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座小镇

小时候，有一年，我们村遭受虫灾，秋后开始严重缺粮，爸爸说:“实在不行，我们就到北边外去逃荒”。妈妈流着眼泪，无可奈何。我问:“北边外，在哪里？”爸爸说，就是一直往北走，走出几百里，上千里的地方，那儿荒芜的土地很多，播下种子，铲趟几遍，就有收获，就能填饱肚子。我们村里，已有六七户人家，去那里逃荒了。但幸运的是，姥爷家没有遭受灾害，在姥爷舅舅的接济下，艰难的熬到来年夏秋之际，靠“啃青儿”活过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能吃饱饭了，时过境迁，早把什么“北大荒”“北边外”那些朦胧的意境，忘在脑前脖子后了。

世事无常。我们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的“西大荒”——白城地区，落脚在洮安县。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道说这是老天爷开玩笑，把我重新投回到童年时代那个恶梦里？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必须面对。无论是地狱，还是天堂，为了一份职业，为了求得生存，我们只能义无反顾的走下去。于是，我们那模糊的梦境，便一幕幕真实的在眼前展开了。

1962年夏天，我和热恋中的喜子，拿到分配方案，被发落到洮安县。我们钉好包装箱子，提着大包小裹，于七月末，乘上火车，向洮南进发。那时候，从长春到洮南，没有直达列车。只能经过四平车站，转乘平齐线列车，到洮南下车。绿皮火车都是硬座，行驶速度极为缓慢。我们从中午登上火车，到日落时才到达四平火车站。又经过排队办理改签手续，在排队上车，根本没有座位。我们同车的还有十几个师大同学，凑在一起，谈论着洮南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多数人都感到极其陌生。有个经常跑车板的采购员，听了之后，笑笑说:那地方是个贫穷落后地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辽南人把那里叫北大荒。漫天风沙，暴土扬场，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一会儿，就能看到了。有这么几句话:车出法库门，一半牲口一半人。车过郑家屯，只见牲口不见人。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入冰点。怀着崇高的理想，读了大学，最后竟落到如此一场！列车在夜幕下行驶，夏天的车厢里闷热，从开启的车窗向外张望，灰蒙蒙的天空下，偶尔可以看到一个个小村庄，从路边向后退去。那些村落，几乎都是光突突的房舍，没有院墙，也没有树木，每家每户都是所谓“光腚房”。土墙泥顶，后墙都是封闭的，没有北面窗户，主要是为了保暖。所以，车向北方行驶，从远处就能看到，有一些昏黄的灯光闪耀，到近前细看，就是一个小村落，估摸有十几户人家。路过村子以后，再回头看看，便是一片黑暗。车过太平川以后，外面的风力加大了，风沙袭击车窗，发出哒哒的响声。这时，我们才找到座位。喜子已经困券了，依偎在我怀里，很快就睡去了。我也迷迷糊糊的，把头靠在靠背的角落里，闭着眼睛休息一下。由于乘长途列车，广播里一直提醒，注意自己的包裹，我也不敢睡。因为是慢车，二十左右分钟，就是一站。那绿皮火车，如同老牛一般，跑一段路，就喘一口粗气，停下来了。过了午夜之后，喜子醒了，让我睡一会儿。我也没有睡觉的心思，心里想的都是，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大约凌晨两点半左右，忽然听到广播喇叭报站:“洮南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各位旅客，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准备下车。”我们立即振作起精神，包裹好零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这时，觉得风沙更大了，已经看不清楚外面的环境了。列车速度逐渐减慢，车站附近的灯光，在风沙里闪耀。列车停稳以后，我们跟随下车的人流，缓缓的走出车厢，狂风吹起沙尘，猛烈的袭击脸庞和臂膀。喜子的眼镜，已经被灰尘覆盖，她抓紧我的胳膊，慢慢的走下月台，来到出口。当我们来到站前广场时，出现了新奇的一幕。在一片开阔的广场上，昏暗的灯光下面，一大群赶毛驴车的脚夫，头上包裹着纱巾和棉布围巾，戴着大口罩，分辨不清老少与性别，手里提着鞭子，身穿风衣或长衫，将我们团团围住，招呼上车。在外围，还有几个人，高声招呼:我们是运输社的马车，有车厢，可以避风沙。我们看了下，的确要比其他的毛驴平板车好一些。于是，我们两个一起，登上一辆大马车。车厢后面开门，进去后，有两排座位，可容纳六个人，触漆而坐。老板的右面有一盞油灯，冒着黑烟，灯罩已看不出模样。他摇晃一下鞭子，喊一声“驾”，马车就在风沙里卷起一堆烟尘。这是我们抵达洮安县城后，看到的第一道特殊风景，然而，这只是个序幕。

马车跑了几步路，就进入县城东门了。车窗外一路烟尘，路两旁的商铺与民居，都是土墙泥顶，屋檐相连。商铺的牌匾，都是白底黑字。一律用提斗或毛笔写的楷书，字迹盾劲有力。由此可以看出，这座近千年历史的古老城镇，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显得古朴醇厚，散发着蒙古草原民族文化的气息。经过第二百货，洮南大旅社，到达老马市，马车向右一拐，走过一条街，又向左一拐弯，一座三层青砖大楼出现在眼前，据说那是吴俊生的私人府邸。西侧就是县招待所，一栋临街的土房。门前挂着“洮安县招待所”的牌子。我们提起包裹，到服务台办理好入住手续，来到后面的四合大院，进入房间。每间有两个木板床，可住两人。两只铁皮暖壶，两只瓷杯，两个面盆。室外有个大热水房子，供给热水。由于乘长途列车非常疲劳，简单的洗漱一下，就睡觉了。第二天醒来，出去走走看看，风沙已经减弱了，太阳出来了，街道两旁的商铺，已开板了。卖香瓜和西瓜的，堆满门市外面。我们从这里开始，进一步的认识这座城市。

我们同车抵达洮安县城的师大同学，共有22人，分住十多个房间，几乎占据了一栋客房。早上，去教育局报到后，史股长告诉我们，需要等待十多天时间。在等待的时间里，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忧伤，又有期待。忧伤的是，念了一回大学，竟然来到这么个飞沙走石，灰头土脸的地方。名字叫城市，还不如我故乡的农村，都是红砖瓦房。若同喜子的故乡大连比较起来，简直不如贫瘠落后的农村。我们就从这里起步，前面的路通向何方？这条路，还有多长？一切都是未知数。让人茫然若失！但是，这毕竟是一只饭碗，如果丢掉了，到哪里去寻找新的饭碗？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颗不安的心情，又逐渐平静下来了。心里想，只要我们努力工作，也许能有所改变，期待着未来，能够时来运转。而且，我和喜子一起来到这里，可以在工作与生活中互相帮助，有信心争取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的心也稍微踏实一点儿。

住在县招待所，等待分配的时候，就有了充分的时间了解这座小镇了。据说，有五六万人口，虽然城市不大，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到奉天军阀张作霖统治的时代，小镇已经成为吉林西部与内蒙古地区的商贸中心。南从四平起，北到齐齐哈尔。东边到乾安，长岭，西到乌兰浩特。成为粮食，植物油，马匹，牛羊肉，皮毛等的集散地。许多蒙古族与汉族客商，往来于科尔沁草原的各地区，使小镇充满繁华的景象。而商业的繁荣，又使汉族与蒙古族文化互相交融，让这座城市具有一种新的特色。它古朴，古色古香；它剽悍，真诚豪爽。晚间，天气变得凉爽一些，我们漫步街头，买一些香瓜西瓜品尝。夜幕降临的时候，没有几只路灯，有些小贩，提着篮子沿街叫卖:“五香山猫肉”，“又甜又香的大切糕”。也有用口袋装着的葵花籽，论斤出售。这种特有的草原风情，令人感到新奇。但是，让人感到烦恼的是，每天都要刮风，沙尘很大。有人说:洮南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还有的编成顺口溜:一进洮南府，一天二两土，今天没吃够，明天还给补。后来的生活证明，非常切合实际。只要你每天出来走一趟，便是一身尘土，满脸汗泥。

一天早上，教育局通知，去局里开会，公布分配方案。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候发落。万幸的是，我和喜子一起，分配到洮安县第一中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没有被分配到农村学校去，而是留在县城里，又是一所重点中学，真是喜出望外。

1962年8月16日，我们来到学校报道。学校坐落在南门里，一条南北大街的路西，是一栋二层红砖楼。由高一米六七的红砖墙，围成一个方形大院。沿着围墙是一排榆树墙，围在外面。绿树红墙，非常壮观。大楼朝北，门外一排大杨树，将红楼掩映于绿叶之中。在整个县城，除了吴俊生的三层青砖楼宅邸，已经破败不堪，回回楼为回族人的礼拜堂，这座红楼是最好的一处建筑。我们也就随遇而安了。在学校大院里，有一个椭圆形体育场，各种运动器材齐备。据说这座建筑，原来是辽北省第一中学。后来，改为吉林省军区荣誉军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行政区重新划分为辽吉黑三省，学校改为吉林省洮安县第一中学，为省地县三级重点中学。县委为加强教育工作，决定将县委办室主任王伟任校长，并派一名老教育专家庒福贵，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校后，由庄书记与王校长共同接待。记得，我们一起去报道的，一共有十来个人。有吴景泰，王者库，张书彦，潘玉祥，游清林，刘景林和王美昶，喜子和我。还有一个女生，是生物系毕业的，她在第二天早上，打起包裹就回长春了。这些人，原来在学校时，也不认识。只是到洮安县以后，在招待所时候，才熟悉起来。我们是在8月16日报道的，给我们发了半个月的工资。我和喜子两个人，领到43.5元，相当于一个人的月工资。一年后转正，工资是51元。而在大都市的，就是51元，转正后工资是53元。那时候的两元钱，可是个大数目。一斤玉米面，三分钱，比两个人一个月的口粮钱，还要多。当时，学校没有教师集体宿舍，安排我们住在二楼一间大教室里。

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庄书记看我们新来的几个青年教师，篮球打得不错，就与白城市二中取得联系，带领我们去白城市几个中学，进行友谊赛。我们坐火车去白城，只有七十多里地路程。我们在白城市，分别与二中，一中，三中，进行了几场比赛。回到洮安县城，已经接近国庆节了。喜子告诉我，王校长已经找她谈话了。学校已经为我们和刘景林与王美昶，准备好了结婚的新房。地址就是，原来溥仪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的侍从武官李处长的宅邸。在学校的西南方向，有个黄土高墙围成的大院。现在，是一中的学生宿舍。正房五间，中间开门。东头是宿舍管理人员的办公室。西头两间房子，最西面的一大间屋子，给我们。冲着走廊开门。外间屋，是个小间，给刘景林他们俩。火炕已经烧好了，就等着用报纸糊上墙壁，搭好天棚，就可以布置新房了。我听了以后，既感到感到高兴，又感到突然。因为，我们两个没有一点积蓄，婚礼是要有一大笔花俏的。我俩反复商议，既然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房子，还是结婚吧。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将来想结婚，却没有房子，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赶紧准备，把两套行李搬到一起，重新拆洗一次，把天棚糊好了，墙壁也糊好了，炉子也烧。国庆节，就要到了。

国庆节晚上，学校食堂，已准备好了饭菜，领导和老师都参加了我们两家的婚礼。没有嫁妆，没有金银首饰，没有结婚礼服，没有喜车迎送，没有礼花。只在窗口贴了一副囍字，墙上贴一副囍字。连个结婚照片也没拍，就算把婚事办完了。国庆放假几天后，我们就去上班，照常上课了。

当时，喜子接手高二一班班主任，教政治课。我接初一二班班主任，教历史课。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喜子的工作没有变化。初中部新招生四个班级，是在全县经过统一考试，选拔的一批最优秀学生。编成四个班级，我担任初一一班班主任，改教语文课，我也从政史地组来到语文组。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就是在大学，学习的是历史专业，而如今要教语文课。王校长找我谈话时说:文史不分家么？但这种说法，只适用于封建社会时代。在新时代，中文与历史已经成为两大学科，决不能笼而统之，混淆在一起。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还有拼音字母，我的外语课是选学俄语的，字母的写法很多都相同，而发音却是不同的，极其容易混淆。在分析课文的时候，对于作品的历史背景，我是无需费力的。但是，对于语文课中，关于“字词句章”的要求，则都要下一番苦功夫的。那时候，小学毕业的学生，都经过比较严格的拼音字母训练，我就以他们为依托，选择拼音最好的学生，如杨淑琴，高淑芬等，发音清晰准确，特别是对平舌音与翘舌音，分得非常清楚。请她们范读课文，我也认真学习，总算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成果。我的长处在于，比较擅长文字表达能力，在大学时，有过做报纸编辑的经历，对学生的作文修改，功夫比较到家。如果是一篇好的作文，经过我的修改，便会成为一篇好文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房世荣写了一篇作文:《牛》。经过我的修改，并且投稿给吉林人民广播电台，被采用播出了。那天的午间新闻里，播发中学生优秀作文《牛》，吉林台提前通知我们学校收听，当我们从教室的小喇叭里，听到广播后，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件事，也就此在全校传开了。无论老师或是同学，都知道我们班有个房世荣！而对于我来说，也获得了殊荣。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对我也刮目相看了！不久以后，我被提拔为语文组组长。在当年，语文组里面，有四五个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的情况下，也算是破格了。

我所担任班主任的初一（1）班，也被评为优秀班级。我的学生也真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就这样，在1969年末，我被调入洮安县委宣传部，后来担任过报道组，理论组组长。主要工作是为县委书记县长撰写讲话稿，工作总结一类的文字。或者跟随他们下乡蹲点，搞农业学大寨。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党校重新恢复，1978年3月，我调入中共白城地区党校，担任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后来，提为组教科科长。喜子调入国家林业总局白城林业机械化学校，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82年6月，我和喜子一起，调入大连轻工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教师。我担任党委委员，党办主任，组织部长，直到1999年一月退休。

回顾我们的前半生，在洮南白城地区工作生活，整整二十年。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如今，离开那座小镇已经三十五六年了，我们非常想念。前年夏天，适逢我们的学生聚会，庆祝毕业五十周年，邀请我们出席。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女儿带我们重访那座小镇。当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立即被她崭新的姿容所震撼。小镇已经完全抛弃了原有的面容，以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那里整整十天时间，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