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
正统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并且使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遭到误解。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一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打算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孤立地研究某一种形态的权力(例如财富)，只能获得局部的成功，正如单研究一种形态的能，在某些方面是会有缺陷的，除非也兼顾到其他的形态。财富可以从军权中产生出来，也可以从影响舆论的势力中产生出来，正如这两者中的任何-个也可以从财富中产生出来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是我们只能用权力而不能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权力来说明的规律。
一般说来，凡是最希望获得权力的人，就最有可能获得权力。由此可以推论，在权力向大家开放的那种社会里，凡是能予人以权力的职位，照例是被爱好权力异乎常人的人所占有。对权力的爱好虽然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而且也为其他动机所限制，例如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力欲的余地。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的；引起社会变革的，通常就是极希望引起社会变革的那些人。
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我主张--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为了发现这些规律，首先要把各种形态的权力进行分类，然后回顾历史上个人和组织如何获取权力以支配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例。
使人服从的权力与使人发号施令的动力同样真实而普遍存在，它根源于恐惧。在任何存在深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就是找出一个权威人士而向他服从。
有些组织是为了应付危险而设立的，有些组织则不然。就某种比较间接的意义来说，宗教团体亦复如此：它们存在的目的，部分也是为了缓和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微妙的恐惧心理。。
在服从神意时，人们怀有一种最久远的安全感。这种感觉曾使许多不能为任何人所屈服的帝王屈服于宗教之下。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时人还是神。
因此，热爱权力，作为一种动机来说，是受怯懦性的限制的，而且诺性也限制着一个人的自我指导的欲望。既然有权力的人所能实现的欲望多于没有权力的人，既然权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那么，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但负责任的习惯可以减少这种怯懦，因此各种责任感都有助于增强权力欲。
残暴和敌意的经历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对于容易被吓倒的人，它会产生逃避世人注意的愿望；对于大胆之徒，他会刺激他们去追求能使他们对别人施加暴行而不受他人暴行之苦的地位。
在无政府状态之后，势所必然地第一步是专制主义，因为统治与服从这两种天生的机能很容易使它出现。这一点在家庭、国家以及商业方面，都有例可证。平等合作远比专制难以实行，远不及专制符合人的本能。当人们试图平等合作的时候，自然个人都要力争取得全面的优势，因为这时服从的动力是不发生作用的。
共同的危险最易产生团结，但这还不足以解决整个世界的权力问题。
人类是需要治理的，但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地方，人们开始只愿意服从专制主义。我们因此必须首先想法把政治弄稳当，哪怕是专制政治也好，只有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治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希望有效的使它成为民主政治。\"绝对的权力对于建立组织是有用的。社会的压力则要求把权力用来维护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这种压力的发展尽管是比较缓慢的，但也是实在的。这种压力在宗教史和政治史上连续不断，如今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
前面我已讲过发号施令的和服从的两种人，但还有第三种类型，那就是遁世派。有些人有拒不服从的勇气，但没有发号施令的迫切要求。这种人不容易适应社会结构；他们好歹设法寻求遁世的场所，一边享受或多或少的孤独的自由。有时候，具有这类气质的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遁世有时是精神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它有时需要像隐士居处那样完全与世隔绝，有时则需要像修道院那样集体过孤寂的生活，在精神上的遁世者当中，有人是其名不彰的教派的信徒，有人热衷于无害的癖好，也有人致力于研究深奥而无关重要的学问。
在遁世派当中，有些人并非真正不关心权力，而不过是不能用寻常的手段取得权力而已。这种人可以成为圣徒或异端的祖师，也可以成为新的教派或文艺流派的创始人。
在怯懦的人当中，组织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由于对领袖有服从的心理，而且由于身处人人感受一致的人群之中，就会产生安然的感觉。在热烈的公共聚会上，如果一个人赞同这个集会的宗旨，它就会产生与热情和安全感像结合的得意之感；这种大家所共有的感情愈来愈强烈，直至排斥其他一切感情，只剩下由自我的多倍增长而产生的洋洋得意的权力感为止。集体的兴奋是一种美妙的陶醉状态，身处其中，很容易忘却稳健、人情甚至自卫，而残暴的屠杀与英勇的殉道是同样可能发生的。这种陶醉和别种陶醉一样，一旦感受其乐趣，就很难加以抗拒，但最后总会对它冷淡和厌倦。如要恢复先前的那种激情，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
虽然领袖并不是产生这种激情的必要因素（因为这种激情也可以由音乐或群众目睹的一桩令人兴奋的事件引起），但一个演说家的辞令却是诱发这种激情的最便当和最普通的手段。所以集体兴奋的快感乃是形成领袖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权力的形态，有许多分类的方法，各有其功用。首先，权力可以区别为对人的权力和对无生物或非人类的权力。我所论及的将以对人的权力为主，但也必须记住：近代世界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科学帮助我们加强了对物的权力。
但是，对一个有崇高目的，从而有借口能为其热爱权力辩解的组织来说，像有道德高尚的声誉是危险的，这种声誉最后必然使此组织仅仅在残忍无情、肆无忌惮这方面显得出色。教会布道、教人蔑视世俗事物，这样做就使它获得了控制国君的权力。托钵僧誓守贫困，使世俗人大受感动，从而使已经庞大的教会财产更加庞大。圣方济宣传兄弟般的友情，却鼓起了为胜利进行一场长期残酷的战争所必需的热情。最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丧失了它的全部道德目的，而它原是全靠这种道德目的才获得其财富和权力的 。
在任何时候，如果一个组织把高尚的美德用为博取残暴权力的工具，那么，上述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
传统的权力，未从外部加以破坏时，几乎总是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的。由于得到人们的尊敬，它就胆大起来，自以为公众不会不赞成它，因而也就不把公众放在眼里。由于它怠惰，愚蠢或横暴，它就渐渐使人不得不对它自称为神权的资格发生怀疑。这种资格的来源不过是习惯而已，因此一旦对它提出批评，就很容易加以否定。一种对反抗者有用的新教义就取代了旧教义；有时候继之而来的只是一场混乱，海地从法国人手里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样。通常的情况是，必须先有一段长期的几位昭著的恶政，然后精神上的反抗才广泛传布；而且，反抗者往往把旧权威的一部或全部移转给自己。
国家治理忠实公民的权力是传统的，但管制叛徒的权力就是暴力了。凡在权力方面经过长期发展的组织，通常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不是传统的）信仰导致胜利；第二个阶段是新权力取得公众的默认，很快变成传统的权力；最后一个阶段是权力用来镇压抗拒传统的人，因而成了暴力。。。。。。。。。军事征服只有在随后产生心理征服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巩固，而心理征服的例子是很多的。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新近被外国征服的，那么，在它的内政方面，暴力是在两类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一，两种或多种狂热的信条为了争夺控制权而斗争；第二，一切传统的信条都已衰落，但尚无新的信条继之而起，因此个人的野心不受任何限制。
货币的使用，在起开始的时候，深深地扰乱了古老的风俗习惯，这在不久前才有欧洲人控制的一些非洲地区可以看到。在公元前七世纪与六世纪时，使用货币的结果是增强商业的权力并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
只要每个人都有可能致富，传统势力的削弱总是利多弊少的。在希腊人中间，传统势力的削弱引起了人类文化史上最为迅速的发展--只有最近三个世纪可能是例外。希腊人在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自由，是一个不受迷信束缚的繁荣时代的自由。但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并不具有抵抗灾难的坚韧性，而个人在美德不再能使自己成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的善恶标准以避免作恶犯罪及其不幸后果。一系列的战争，是自由民主减少了，奴隶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