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起点是什么？

思维起点即是思想的第一步，是首先考虑的事情。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孟子的反感，让义正辞严的孟子汗毛直立。

就事论事，任何政府决策都需要考虑利益问题。

通用的语言是利益。汉斯·摩根索说过：“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所有编年史都是人类文明史，也是血泪交融的利益征伐。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一心拥抱西方，然而只能看到冰冷现实。西方并没有兑现承诺，更多是步步紧逼，所以叶利钦最终选择了强人普京。

2011年日本大地震，福岛严重的泄露，虽然美日是同盟，但是美国气象局、大气管理局都划线表示日本福岛地震对美国的影响。后续手段是标出空气、洋流对美国的影响，保留后续索赔的权利。

孙子说：“信己之私”，实质就是要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那些依靠其他国家的战略是无法立足的。无论是人还是国家，不管身处什么环境，不可妄想援助，需要自力更生。

综合实力体现国力。很多战略的擘画者，很难清楚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导致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结果出现。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莱因搞了一个克莱因方程，这使他享誉全球。方程非常简单：P=(C+E+M)×(S+W),即国力=（资源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家战略+国家意志）。实质是硬实力乘以软实力等于国力。

如公式可以看出，国家意志等于零，结果为零。如大清王朝资源力、经济力、包括军事力都是相当庞大的，常规军队有100多万，可是国家战略、国家意志等于零，所以整个国力等于零。而毛泽东的战斗意志，可以让尼克松隔着半个地球感受到巨大压力。

必须始终关注平衡。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长任职期间创建了美军的战略规划制度，后续接任者佩里持续推动军事转型。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佩里出任国防部长第一天，桌子上摆着一张沾有泪痕迹的纸条，上面写着“比尔，别再重蹈我的覆辙——”。

留言出自麦克纳马拉，那年军事变革大潮涌动，这个故事，说明了战略规划制度的推行涉及太多的利益调整，处理相关问题，必须面对无数矛盾，这些矛盾即便是经历众多考验的大佬也难以承受。

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曾经带领海军坚决阻止杜鲁门总统统一军事机构，后来杜鲁门任命福雷斯特当首任国防部长。位置改变了，想法也变化了。福雷斯特竭尽全力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规划，在两次召集三军将领开会解决分歧而无任何效果之后，他精神失常，跳楼自杀。

为了合理解决矛盾，平均方式最为省事。美国学者对199-2005财年美国军费结构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陆、海、空的军费比例更加均匀。”

思考的起点是利益。人性的弱点是普遍和永恒的。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战略：一部历史》中说：“在当代常用的定义里，战略指的是：明确目标，为实现目标获取资源和方法，在结果、方式、手段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保持这种平衡不仅需要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还要不断调整目标，以便运用可行的手段发现最现实的成功路径。”

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实质就是不断平衡手段和目标的过程，可以看到无数平衡大师，在资源和利益的钢丝上举步维艰，试图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同时推动团队大船持续航行。然而，也不可避免的看见，更多的人从钢丝绳上掉落下去，最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钮先钟先生说：“任何学问的研究都必然有其起点，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都必须首先建立其基本架构。国家、功利、理性、忧患四种意识，即为在战略学领域中企图建立理论体系所必须首先采取的基本架构。就逻辑而言，此四者实乃基本假定，必须以这一套假定为基础，然后始能逐步发展，而终于完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简略说，还是要落在利益。

从历史上看，所有改革都是追求最佳整体效益，每一次进步都是全局利益战胜局部利益的结果，每一次失败都是局部利益压倒全局利益、短期行为代替长远目光所致。

如面对新冠疫情这样非传统安全的强大敌人，以大国战略竞争和零和博弈为优先考虑，显然是不顾全球整体利益的做法，不符合世界的潮流，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可是特朗普在政党利益选择面前，还有更好的策略吗？

大战略需要大格局，最后都是牺牲在利益的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