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宜相处

当我齐整细密的乳牙脱落，继而长出一口杂乱无章板牙，祖母微微颔首：是姓龚的没错。外婆便不无惋惜着：怎么越长越像她父亲！接着在我身上显现的基因全与母系有关：近视眼、神经衰弱、瘦骨伶仃，以及无可救药的逻辑混乱。有外婆的庇护，我每月用于买冰棒、租连环画、看电影，包括丢失的钱，大概比爸爸的零用钱还多，可不到月底我就要「算计」妹妹的存钱扑满。

外婆替父亲养育了不谙世事做白日梦的小妻子，父亲感激不尽。然而体验过严酷生存斗争的父亲，眼看我母亲一经风暴就迅速凋谢，痛心疾首决意要他的小女儿翅膀硬一些，他很想让我们知道，他领我们上动物园，给我们买新式铅笔盒，送生日小礼物的钱是怎么挣来的；但又不忍让小姐妹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跟在他身后推车上坡。

其实我的哥哥和堂弟们，都自觉自愿当过父亲的义勇军。

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请他当仓管员，正式评了个二级工。重操财政旧业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劳动仍然繁重。他说服我们姐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拾捡遍地的碎木块。

不一会儿，我们的手指扎了刺，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我因捉一只绿色大蚂蚱，袖子扯裂了，飘飘扬扬，翅膀一样。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的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工作轻松有趣，点心好吃，还给外婆带回一麻袋折价的刨木花。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的工友；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以及，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的那份满足。

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但很可能从这一天起，我们完全认同了父亲。

上山下乡运动的铁扫帚把我们兄妹全赶到上杭山区，父亲收拾好东西，准备接通知随时与我们相聚。我们得知他的想法，吓坏了。在我们看来，举家迁来当农民，我们连回厦门探亲的机会也没有，招工更不要想。于是写信发电报竭力阻止。我们的恐慌影响不了父亲。他在三明劳改那八年，条件更恶劣都挺过来了，他可以照顾孩子们，并且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家人团聚。

木材公司按兵不动，父亲努力挣工资，轮到他源源不断给我们寄包裹。我们这个知青点都是应届生，学生气很重，六个人一锅吃饭，财产公开。有次父亲寄了个十五公斤重的木条箱，几个男孩拿扁挑翻山去公社扛回来。我照例把包裹往厨房大柜一扔，轮到谁烧饭，谁就伸手掏去。几天后接父亲信，说包裹里不但有三个梨还有月饼，方晓得不知不觉已过了中秋。赶快把包裹倒出来，梨流着黑水，月饼尚有希望，活学活用父亲当年烤蛋糕的经验，六个同伴围在大锅边煎月饼。月饼和鼻子都有点酸，每个人很仔细把饼屑送进嘴里。

插队期间我开始写诗。写过一首《我想有个家》，只记得其中几句：「哥哥吹笛子／爸爸爱喝茶／葡萄棚下妈妈养鸡鸭。」多年以后父亲还念叨，说这是我最好的诗可惜丢了，没有发表。

我再往下写的诗，就没有这么好看了，糟糕的是还流传出去，被谱成吉他曲。父亲虽然担忧，但经验告诉他，在淳朴的山民之间，我其实比较安全。我回城时外婆已去世，爸爸为我们姐妹设法租到祖母楼下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他和哥哥仍然住在祖母客厅边。我进了工厂当炉前工，高温，重体力，三班倒，十分辛苦。一边失眠发烧一边夜夜读书写作，人瘦得只有42公斤。我临街的八角房开始有文学青年来往，高谈阔论弄得路人皆知。

父亲和我开诚布公，要我烧掉诗稿，说我写那样的诗非常危险。我年轻气盛，拧着脖子：你就当没有我这女儿好了。不是还有哥哥妹妹吗？

父亲亲身体会过土改、反右、四清、文革历次运动，深知文字狱的厉害。他叹息着走开去：你以为出了事，我和你哥哥妹妹还能安然无恙么？

劝阻无望，父亲只好接受，而且全力支持。为了加强营养，不惜把他和我的伙食分出来另过（妹妹工作在福州）。祖母见父亲变着花样给胃口刁钻的我煲汤，替哥哥生气：哼，宠出个女儿王！其实连祖母给哥哥做两个荷包蛋，哥哥都要偷偷留一个给我。菜炒好了，父亲在我窗外逡巡，等我放下笔再叫吃饭。我惟一的家务是洗自己的衣服，连被子都是父亲戴上老花眼镜绗的。可以说当闺女时，我好像连厨房都很少进去。

嫁人时我已是专业作家，公公婆婆丈夫儿子，现代都市里可算大家庭了。买菜做饭带孩子，还有自虐式又洗又刷的洁癖，每天蓬头垢脸心浮气躁，何来诗情画意？常有亲友夸我而今做得一手好菜，有乃父之风。父亲心里难过，背地说我丈夫：「我养一个诗人女儿，你家里一管家媳妇。从前为了让她专心工作，连茶都是我替她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