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帝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是盛世天子、十全老人，一生多次出巡，六下江南。即使天子不在堂，也没有人趁机谋逆作乱。政局的稳定、皇权的空前强化可见一斑。这一切得益于乾隆帝步步为营的韬略和筹谋。
洪雷（茅庐小生）的《高宗乾隆：步步为营的帝王筹谋》是乾隆帝的一部通俗传记。这部帝王传记并没有以乾隆登上帝位为开篇，而是以“九子夺嫡”背景下的“康乾初见”为序幕，继而呈现乾隆帝御宇天下的智慧与韬略。彼时，参与皇位争夺战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出局，储君之位的角逐在四阿哥胤禛（雍正）和十四阿哥胤祯之间展开。
了解清代历史的读者应该会知道，九子夺嫡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影响远非雍正一朝。康熙与乾隆的这一次见面，最终决定了大清帝国未来的航向。
对于储君的人选，晚年的康熙显然在胤祯和胤禛两人之间犹豫过。胤祯青年才俊、豪气云天，有军事才能；胤禛公正勤勉、冷静沉稳，有帝王之气。此时，康熙心中的天平已经向胤禛倾斜。但确立储君关乎江山社稷，他不敢有一丝马虎，便一直在试探和考验两位皇子。
在局面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胤禛打算利用儿子弘历为自己争取一点亲情分，于是促成了圆明园家宴上的康乾祖孙初见。弘历聪慧懂事、恭敬大方，赢得了康熙的极度喜爱，随即被带到宫中养育。与爷爷康熙朝夕相处的半年时间内，弘历耳濡目染了爷爷治国理政的方式，对其即位之初的政治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雍正促成下的祖孙相见，为雍正日后承继大统铺平了道路。相较三哥弘时的叛逆和五弟弘昼的平庸，既懂事又聪慧的乾隆，深得雍正喜爱，日后御宇天下毫无悬念。
一、 约束亲贵
鉴于九子夺嫡的惨烈教训，雍正干脆把皇子“圈养”在皇宫之中，以免他们结党乱政。这导致乾隆即位之初，政治经验浅薄，毫无根基。为了笼络人心，他大赦天下，为“八爷党”平反，恢复雍正朝获罪皇族的宗室身份，赦免复用罪臣，减免赋税，废除了雍正一朝部分复杂苛刻的政令。
乾隆之所以为八爷党平反，一是由于他需要得当皇族的广泛支持，二是因为八爷党早已对皇位构不成任何威胁。但乾隆对于其他有机会染指皇权的人，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其中，每天围绕着皇帝转的后宫中人，因拥有常人不可及的地位和权限，成了乾隆首先约束的对象。
雍正去世三天后，乾隆便下旨：有关国家大事的传闻不许讲给太后听，以免太后烦心。尽管太后毫无政治野心，对儿子百依百顺，但在权力面前，乾隆坚持防微杜渐。有一年，太后无意中提到顺天府东有一座寺庙废弃坍塌，希望皇帝能加以重修。为了让母亲安心，他当即应允她的请求，下令拨款修葺。但一转身立刻严厉训斥太后身边的太监多嘴。乾隆训斥太监，实际上就是说给太后听的，意思是宫外的事情你不要去管，更不要拿这些事来要求我。太后也心领神会，从此不再过问宫外的任何事务。
九子夺嫡的惨烈令整个皇族蒙上了阴影，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乾隆登基后不久就立下了“亲贵不入军机处”的规定。被夺了权的宗室自然满腹怨言，于是便围在被架空的辅政大臣允禄和废太子嫡子弘晳身边，议论朝政。乾隆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于是他先发制人，以“结党营私，行动诡秘”的罪名将一众亲贵治罪，彻底将他们拦在了权力中枢之外。
二、平息党争
自古以来，党争一直是削弱皇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更替常常会引起机构的改组和大批朝廷官员的更替。新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和意志得以贯彻，一定会重新调整和改组最高权力层，任用自己亲信的官员。
但乾隆是个例外，甫一上台就面对着无人可用的窘境。为了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乾隆只能继续任用父亲留下的两位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政治野心，但由于由来已久的满汉官员矛盾，他们身边还是聚集了大批依附者。乾隆夹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之中，不胜其烦。然而，朝政的运转还要依靠二人，所以他只能一面隐忍制衡，一面培植心腹，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先后扳倒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特别是张廷玉，一生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只盼着死后能够配享太庙。乾隆抓住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这个死穴，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张廷玉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令人唏嘘。
在平息党争的同时，乾隆也留心观察下属们的基本情况。为了方便记忆，乾隆把重要官员的姓名和职务写好，贴在宫殿的墙壁上，方便查找。平日里，他也留意每位高级官员的性格和动态，把这些人的才能、学识、政绩等信息牢记于心，甚至对官员的绰号都了如指掌。他曾训斥爱耍嘴皮子的贵州巡抚宫兆麟道：“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这样一针见血的批评，往往给官员们很大的心里震慑，使他们懂得改正自己的不足，也对乾隆更加敬畏。
知人善任，保证了乾隆朝政令的畅通，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三、从严治国
乾隆一生敬佩祖父康熙的宽大，所以他即位之初的执政方针是宽仁，对犯错的官员他都会酌情从宽处理。在他即位后的前十三年里，被判死刑的腐败官员只有鄂善一人。其余被查获的腐败官员，大多从轻处罚，过了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被起用。
但宽仁换来的却是官员的腐败和懒政。在很多基层的政府机构，“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每天按时上下班，机械地处理一些文件而已；懒惰的官员则一天到晚不见踪影，玩忽职守。懒政之下，政府的效率自然愈来愈低下。很多案件迟迟无法破获和执行。而雍正年间被遏制住的地方钱粮亏空势头，在乾隆年间又愈演愈烈。贪官污吏们仗着皇帝仁慈，便有恃无恐。
乾隆十分愤怒。他这么多年勤勤恳恳地工作，对官员们这么仁慈，换来的不是官员们的勤恳和廉洁，而是慵懒和腐败。在驾驭官僚集团上，乾隆越来越能理解父亲当初严刑峻法的良苦用心。他意识到帝王的权威不能只建立在仁慈之上，只有杀伐决断才能震慑群臣。
而发生在乾隆十三年的富察皇后之死，成了乾隆从严治国的催化剂。
陷入丧妻之痛中的乾隆心情极度烦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性情大变。以往那个宽厚的仁君变成了一位刻薄易怒的君主。
皇子永璜和永璋由于去世的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所以没有表现得过于悲伤。乾隆因此严厉斥责二人，并且称这两人毫无孝心，断不可承继大统。
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封文书中将满文中的“皇妣”一词译成了“先太后”，令乾隆勃然大怒。他下旨将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将刑部官员全部革职留任。
不仅皇族、朝臣，就连京城外的官员都受到了波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年，乾隆大量勾决、从严处罚罪犯。不仅如此，为了震慑官员，乾隆还发明了“陪斩”的戏码。
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冲决江苏铜山等处堤坝，乾隆令河督高斌与张师载前往堵塞。但高斌的下属李敦、张宾贪污公款，导致堤坝未成。乾隆命将李敦、张宾正法，并责备高斌、张师载“负恩徇纵”，令将高、张二人一同绑赴刑场陪斩。乾隆事前并不言明是陪斩，高斌、张师载二人以为自己也被判处死刑。行刑时，两人吓得魂飞魄散，晕了过去。此时，监斩官才告诉二人只是陪斩。乾隆还要他们的回奏感想。高斌和张师载醒后奏称：“我二人悔已无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别念。”之后，高斌没日没夜地工作，最终累死在了河防的工地上。
乾隆感觉能够轻松驾驭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之后，将目光投向了多年的宿敌——准噶尔部。
四，解决边患
自康熙朝开始，清廷一直与准噶尔部征战不断。到了乾隆初年，清廷和准噶尔划定了疆界，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
然而，议和终究只是权宜之计，清廷与准噶尔积怨颇深，准噶尔一日不除，大清的西部边疆就一日不得安宁。所以，乾隆一直都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动向。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难以生计的杜尔伯特部落来降。这让乾隆觉得，是时候该向这个三朝劲敌动手了。于是乾隆力排众议，两次对准噶尔部发兵征伐，终于将其击败，后又平定回部。历时四年多，清廷以死伤无数、耗费巨资的惨痛代价换来了西域的长治久安。仅二十余年，乾隆就将大清推向了盛世，文治武功远超前人。此后，乾隆又打金川，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廓尔喀，确立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至此，乾隆走上了千古帝王的权力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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