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发财梦碎记

我的最高学历是技校毕业。91年我技校毕业,那个时候的技校生是包分配的,所以我读技校的用途有仨:一,解决就业。二,学会了弹吉他,从此我每天背一把破吉他招摇过市。三,交了一批校友。至于学业那些事,最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毕业的那个夏天,经过一大批冗长的手续,我就正式开始在县氮肥厂上班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可能要羡慕了,一个技校毕业生,毕业就直接分配上班,县氮肥厂,好歹也是个“国企”!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谓的国企,县氮肥厂其实是地方国企,在当时就要面临体制改革。要么私有化,要么被变卖,直接人间蒸发。总之离树倒猢狲散已经不远了。

最可怕的是当时的厂长负责制,那厂长当得那叫一个过瘾。如今那些私企老板,每天为经营方向,生产线,产品质量,营销策略等等等等绞尽脑汁,操碎了心。他要是成功了,说句良心话,我们除了敬佩,无须太多羡慕嫉妒恨。

当时氮肥厂的厂长,那是可以放开这些“低级顾虑”,放手大干的。亏了,反正和他家的幸福指数不挂钩;万一厂子繁荣昌盛的话,那就全部是他英勇拼搏的结果。

正好碰上这厂长还有当土皇帝的愿景,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含糊不清地到处耀武扬威,杀伐决断。用人唯亲用人唯宠这种事是光明正大理所应当的,那些猥琐的小人,狡诈的心机侠,投机取巧的钻营婊,通通鸡犬升天。外乎这几类的人,通通被发配到脏累差的岗位上去。

和我一起进厂的还有一批高校毕业生,他们都被发配在做煤棒的岗位上;至于我这个技校毕业生,做的事情肯定不能比做煤棒更有技术含量了。

我被分配在造气车间,就是用煤棒烧掉空气中的氧气,剩下氮气送到合成车间去生成氮肥的。造气车间的技术活有主操,加煤,我的工作是出渣。煤炭烧完之后打开炉门,把炉渣放出去。遇到结块了的就用铁钎用力捣,捣碎了再放出去。工作环境脏累差自然是毫无悬疑,技术含量是只要大脑还能指挥四肢的人就能完成,外加中等强度体能训练。

看着那些既无本事,又没人品,长相还很猥琐的脸谱化反面人物都那么春风得意,想想自己渺茫的前路,时时刻刻都有一种逃出生天的冲动。

就在这个迷茫的季节,一个自带BJM的故事主角闪亮登场了。

他是我的一个技校同学,叫谢q,在学校里我们玩得很嗨。我一进学校就很快无师自通学会了弹吉他,而他虽然是个发烧友,学吉他却跟不上我的步伐。于是他和另外一个同学直接叫我师傅,就是有问必须答的关门弟子的意思。对其他想跟我学吉他的同学我保留扬长而去的权利。

还是没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相互串过门,谢q的家在邻县———涟源市。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处于失联状态,当然主要也是因为那个时候通讯不方便:连固定电话机都要有钱人家才会有;call机可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还不属于工薪阶层;至于手拿砖头式大哥大的,当时的名字叫款爷,属于珍稀动物级别,及其罕见。

传说谢q混得很好,他毕业分配在父亲所在的厂子:涟源铁厂。但是他没有上班,而是和另外一位姓胡的校友圈精英一起去广州下海经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据说胡姓精英已经在娄底市区建起了门面房,要知道当时是90年代!至于谢q,有钱到什么地步,江湖上没有具体的传说,留给校友们巨大的遐想空间。

那天,我正在自家低矮的工厂宿舍房里休息,外面响起了“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音。一辆当时最时髦,年轻人心驰神往的光阳豪迈摩托车停在了家门口;那架势,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大奔来了吧。一个熟悉的身影矫健地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一看,是谢q!谢q身材高挑,五官俊朗,再配上这一身的名牌运动装,简直帅不可当!一进门,他就和我抱在了一起。

寒暄没多久,谢q就从后备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行头:一个砖头式大哥大,“啪”的一声摆在了我家破旧的饭桌上;外加在旁边再“啪”的一声摆上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

如果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长辈看到这个阵势,肯定会叮嘱我不要放过这个可以带领我发财的贵人。但是当时没有人提醒我,而我想的只是今后和谢q在一起玩,不用担心花销的事情了。

谢q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要我办理停薪留职,跟他去广州。办理停薪留职如果需要什么费用,他已经准备好了。财神爷都找上门来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三下五除二当天就办好了一切手续,其实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并不必花费一分钱。

当天,哥俩就坐着那辆时髦的光阳摩托车,一路凯歌直奔涟源市的他家而去。那个时候的公路路况和现在无法比,我记得坐摩托跑长途的体验并不好。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心情,哥俩一路兴高采烈的。

无忧无虑的吉他少年

到了涟源,谢q似乎并不急着带我去广州,而是和他在家里吃喝玩乐了将近一个月。

谢q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条件都还不错。爸爸妈妈比我的父母年纪稍大,但是特别慈善。把这个幺儿更是看做掌上明珠,儿子要做什么,爸爸妈妈都是毫无怨言地认可并执行。儿子突然带了一个同学在家里同进同出,二老就把这个同学当做自家的儿子一样,好饭好菜伺候着,还要嘘寒问暖,生怕我有哪里不舒服。

有时我宁愿谢q带我出去逍遥,不要在家看着他爸妈任劳任怨地做着家务,把我当他们自家的少爷公子一样伺候着,我有点无功受禄的良心煎熬。

其实他们的儿子在街上名气虽然大,我看到儿子却没有给父母贡献一分钱的力量。没有给家里搞建设,也没有给家里添置任何家具。我怀疑,我们每天公子哥标准的吃喝拉撒都是他父母无私的奉献;看那架势,这对父母是不可能问儿子要开销的。

我算是明白了,凡是被父母宠爱着的儿女,都敢于冒险。行为处事都很放得开,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太多的顾虑,没有太多的优柔寡断。这是我最缺乏的品质,我不知是先天而生还是后天而得的......

谢q喜欢打乒乓球,正好我也喜欢,那就天天出去打乒乓球吧。他一到场,那大老板派头完全是自带背景音乐,让人想起赌神出场的气场。球台通通包下,人人随便打,围观者通通有饮料享用......我暗暗心疼这些在我看来是白费的开销啊。谢q说,这算什么,以前他喜欢夜总会包场的。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夜总会歌舞厅,我开始被他的经济实力折服了。

没事我就经常骑着他的光阳摩托车在涟源街道上兜风。但是之前我其实只会骑自行车,摩托车并没有上手过。那天晚上,谢q和别人在打球,我独自骑着摩托车出去溜达了。街道不怎么熟悉,出发的时候街道很亮堂,我忘记开车灯了;没多久就来到了一条昏暗的街道上。还没等我开车灯,“咣当”一声,一个中年妇女倒在了我的车轮下面。

手忙脚乱之际,感觉到一个同行的妇女在我后背上又抓又捶的。幸亏车祸现场就在医院门口,直接把伤者抬进去。然后交警来了,把摩托车扣进去,人做了一个笔录。最后谢q领着我灰头土脸地回家。

没有任何人责怪我半句。接下来的将近半个月时间,只听他们电话很忙碌,托人情走关系。最后虽然医院说得很严重,是颅内出血,但还是一次性了结,一切费用记得是七千多吧。这在当时,不算多也不算少。

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除了被他用光阳摩托车运过来的这身皮囊,其他一无所有。口袋里除了两块布,再找不出一个子,口袋比脸还干净;当然谢q一家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和我商量什么,就默默地数钱。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终于到了向广州出发的日子了;被谢q一同带上的还有他隔壁邻居的一个本家弟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可能是有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吧,我也懒得去问。

那个时候坐的是绿皮火车,车厢内除了脏乱差就是特别拥挤。到了晚上旅客们昏昏欲睡的时候,那些扒手与其说是扒钱,其实和明抢差不了多少。当然我们三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对扒手还是有点免疫功能。

到了广州站一下车,那人潮汹涌的场面,把我熏得有点晕头晕脑,毕竟是第一次来广州。到了站前广场,我正东南西北六神无主不知何往时,谢q帅帅的一招手,一辆崭新的的士停在了眼前。的士里面又干净又开了空调,我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的士开进一个院子,在一栋办公楼前面停了下来。我们走进了一楼一间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经理的年轻人接了我们的行李。这个经理我忘记了是哪里人,反正不是我们老乡。

从谢q到我家之后,就没有跟我说过要我去广州具体干什么事情,到了这里也还是只字没有提到。

我很快就知道了这个院子是广州xx区的一个军区招待所,院子面积大到与其说是院子,不如说是一个大型广场。南来北往,东来西去,全国各地来广州,广州去往全国各地的大货车,只要不是在广州有私家落脚点的,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这里逗留。这些大货车一来是找个落脚点,二来在这里很容易捎带来回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车,所以去往全国各地的托运站都在这里办点。因为这里托运站多,有去往全国各地的货,所以大货车都往这里聚集,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不知是一直存在,还是在涟源逗留的这段时间运作起来的,谢q在一楼的那间办公室,挂牌就是一个托运站。假以时日,我又知道他这个托运站是个无证无照也无固定资产的三无公司。后来为了谈生意有牌面,又挂了一个醒目的招牌,号称是某大牌托运公司设点在此。

虽然是个三无皮包公司,但这并不妨碍他赚钱。而且可以说,这个院子里多如牛毛的托运站,大都和他是一个模式。那些货主冒冒失失地走进院子,见到挂牌的托运站根本不可能盘问底细,就直接谈价钱。比方谈好这一单往某地1000元,托运站老板立马找到往某地的回程大货车。这些大货车反正是顺带,多多少少拼几单就行,满不满一车都可以走路,所以往往半价就可以搞定,于是轻轻松松500元就纳入囊中。当时我在氮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300元。

在我的印象里,公司每天1000元是最低进账了,每天进账几千元也是家常便饭。这个数字放在现在,也是个不菲的收入。也许这就是广州的魅力,完美地诠释了下海捞金这个说法。应该说,当时有很多款爷,都是在那个时代野蛮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第一桶金,未必有多少技术含量,但是一定要有胆识。

大部分时间,我都闲的很蛋疼,谢q连一个装卸货物的事情都不安排我做的。

没多久我就知道,谢q还是要我来陪他学吉他的。他买来了电吉他,效果器,音箱,于是我们可以天天在办公室吱呀吱呀地弹起电吉他来。那把电吉他不是什么好的牌子,所以我感觉他之前赚的钱可能已经被挥霍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看录像不是用影碟机,而是用放像机放映录像带。内地很多家庭没有这个玩意,所以当时在内陆地区看过beyond谭咏麟等等演唱会录像的人还不多。谢q就买了一个盒式放像机,我和他天天看这些演唱会的录像带。

我的眼镜一不小心弄坏了,他就带我去大商场配眼镜,花了600多。比起我在老家那副几十元的眼镜,我觉得太奢侈了。

然后谢q骑个摩托车带我去一个夜市买衣服,我实在是没多少像样的衣服。不知道那个夜市具体在什么地点,我也没有多问。只觉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特别热闹。大大小小的摊位,要什么有什么。我随便买了几身换洗的衣服;这个夜市上的衣服虽然琳琅满目,质量看上去也不错,价格却不贵。

谢q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到哪里说哪里话。在家里说涟源话,之前在学校说普通话,我听过他的邵阳话也很不错。到了广州,他那口叽叽歪歪流利的粤语,确实漂亮。夜市上很多人都把他当本地人了,所以我们买的东西基本上价格公道。

我也陪他去过一位有点身份地位的老乡家里串门送礼,可能生意上不需要人家照顾,万一有事的时候还是用得着吧。

记得隔壁有一家托运站的老板是河南人,个子很高,人也年轻,话特别多,经常过来串串门。谈的最多的是今天生意怎么样,做了哪些好生意。看得出他是用心经营的,生意比我们这边要好很多。

后来谢q有聘用了一个女秘书,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客户谈生意应该不看这个排场。本来我们就闲得慌,这个女秘书就闲得更慌了,整天看我们弹弹吉他,有空拉一下家常。有一天谢q给我500块钱,指着女秘书说:“你带她出去散一下心吧!”

老板还要关照员工的业余休闲,心灵慰藉,应该也是不多见了。这女秘书姿色平平,年龄肯定比我们大,感觉应该是结过婚的;平时喜欢和我唠点嗑开个玩笑。而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孩,用今天的话说还是个“小鲜肉”。带着她走在大街上,人生地不熟的,我不知该往何处。

在一处树木比较多的马路旁,我听她说了一句:“来广州一年多了,我很想疯狂一回!”当时的我对疯狂似懂非懂,至少也可以理解为疯狂地干一番事业,或者我本来就不愿意去理解她的疯狂的含义。最后我一分钱也没有花,就“疯狂”地带她回公司了。

美丽的珠江夜景

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并不放松,疯狂不起来太正常了。我是来干什么的呢?我的前途命运又在哪里呢?我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却不勇敢地面对它们,思考它们。

如果换成今天的我,应该要么帮助他打点好财务,把资本积累做大,最后发展成正规公司业务。要么如果他无心经营,我就另起炉灶;反正商机已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太高的门槛。

日子就这么过吧,人家不会亏待我的,我就怀着一个如此朦朦胧胧的下意识。太顺从下意识行为处事,可能是我的一个大问题。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三个月,中秋快到了。广州这边还是短衣短裤,老家应该要加一件衣服了。那一天谢q接了一个大单,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认真对待过公司业务。平时他接到单子之后,随手交代给经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弹弹该唱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好像公司业务是个累赘,避之唯恐不及。这次他的表情特别严肃,办事特别细致认真。亲自谈好货运车辆,对司机也是特别关照;亲自指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协助装卸工人把货物装好,然后才回到办公室休息一下。

傍晚的时候,谢q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语气庄重地说出了一番让我大吃一惊的话:“哥们,我们发财的时机到了。”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一批货是高档中秋月饼,价值30多万元。你来押车,把货送到老家,交给来接你的人就行了。然后我们拿了这30万元读音乐学院去!

换做现在,这个想都不用想,已经不是什么触碰个人底线的事情了,而是触碰法律高压线的事情了,不是一般的严重。

我凭着对他的迷信,稍作思考,便答应说:“好!”

半夜,大货车另外还装了一些货,拼装好了满满的一车,我便和司机出发了。谢q给足了我的盘缠,叮嘱我路上管司机们吃好。又给我佩戴了call机,以方便联系。

那个时候没有复杂的高速公路,也没有x德x讯地图可以导航,跑长途就凭一张纸质的全国地图纵横四海。我记得从广州往老家方向大半程一直是沿着107国道走就行了。我看地图,看路标,和司机配合着向目的地进发。

第二天中午,我忘记是不是已经出了广东边境了,我和两个司机找了一家饭店吃中餐。这个中午是我脑子转得最快的一个中午,要不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糕。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安,这么多的高档月饼,交给谁呀?我用饭店的座机打响了谢q的砖头式大哥大。他已经把员工都发工资遣散掉了,正在处理一些善后的事情。我问他是谁接我的货物,他竟然轻描淡写的告诉我是爸爸妈妈,惊得我差点没把话筒摔掉。

想想二老的慈眉善目,这个事情他们绝无可能答应,应该也没有能力处理货物,我马上拨通了谢q家里的座机。

听完我的电话,两个老人的声音都变了,就差没有哭出来了。他们用哀求的口气要我千万别把货物押回来,要我暂时原地待命。

没多久,那个曾经和谢q一起下海经商的胡姓精英校友也呼我的call机了。在学校里我们也很熟,只是关系不那么密切而已。他的口气异常严厉,把我骂了一个狗血淋头。说我不是朋友,是害人虫,以后我们的朋友没得做了。要我赶紧问清楚货物本应该发到哪里,然后和司机协商,该发哪里就发哪里。

这个方案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了。我立即拨打谢q的电话,好久占线,应该是父母在哭诉;最后终于拨通了。那边的声音很嘶哑,看样子很疲劳,还说过很多的话。我怕他会坚持不肯给我货物去向,还好,没要我多问,他直接给了收货地址,记得是要去往福建某地的。看样子他也经不起亲朋好友的围攻,挺不住了。

我给司机们补足了运费,要他们转往福建。一个司机嘟囔道:搞什么名堂!一个司机话中有话地说:我早就觉得不对劲!

我的广州发财梦到这里就这样短暂而急促地碎了一地,前前后后不过三个月,发生的事情却有喜有惊有起有伏。谢q黯然回到涟源,广州之路断了。我也只好回到老家重操旧业,背着一把破吉他到处流浪。

回眸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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