭。多年之后孙权回忆此事，还深有感触地对陆逊说：“当初曹操凭借夺取荆州的巨大优势扬言要率领数十万众进攻江东，我当时请众文武商议对策，没想到居然没人敢表态。后来张昭、秦松等人都说应该派遣使者手持文书去投降曹操。鲁肃当即反驳，劝我尽快找回周瑜，让他率军抗曹，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张昭的投降言论对于孙权是多么大的刺激。
赤壁之战最终以孙刘联军的完胜而结束，曹操势力被赶出了荆州大部地区，战后无论是孙权还是刘备的实力都大有提高。而被孙权誉为“张公”的江东元老张昭却彻底失势，再也无法回到江东的决策圈了。
张昭为什么反对与曹操发生冲突而主张投降呢？原因还是出在张昭的战略眼光上。张昭在分析了曹、孙之间的力量对比后，错误地认为一旦双方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东吴必败无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昭不具备周瑜、鲁肃那样的军事战略眼光，应付一些草寇、反叛者之流还凑合，但是缺乏应付这种动辄用兵几十万、上百万的大战役所必须具有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才导致出现这样的致命失误。同时张昭也因为这些错误的分析和判断，逐渐在东吴的政坛上失去了以前“谋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周瑜、鲁肃等人。虽然在此之后张昭失势，但他依然是东吴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在东吴的士人眼中，张昭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孙权也没有怎么亏待他，一如既往地对张昭保持着极大的尊重。
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孙刘双方的战略同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刘备上表举荐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则任命张昭担任军师，算是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托孤之臣的一种奖赏。而张昭也一如既往地对孙权的一些不当行为进行批评。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个故事：孙权非常喜欢外出骑马射猎，有一次在打猎的过程中一只老虎突然猛扑上来抓住了孙权坐骑的马鞍。等孙权脱险之后，张昭脸色阴沉地教训了孙权。张昭说：“将军你何必要这样做呢？为人君者，要善于驾驭英雄统率豪杰，怎能在原野上奔驰追逐，与猛兽比试较量？！万一有个好歹岂不是让天下人取笑？”看到张昭严肃的表情，听到他严厉的话语，孙权这位江东霸主不禁有些紧张，立即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说自己年轻无知，考虑不周，愧对张昭的厚望。正如孙权曾经说过的，每次和张昭交谈，自己总是不敢乱说话，心里还是有点犯怵。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曹操力图尽快统一全国的梦想，同时也保障了孙刘两家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刘备集团趁机做大，不仅夺得了荆州数郡，之后又占据了益州地区，其实力日益壮大，而东吴集团却在淮南一线的争夺中与曹操陷入胶着状态，在吕蒙的倡导下，东吴集团的发展战略由东取曹操占领的淮南转向了关羽占据的荆州地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与曹操联手击败关羽，夺取了荆州，这也导致了孙刘联盟的彻底瓦解。为了夺回荆州，刘备集结兵力，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开始对东吴展开进攻。这时候孙权果断地采取了联魏抗蜀的策略，主动向曹魏称臣，力图与曹魏形成短暂的联盟，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全力应付来自刘备的大举进攻。
同年八月，曹丕册封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并委派太常邢贞出使东吴，孙权前往迎接。而邢贞见到孙权之后，面露骄色，到了宫门也没有按照礼仪下车与孙权相见。这时候，张昭面带怒色呵斥邢贞：“礼仪得到尊重，法度才能贯彻实施，而你居然妄自尊大，难道是认为我江东人寡势弱，连一把用来执法的小刀都没有吗？！”张昭身后的东吴大将徐盛更是愤怒地对身边的东吴文武说道：“我们这些人没能为孙将军夺取许昌、洛阳，吞并巴蜀，这才使得他不得不与邢贞这样的小人盟誓，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张昭和徐盛的言语顿时让邢贞收敛了狂傲之气，乖乖下车按照礼仪与孙权相见。事后邢贞还对手下人说：江东有这样的将相，绝对不会久居下！”这一回张昭表现出了江东老臣的风采，维护了东吴集团的尊严，也博得了对手的称赞。
不过，尽管张昭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卓著，获得了东吴上下的一致称赞，但是在东吴集团内部，张昭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
孙权受封吴王之后，依律要设置丞相一职。东吴的文武百官都认为只有张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才能担当此任，可孙权却安排无论资历、能力都不如张昭的孙邵担任了丞相一职。孙权的解释是担任丞相不但事务众多，而且责任重大，对张昭这样的老臣没什么好处。孙权这话显然只是个托词，后来孙邵病逝，文武百官再一次提出让张昭担任丞相一职，这时，孙权才说出了心里话：张昭性情刚烈，如果由他出任丞相之职，万一出现自己与张昭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张昭容易产生不满情绪，滋生怨恨，不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于是，第二任的丞相也没落到张昭的头上，而是授予了江东名士顾雍。孙权受封吴王，张昭并没有得到丞相这个众望所归的职务，只是被授予了一个绥远将军，封由拳侯，而其具体负责事务也仅仅是与孙邵、孙绍、滕胤等人一起搜集周朝、汉朝的礼仪，制定东吴的朝礼制度，同时辅导太子孙登的学习，这显然是对张昭的一种冷落，也说明了孙权与张昭的裂痕正在不断地加深。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孙权在武昌钓台与文武大臣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命人向文武百官身上洒水，并说：“今日痛饮，一定要醉倒在临台才能作罢。”众文武只能陪着孙权痛饮，只有张昭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地走到外面并坐在车里。孙权不明就里，命人将张昭招至面前，问他为什么面带怒色。忍了半天的张昭终于发作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孙权说道：“商纣王曾经作酒糟山、美酒池，通宵达旦地痛饮，当时他也自认为这只不过是作乐，却不知道其实他是在作恶！”张昭的话深深地刺激了孙权，孙权顿时沉默不语，面露愧色，立即宣布停止酒宴。虽然张昭的话很有道理，但是这样公然在文武百官面前指责孙权，也让孙权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过了没多久，孙权就怂恿诸葛恪在文武百官面前捉弄张昭，算是为自己讨回了面子。
在一次宴饮时，孙权让诸葛恪敬酒，当诸葛恪来到张昭面前的时候，张昭已经有了几分酒意，不肯再喝，并认为诸葛恪这样强行敬酒不是敬老之礼。诸葛恪则当场说道：“当年姜太公年已九十，仍然能够亲临战阵，他还认为自己并没有老。如今只要是军旅中的事情，从来都是将先生摆在最后，而一旦有酒席之事，先生却总是被安排在最前，这样怎么能说我不尊老呢？”张昭哑口无言，只能一饮而尽。作为东吴集团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一代老臣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诸葛恪这个后生晚辈的责难，张昭可谓颜面丧尽。不过，张昭的悲惨境遇还远远不止这些，就在孙权建立吴国、自立为帝的大喜日子里，他也没忘记又一次狠狠地羞辱张昭。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国，百官前往祝贺，自然是一片喜气洋洋，作为为东吴帝国的草创、发展、建立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臣张昭，自然也难掩喜悦之情，不顾已经七十四岁的高龄亲自前来祝贺。没想到孙权不但将建国的功劳完全归于周瑜一人，同时还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无情挖苦张昭，“如果当年按照张公的建议行事，别说是建立吴国，恐怕我如今也只有要饭的份儿了！”张昭顿时跪倒在地浑身流汗，面露惭愧之色。尽管张昭当初因为在发展策略上与孙权发生严重分歧而向其提出投降曹操的错误主张，但时过境迁，孙权当众侮辱张昭，也的确显得很不地道。
遭受这次羞辱之后，张昭几近绝望，很快便向孙权申请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就连他所统领的属吏和差役都退还给了朝廷，从此不问政事。
大概孙权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不久之后授予张昭一个辅吴将军的职务，虽然其地位仅次于三公，但明显是个荣誉职称，张昭基本上无事可做，回到家中专心研究学问，先后写下了《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等著作。尽管张昭十分清楚自己已经在东吴帝国被边缘化，但他依然想发挥自己的余热，积极为东吴帝国作最后的贡献。因此，他每次上朝议事的时候都不顾自己已经毫无实权的现实，依然是言辞激烈，义形于色，经常对孙权制定的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时间一长，孙权感到很不耐烦，干脆下令不让张昭朝见，落得耳根清净，这回张昭算是彻底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了。
有一次，蜀汉使者出使东吴，极力称赞蜀国的政绩，东吴群臣无人出面应对。这时候孙权才想起了当年口若悬河、才辩无双的张昭，不禁叹息道：“如果张公在此，蜀国的使者怎么敢在这里自吹自擂？”第二天，孙权便派人前去慰问张昭，将张昭请到自己的宫中。刚一见面，张昭就向孙权表示了自己的歉意，激动地对孙权说：“从前太后和桓王（即孙策）不是把老臣我托付给陛下，而是将陛下托付给了老臣，因此我总是想着如何才能竭尽全力以报厚恩，使我在辞世之后有可以为人所称道的地方。
可惜我思虑肤浅，违背了陛下的厚意，自以为会因此受到冷落而沉沦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没想到如今又承蒙陛下的召见，得以侍奉左右。不过我的初衷就是仗义执言，报效朝廷。如果想让我改变这个初衷以求得荣华富贵来获得陛下的欢心，这是我所不能做到的。”张昭的这番话，体现出了一位老臣的拳拳爱吴之心，孙权听后也非常感动，对张昭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不过，这次的会谈仅仅是让张昭与孙权的关系得到了很小的改善，数年之后双方爆发了更加严重的冲突，还差点造成君臣之间彻底反目。
嘉禾二年（公元233年），盘踞辽东的割据势力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琮携带表章来到东吴，声称向东吴俯首称臣并脱离曹魏，孙权信以为真并为此大赦天下，同时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领万余兵力，携带大量财宝赏赐公孙渊并加封其为燕王。孙权的这个决定引起了满朝文武的规劝，群臣们都认为不可轻信公孙渊，希望孙权收回成命。在这其中，言语最为激烈的又是张昭这个老臣。张昭直言不讳地表示：“公孙渊行事朝三暮四，今日他害怕遭到曹魏的讨伐才想出了向我们称臣的主意，只不过是希望得到我们的援救，称臣并不是他的本意。如果有一天公孙渊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想向曹魏表忠心，那我们派出的使者就一定会有去无回，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吗？”
客观来说，结好公孙渊是孙权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孙权从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五月开始就已经派遣使者前往辽东，与公孙渊取得联络，其目的除了利用他对曹魏集团进行牵制之外，也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获得当时东吴最为紧缺的战略物资——战马（关于这方面的分析，笔者在《三国，不能戏说的历史·诸侯》一书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考论，在此不赘）。而此时东吴群臣的反对显然与孙权的战略构想相去甚远，孙权就与张昭争辩了起来。一边是孙权反复指责张昭，另一边则是张昭越发地坚持己见并得到群臣的暗中支持，孙权终于压不住火了，情绪也变得非常亢奋，当众拔出佩刀恼怒地对张昭说道：“我国的士人入宫则参拜我，出宫就参拜你，我对你的尊重也已经达到了极致。你为何屡屡当众顶撞我让我下不了台，为此我经常在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
面对气急败坏的孙权，张昭还是不依不饶，对孙权说：“尽管我知道我的进言陛下不会采纳，但是每次都要竭尽愚忠直言进谏，原因就在于当年皇太后临终前呼唤我到她的床前，遗命让我竭尽全力辅佐陛下，太后的托付之语至今言犹在耳，老臣时刻不敢忘记。”说罢，张昭老泪纵横。
孙权也将佩刀扔在地上，与张昭相拥对泣。
不过，这场危机并没有过去，尽管孙权与张昭在朝堂之中真情流露，但孙权最终还是在这一年的三月让张弥等人去了辽东。张昭闻讯后恼怒异常，旋即声称患病，从此不再上朝，此举又把孙权给惹火了。孙权认为张昭这是有意向自己示威，让自己下不了台，于是下令用土将张昭府第的大门堵上。张昭的火气也上来了，干脆就在门内用土将门封死，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年冬天从辽东传来消息，公孙渊果然杀死了张弥、许晏等人，将其首级送到了曹魏的京城洛阳。孙权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决策的失误，后悔不已，多次派人前去慰问张昭并向他表示歉意，但是张昭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始终不肯出门与来使相见。有一次，孙权亲自来到张昭的家门口让张昭出来相见，张昭还是不愿出来，只是派了一个下人告诉孙权自己卧病在床，无法出来见面。孙权大怒，命人火烧张昭的家门，想用这种方法吓唬张昭，但是张昭对此不理不睬，任凭大火肆虐，自己依然安卧床头。无奈之下，孙权只好让人将大火扑灭，自己长时间在门口等候。
这时候张昭的几个儿子强行将张昭从床上扶起拉到门口，孙权用车将张昭接到宫中，再次向张昭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张昭眼见孙权的态度非常诚恳，才怒气全消，继续参加朝会。不过，此时的张昭已经垂垂老矣，除了偶尔参加朝会之外，已经完全淡出了东吴政坛。
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张昭走完了他漫长而复杂多变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死后谥文侯。
张昭是一位为东吴集团的草创、建立都立下大功的著名谋士，也是东吴集团的士人领袖。他数十年的兴衰荣辱，都是同孙氏兄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孙策的个人魅力和知遇之恩深深打动了张昭，使得张昭死心塌地地为孙氏家族贡献一生，在孙策时期如鱼得水。也正因为如此，在孙权继位以后，张昭才会尽心尽力，全力辅佐。但是，由于身受托孤之恩，张昭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孙权面前，张昭的那种“顾命大臣”的优越感体现得比较明显。正是因为这种优越感，把张昭自己给束缚住了。在张昭的心里，他就像是孙权的“仲父”，孙权就是自己的一个孩子，需要自己经常提醒、督促，这样才能完成孙策的遗愿，确保孙权不至于偏离自己所定下的作为君主的标准。一旦出现张昭自己认为不对的地方，张昭动辄以“遗诏顾命之言”来震慑孙权，逼其改正。但是张昭没有想到：刚刚继位的孙权的确需要有自己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辅导，但等到孙权羽翼丰满，正待一展抱负的时候，张昭没有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完成角色的转换，从师傅重新变成了下属。
其结果是到最后孙权终于忍无可忍，双方的裂痕不断加大，多次发生口角和冲突，逼得孙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打压张昭，降低其在朝中的影响力。而张昭在东吴发展战略上出现的重大失误，也是导致他在东吴集团逐渐失势的重要原因。
孙权与张昭之间这种复杂的内在关系，是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常见的一种现象。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众所周知，晚年的孙权昏庸无道、多疑滥杀，很多年富力强的朝廷重臣被孙权借故迫害致死，而孙权唯独放过了张昭这个数怒龙颜、固执己见的臣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权还算处理得当，虽然不重用张昭，但始终以礼相待，就算有时怒不可遏，事后也是主动赔礼道歉，体现出了一种豁达与大度，这也是张昭能够安享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