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135):陈独秀出狱后,为何没能回来工作?

1937年,毛泽东44岁。


1937年9月10日,关于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

请告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出这一封电报呢?

罗汉穿针引线

原来,1937年8月下旬,被国民党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出狱了。他的学生兼门徒罗汉,在南京会见叶剑英,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经叶剑英介绍,罗汉到西安。

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受阻,罗汉未去延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5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陈、彭、郑3人,均于1929 年被开除党籍)回党工作。

罗汉( ?——1939年5月3日 ),字雪岑,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因受陈独秀、李大钊及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与同乡同学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积极参加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学生。    

在北大罗汉的名字叫“海潮”,与时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但不是毛泽东“新民学会”成员。“五四”运动中,罗汉是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学生爱国行动。在北大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1930年春,罗汉在北京同刘仁静、宋逢春、王文元(王凡西)、濮德治(濮清泉)等留苏学生组织了“十月社”,编辑《十月》刊物,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 

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罗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而陈独秀为书记处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罗汉担任秘书。   

在第一次中全会上,由罗汉草成了一个致托洛茨基的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自此,罗汉成为陈独秀“托派”重要骨干。托派中央组织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彭述之在上海被捕,罗汉因匿居苏州而幸免于难。

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及家人由武汉转移到重庆,并照顾陈独秀晚年的生活。为了生计,罗汉以电木工程师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技术委员,从事技术工作。

1939年5月3日上午,罗汉在家吃过饭后,说是要帮一位朋友买船票而离去,重庆遭受日军飞机大轰炸,罗汉自此失踪。国民政府还给罗汉家人颁发《抚恤令》,按少将阵亡待遇发放抚恤金。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此电,说明中共中央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后来陈独秀始终拒绝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3项条件。

陈独秀怎么成为托派分子?

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

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为此,他拒绝赴苏商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此时,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他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点名批评陈独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他联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第五次入狱

1930年,51岁的陈独秀只能住在上海的贫民窟,彻底窘迫败落的他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最爱他的女人,潘兰珍。


1930年陈独秀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他也已经身无分文,只能跑到贫民窟躲避和生活。陈独秀身上读书人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对门的潘兰珍,她好奇怎么会有这样文质彬彬的人却衣衫褴褛地住在这里。后来两个人就结婚建立了家庭。

直到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此时,潘兰珍才知道嫁给了这么一个大人物。

陈独秀被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

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被污汉奸,落寞晚年

陈独秀时有气节的。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

此时罗汉为他穿针引线,所以有了上面毛泽东提出的条件。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11月29日到达延安。

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

据张国焘回忆,王明曾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还回忆,王明在这次会上,“用词典里最恶劣的名词,‘汉奸’、‘托匪’、‘杀人犯’来攻击托派,并污指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王明之所以这样颠倒黑白,其真实目的是反对以洛甫、毛泽东签名的同意与陈独秀合作的意见,达到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目的。

自然,陈独秀也就无从再回归了。

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江津居住,著书为生。

1939年2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

周恩来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

陈独秀说:

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

毛泽东论定陈独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做了评价:

在教科书里,对陈独秀的评价,1980年代初,往往是定性为“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

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

石仲泉说:

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2021年的热播剧《觉醒年代》,更是彻底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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