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熬下来，跟回了国的丈夫离了婚，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可黑在日本的张萍依旧没能达到心中预期的目标：“房子钱越攒越不够，现在连一个墙角都没攒出来，别提首付了。”
1
从2015年10月15日那天开始，张萍就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把坐着轮椅的丈夫送走时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怎么老天就把我的签证给弄没了呢？”
7年前，张萍两口子抱着来日本淘金的美好愿望，托人办理了假的厨师签证（日本技能签证的一种），一路从东北农村杀到日本茨城，“投奔在这边开饭馆的叔伯家小姑子”。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过得不能比别人差”，这个执念是张萍不断突破边界、渴望跳脱的源动力。小学五年级读完，为了照顾身体不佳的父母，家里排行最小的她只能辍学回家种地，但心里对改变命运的机会依然如饥似渴。
20岁那年，丈夫的亲叔叔上门提亲，就算知道未来的婆家离自己家有30里地，未来的公公又瘫痪在床，张萍依然义无反顾选择嫁过去，“我不想再种地了，给我累伤了”。
然而，结婚之后，她的命运依然没有与庄稼脱开干系——“他家只有一垧多地，他连薅草都不会，我怀孕的时候，挺着肚子还得下地薅草”。这样的生活让张萍感到绝望，因此，当看到村里有人靠养客车、跑城乡线路赚到钱时，张萍便说服丈夫四处凑钱置办了一辆大客车，“谁成想线路没选好，没过多久，市里的公交通了，把我们的线路给占了”。几年下来，连养车带交罚款，两口子欠下了40万的饥荒。
“咋整？没整儿！”树挪死、人挪活，当远亲近邻们在一衣带水的东洋“发达了”的消息，不时地传到他们的耳里时，出国一搏的念头便在心里生了出来。
按照正常标准，申请一张去日本的厨师签证，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厨师工作经验，对工作所属的酒店级别也有一定的要求。但这些标准对于从小务农的张萍两口子来说，是不真实的扯淡——张萍的打算很简单，先花高价托人用假材料办两张厨师签证，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她随后就到。俩人一起拼个几年，把饥荒还上，万事大吉。
没成想，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丈夫2012年刚刚抵达日本不久，8岁的女儿却因为尿频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医生诊断为肾病。“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我爸60多岁，他哭着跟孩子说：‘你有病都不如我有病，我活到这把岁数死了也值了，你有病，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但总想着逆天改命的张萍不允许女儿就这么“完了”，她带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难的号我都能拿，花多少钱都行”。张萍带着女儿去北京儿童医院，连着好多天半夜就去排队挂号，一天后半夜，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给他们两口子办签证的人发来的，通知她说去日本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陆，签证就作废了，钱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张萍撇下病重的女儿，带着惊慌和恐惧从北京飞去了日本。女儿的哭喊把张萍的心炸成了碎片，从此再也没拼全乎——“妈妈，你不要我了吗？”
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张萍的心始终揪揪的，她惦记女儿，只待了5天，就慌忙飞回北京，直到儿童医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没事儿了，她才彻底放心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
这一次，张萍的去意决绝，她变卖了农村的房子，给瘫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几顿好饭，然后收拾了一拉杆箱的衣服，塞了几条长白山（香烟），两眼一抹黑，又踏上了东洋的土地。
这次她一离开就是6年，归期渺茫。
2
给人打工要看人脸色，哪怕老板是实在亲戚，也难免体会人情冷暖。
张萍的丈夫初到茨城的几个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馆的后厨里帮忙。张萍的“突然”到来，给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负担。尽管张萍看メニュー（菜单）、点菜这些“生存技能”都是跟小姑子学的，但饭店不是学校，白吃白住难免惹人讨厌。没过几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脸色，张萍两口子选择一起离开，辗转去妹夫朋友的饭店帮忙。
和神通广大的妹夫不同，张萍丈夫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离开了亲戚给陌生人打工，老板的唠叨和“假厨师”的身份，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压力，时常坐立不安。不出一个月，压力便像火山爆发，在与老板发生了口角之后，当晚便被炒了鱿鱼。
凌晨5点，茨城下着小雨，张萍两口子一人拖着一个拉杆箱，茫然地站在街头。除了点菜那几句，他们俩一句日语都不会。
被扫地出门后，妹夫又给他们介绍了山形县的一家饭馆可以去“帮忙”，可没人接也没人送，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车站。张萍手里拿着一张地图，领着丈夫四处踅摸。一个刚从便利店买早饭出来的日本大姐耐心地听了张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么长的一辆有轱辘的车，窟窟窟窟响的那种，她就明白了”。
那个大姐不仅把他们送到了车站，路上还把伞一个劲儿往张萍这边倾斜，“我说不用不用，她就捂着额头比划说，现在下雨呢，天这么冷，你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儿，还是好人多。”
那时张萍还不知道，后面再过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生病、绝对不能倒下、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去医院”将成为她在日本独自生存的法则之一。
从茨城到山形的路，只是他们夫妻俩在日本奔波的开始。
虽然都不懂日语，但丈夫在后厨，不用见人，所以工资还算稳定。而相比起来，张萍则像是“买一赠一”的那个赠品，俩人每月的工资只能算一人份：20多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多，但就这样，也比在国内东北老家时强百倍。
饭店一般都从中午开始营业，张萍每天11点上班，一口气干到夜里12点，下班后就跟六七个人挤在老板给安排的“寮（宿舍）”里，“‘寮’就是把一个房子打了好几个隔断，洗澡上厕所都是公共的，晚上睡觉谁放个屁都听得一清二楚”。她每天都是凌晨6、7点才睡，不睡觉的时候，就把一本《大家日本语》翻得卷了边儿，每一页上面密密麻麻标满了汉字注音。
作为“外人”，张萍两口子始终徘徊在那些小饭店雇佣体系的外围，成了那些老板裁员时的软柿子，被解雇时听到最多的理由就是“老板家亲戚来了，得腾地方给他们了”。性子又刚又直的张萍在吃了数不清的哑巴亏之后，依然固执地相信，“自己只要干好自己的活对得起工资就行，没必要低三下四的”。
既然“人穷志不能短”，在别人的屋檐下不肯低头，结果就是他们几乎和工作过的每个小饭店的老板们都吵了个遍：“有一次，店里面打セール（打折促销），一直没人气，老板娘心情很差，就找我的茬儿撒气，我也没惯着她，就跟她干起来了，她当时就让我滚蛋。我老公这时候从后厨过来说，再怎么着人家打セール呢，缺人手，咱们不能这时候走——干完了这一天领了工钱，才卷铺盖走的人。”
就这样在山形挺过了半年，张萍两口子在2013年底前转去了福岛的一家烧烤店。此时的张萍，已经可以独立接听预订电话、用流利的日语为客人点餐了，而光是她一个人的薪水就涨到了25万日元。
工资涨了，张萍手里却始终没什么钱——每个月，她都要通过黑市以较低的汇率把钱汇给在国内的嫂子，“国内那边钱到账了，我这边再打款，安全”。眼瞅着东北老家的饥荒一点点还上了，张萍那颗要强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想在城里面买个房：“从小我就觉得，我不该（欠）谁、不少谁，比上不足比下得有余，我过得不能比别人次。”
在那之后的好多年，每当她在日本“萌生退意”时，就会问自己：“张萍，你买房的钱攒够了吗？”只不过，在她的定义里，“买房的钱”一开始指的是“全款”，后来变成了“首付”——赚钱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国内房价的涨幅，这是张萍始料未及又无可奈何的事。
3
张萍的厨师签证材料有假，但签证本身是真的，每年都要重新递签。可2015年初第三次递签的时候，折了。
原本是十拿九稳的——他们两口子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都是找中介去省城递一份材料，花不了几个钱，千把块。但后来妹夫拍着胸脯说自己有门路，说他“在日本的社长”就能办签证（投资经营者签证），让他帮忙，双保险。于是，夫妻俩东拼西凑，花了9个月凑了14万人民币，想破釜沉舟一次，“谁成想，给整叉劈（出差错）了”——因为两家中介递交的资料存在事实性的出入，两口子的签证被日本入国管理局以欺骗为由，驳回了递签的请求。
对在日本打工的人而言，“身份”意味着一切，无签证、有签证、暂住和永久居住权，不同的身份在日华人社会鄙视链上有着各自的层级，也对应掺杂着许多无法放在光天化日下明说的潜规则——这份辛酸，张萍在彻底没了身份之后，比别人体会得更深。
在等待签证的那几个月里，张萍两口子刚被福岛那家烧烤店以“经营不善”为由裁了员。在那不久前，夫妻俩又刚好借了一笔钱给刚来东京研修打工的外甥，5万人民币。
“当时根本没有富裕的钱，只是我们自己稍微能缓一缓，就左手倒右手，倒了点儿钱出来，就为了帮他一把”。互相帮衬原本是在日华人的生存之道，但帮忙的马上成了被帮的，这就让那5万块钱的“接济”性质变得有些暧昧了。没了工作就意味着没了住处，走投无路之下，张萍两口子只得去东京投奔外甥，偷摸挤在外甥的会社给员工租的宿舍里——在西日暮里舍人线（轻轨），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然而更难过的是丈夫突然改变的态度：一到东京，丈夫就宁可起五经爬半夜地上建筑工地拆房子、打临时工，也绝不肯再踏进饭店的门。而东京饭店对服务员的高要求也让张萍望而却步，这跟她原本盘算的“大城市机会更多”，偏差太大。
整整3个月，张萍天天在“中华物产店”等免费的中文报纸，一来找住处，二来找活干。无奈东京的中国人实在太多太多了，房子找不到，工作也没着落，眼看着钱包一天天瘪下去，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张萍急得满嘴起大泡。
有一天，丈夫突然一身酒气地回来，告诉她：“建筑工地的老板跑了，工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了。”那一刻，张萍觉得日子快过到头了，看着眼前这个颓丧的男人，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场可笑的婚礼：彩礼钱都是借的，喝完喜酒就都还了回去。好不容易花了几千块钱置办的戒指、项链和耳环，也在婚后不久不翼而飞。“我姐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让我老公给卖了，我说不可能，我特别相信他。但好多年以后，来到日本，我问起这事儿时，他说没卖，当了。当时我只是说，那你以后再给我买回来”。
可内心里，张萍觉得有些东西已经死了。
日子还是得过，张萍总算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
张萍还记得那天上午她在餐厅接到丈夫的电话，丈夫说：“找到房子了！”语调里都充满了欢乐。
“他问我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说不用，哪儿都行。”上午签了合同，当天晚上，他俩就从外甥的宿舍搬到了自己的小家。
两年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可张萍还是想在中国建个真正安稳的家，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继续留在日本。
张萍不肯认输，她找到律师事务所，打算办一个正儿八经的投资签证，“做物流贸易”——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技术，只需要相当财力证明的签证种类，里外里需要500万日元（人民币30多万），光手续费就要20多万日元，租店面也需要80万，时限2个月。
搁哪凑这么多钱呢？张萍厚着脸皮，跟在东京刚认识没多久的同事们挨个借钱。同事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赚多赚少，大多都选择汇给家里，手上留钱的不多。不过让张萍意外的是，饭店后厨有位不起眼的川菜厨师，这时突然站了出来。
在这个师傅的游说和帮助下，张萍很快凑齐了500万日元——这位师傅自己就掏了1/5。把钱交给张萍的时候，川菜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万一（投资签证）整成了，算我帮你个忙，整不成，钱也瞎不了，你到时候再还给我。”张萍只记得那时候自己心里都是感动。
500万现金和每月4万房租的小房子，让张萍的心神稳了一些。然而丈夫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为了让丈夫减压，张萍同意让他跟着妹夫家的刚来日本游玩的朋友“回茨城散散心”，自己则专心在餐厅打工赚钱，好歹一个月22万的工资，勉强够吃喝。
可不争气的希望短得就像东北老家的春天，丈夫刚到茨城，就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得小腿骨折。虽然责任不在对方，但摩托车车主还是主动缴清了全部的医疗费，还赔给了他们100万日元。那半个月，张萍隔几天都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电车，从东京去茨城的医院看望丈夫。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新递交的材料再次没有通过签证申请，心情沉重的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根本无暇顾及丈夫的苦痛。
丈夫的腿伤并不严重，但需要长期静养，出院后，又休养了整整两个月。入国管理局得知后，给他们的签证顺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的每一天，眼看着丈夫一天比一天颓废，生活开销渐渐入不敷出，张萍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念头：
“不如，劝丈夫一个人回国，我自己留下！”
4
生存就是一个巨大的消音器，一切苦痛挣扎的呐喊，从它这里一过，都只剩下了夸张的口型。
几个月的挣扎、吵闹、冷战，让丈夫心灰意冷。他走的那天是2015年10月15日，是他们签证有效期的最后几天，张萍记得清楚。她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要丈夫回去的，可为什么最后在羽田机场，她却失声痛哭，哭喊着：“要不你别走了，留下来吧！”
丈夫一句话都没说，就独自坐在从机场租来的轮椅上，消失在登机口前，连头也没回一次。他俩心里都知道，从此一别，大概就是永远。“村子里那么多人出来了，后来都离了。我后来说要回去，连他爸都不相信。”张萍说，“但他们全家都盼着我能回去。”
丈夫带走了他俩在日本的全部积蓄和那100万日元的赔偿金，只给张萍留下了一个月房租。告别了坐着轮椅的丈夫，也告别了熟悉的自由，在日本失去了“身份”的张萍从那个短暂的“家”里搬了出来，重新住回进了“寮”里，跟七八个刚来日本的中国年轻人一道。她跟老板娘摊牌，告知了自己的处境，出于同情，老板娘非但没有开除她，反而给她涨了1万的工资。
生活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早已暗流汹涌。
在日本，没有签证打工的人被称为“黑户口”，一旦被人举报或被入国管理局发现，就有当即遣送回国并永久不准入境的危险，同时还伴随着数额巨大的罚款——罚款往往最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大多“黑”在日本的人，都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多挣钱。
身份焦虑让张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查，然后遣送回国，害怕去医院会暴露非法滞留的身份，兜里始终揣着各种消炎药、败火药、肠胃药。她的同事打趣说，不管谁生什么病，只要跟张萍说，她兜里保准有药。可张萍自己觉得这样是必须的：“我不能倒下，倒下就完了。”
张萍彻底遁形的生活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那天她还在“寮”里休息，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人来店里找你”。张萍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找她，“我在东京没交过任何一个人，我就怕身份不好，要是有人查到店里会连累老板娘，老板娘有恩于我，我不能害她”。
当天下午，张萍就再也没去过店里，她在电话里辞别了老板娘，开始了流浪。
知道她的行踪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当年曾经借给她100万的川菜师傅算是一个。在日本的华人都有自己的小群体，但都不算怎么紧密。“最坏的就是同胞。”——这是在日本打拼了20多年的王姐后来跟张萍总结的经验，王姐是张萍初到大阪时的恩人，她们的结识，以及张萍从东京迁徙到大阪，都与那个川菜师傅有着不可分割的缘由。
在来大阪之前，张萍只能像所有“黑户口”一样，如同没头苍蝇一般乱撞。在签证还有效的时候，张萍曾买过一个苹果iPhone，办了一张实名电话卡，她用这张卡注册了微信，进了几个500人的“工作群”。平均每个群里，都有将近百人跟张萍一样是“黑户口”，“如果不是找活干，谁都不和谁交流，你不知道谁好谁坏。有交情，这是相当危险的行为”。
能让“黑户口”们干的正经工作，工资少得可怜，通常不足正常行业工资的一半，还伴随许多“不确定性”。张萍曾经就听她在山形县工作的朋友说起过，一个小姑娘“黑”在一家店里打工，有天夜里，她的老板什么都没穿就钻到她被窝里去了，“她能报警吗？不能。她敢辞职吗？不敢。她只能忍着，像奴隶一样”。
当时张萍正在考虑接受熊谷县一家餐厅月薪10万的工作，跟那个姑娘的状况类似。她找川菜师傅商量，被师傅劝阻了，“我后来很害怕，如果去了，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被各种潜规则威胁的同时，风俗店（妓院）对张萍的诱惑也从未停止。尽管从小务农，张萍长得却也不差，多年的室内劳作让她身形消瘦，皮肤苍白，尽管用不起好的护肤品，但也因为不化妆而减少了对皮肤的损伤，随便扎个马尾，笑起来，脸上还保有几分少女般的羞涩。
“矜持型”的女人在风俗店最受欢迎，如果她肯接受这份工作，每月50到100万日元的收入不成问题。但张萍放不下这份尊严。好多次，老父亲都拿话敲打她，说“不能干不好的活”，她就会说：“你放心，你姑娘这个志气有，不会做伤风败俗的事。”
然而，生活不会给“黑户口”太多选择的余地。排除了众多选项之后，张萍发现自己无路可选。川菜师傅在这时抛出了橄榄枝，他说：“不如我们一起去大阪。”“一起”的意思，就是一起生活，搭伙过日子。这个意思张萍从他的眼神里读得出来。
“我不会亏了你和你的家庭，咱们好歹互相有个依靠。”这姑且算是一份扭曲的承诺。说是扭曲，是因为川菜师傅在国内也有家，儿子那时都14岁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从不让老婆过来探望，自己也很少回国。他比张萍大几岁，其貌不扬，永住身份，马上要随着公司派遣从东京调到大阪。
张萍曾经问过他为啥非要跟自己在一块儿，他说，“看你朴实，也挺难的。”
但其实张萍心里明镜儿似的：“我要是自己没办法自食其力，他会养着我吗？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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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那个时候，丈夫“废”了。这个状况让张萍始料未及。
丈夫回国后，以照顾孩子的名义暂住在张萍的母亲家。“一个姑爷住在丈母娘家里，我怕他心里不舒服，就总给他汇钱，想让他硬气点儿”，可是不久，张萍就发现，丈夫成了一个无底洞。
回国之后，丈夫基本算是恢复了工作能力，可张萍决定黑在日本的选择，让他彻底丧失了重建生活的信心。他每天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每个月张萍给他汇1万块生活费，他能喝掉9000多，给女儿报补习班的钱都被他喝掉了。他酒量不行，一喝就多，酒友们就拿他打趣，说他是王八，他的哥嫂家人们也常数落他无能。
“他们跟他说，‘你回来干啥，把你老婆一个人留在那儿’。有时候，我觉得我挺亏欠他的。”丈夫的情况，张萍都知道。
有天半夜2点多，张萍刚从饭店下班回家，手机上响起了女儿的视频电话和一段短促的留言：“妈妈，你接视频，你接视频，你不接视频，我爸要打死我了。”
她哆哆嗦嗦地点开视频通话，惊讶地看到曾经憨厚的丈夫满脸通红，狰狞地用拳头狠狠地砸孩子脑袋和后背，孩子满屋子跑，呜呜地哭。张萍想要求救，但不知道该向谁求救——虽然这是她母亲的房子，但母亲为了方便，早搬到了小卖店住去了。
这不是丈夫第一次打孩子了。有一次，女儿阻止他对别人说张萍“在外面有人”这样的话，被丈夫一顿暴揍。“他打我姑娘，我就恨他，要不是因为恨他，兴许我跟这个人（川菜师傅）也走不到一块去。”张萍说不清到底谁有错在先。
她至今也不明白丈夫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从结婚到来日本，张萍和丈夫从未分开过。丈夫的母亲早逝，结婚前父亲又突然瘫痪，丈夫家那边的亲戚都以为张萍不会跟他了，但她还是选择跟他结了婚。或许是丈夫觉得张萍有恩于他们家，婚后他们过日子一直是张萍拿主意，丈夫照做，每一个决定，无论是对还是错，丈夫都不曾有过怨言。
亏欠和恨意交织在一起，在张萍心里拧成了一种扭曲的爱。在内心里，她觉得现今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黑在日本的决定造成的。可“既然选择留在这，就要坚持下去，有时候也后悔，看到孩子被打，我就后悔，但也就那么一会儿”。
在扭曲中，张萍、丈夫和川菜师傅，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处境。“我不喜欢家里（老家）有个家，外面还有个家。一开始我挺讨厌这种行为的，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为了生存吧，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张萍说。
这个秘密成了张萍内心中最大的隐痛，甚至大过了“黑”在日本的恐惧。她决不能让丈夫觉察到一星半点的可疑，但又往往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满。
一度，为了获得“好身份”，张萍甚至打算托人找个日本老头儿办个假结婚，“宁可多花钱和日本人假结婚，也不能跟中国永住身份的人假结婚，不做夫妻那点儿事儿，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我不愿意那样。”
以此为由，张萍在2017年底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秘密地”。她叮嘱丈夫不要声张，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毕竟还要住在丈母娘家，男人得要面子。可丈夫却并不领情，他用酗酒、殴打孩子、满嘴冒胡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拒，“那时候我俩一发信息，我的心都哆嗦，他说我肯定在外面有人了，还说我不给他打钱了。”张萍说，“我确实不给他钱了，我要攒钱买房子——但说我有人了，我是不承认的。”
整整一个冬天，夫妻俩隔着2000多公里，消磨着彼此的耐心。在2018年初，丈夫终于做出了妥协。法律上起诉离婚，没有财产可以分割，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这种离婚不是因为感情破裂到了不能过的地步，我回家可能考验他一段时间，还会复婚。我知道这是个火坑，我已经跳出来了，不能再跳回去了，他就是那个火坑，但我对他始终还有一种责任。况且，他是个酒蒙子，要是知道我在这边的情况，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举动。”张萍话里话外，仍是纠结与不确定。
然而，真离婚坐实了，假结婚却因为风险太高没办成。
现在，张萍无名指上戴着川菜师傅在高岛屋（商场）买给她的钻戒，价值一万多块人民币，手腕上带着川菜师傅去学车时顺路买给她的玉石手串，眼神里既茫然又幸福。
“假如，我能回国，我不会告诉他（丈夫），但我会把这个戒指留着，留个念想吧。”她说。
6
初到大阪，张萍在王姐的店里当按摩学徒。王姐的儿子是川菜师傅的徒弟，她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彼此的身份也清清楚楚。
可店里人多嘴杂，总有人跟张萍打听身份的事儿，“什么人都有，什么目的都有。你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那段时间，张萍每天都提心吊胆，只能“净印儿（故意）地不跟他们说话”，整得别的店员都觉得她挺“隔色”。
除了跟着王姐，张萍自己还小心翼翼地打了很多分“黑工”，其中一份是报纸上找的活儿，在一家福建人开的洗衣厂，一天1万日元报酬，不管吃，有住的地方，每月住宿费2万5千日元。
洗衣厂为温泉和酒店提供一次性毛巾，张萍的工作是负责往机器里续毛巾，“从这边放进去，那边出来的就是板正儿的成品”。忙的时候，24小时连轴转，没有倒班，成天成宿地不睡觉。“机器转得快，你也得干得快，供不上他的机器，就有管理员来骂你，先用福建话骂，再用日本话骂，从祖宗一直掘下去”。
每隔一段时间，机器会停一下10分钟，员工统一上厕所，如果员工这时候不去，过会儿又想去了，管理员就会继续骂：“刚才干嘛去了？”张萍觉得在这里，她根本算不上一个人，“没人拿你当人看”。可即便是这样的工作，张萍也得咬咬牙忍着干下去，“脚底下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怨谁呢？”
再到后来，张萍发现自己对恐惧的适应能力超出自己的想象。
因为川菜师傅的日语不好，有一次，让她陪同去区役所办材料。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张萍走到黑门市场附近，突然两个警察示意他们下车。
从警察们挥手的那一瞬间起，张萍表面故作镇定，心里却“突突”发毛，“警察问，你们是夫妇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日本玩的”，然后两人各自出示证件——那之前，张萍为了隐瞒身份，花高价托人办了一张假的“定住证”，大概是属于日系亲属的短期居住证明，具体是什么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如果联网去查，十有八九是要穿帮的。
所幸，那俩日本警察并没有较真儿，只是告知他们“骑自行车不能带人”。张萍一边道歉，一边目送警察走远，警察的身影刚一离开自己的视线，张萍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撒丫子冲进人群，一路狂奔，边跑边跟川菜师傅说：“你快走，离我远点儿，别连累你！”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在一个转角处，张萍突然定住了——鬼使神差般地，刚才那两个警察又出现在她面前，“我站在那儿没敢动，我不敢再跑了，就走啊走，他们也看见了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清楚地听见他们在议论我的身份，但不知怎么就没查到”。
走到黑门市场那会儿，张萍看谁都像警察，她像耗子一样佝偻着腰，低着头，不敢和人有目光交流。她给在东京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劝她“不行赶紧回来吧”，可从大阪到东京单程车费最少也要1.25万日元，她手头上的2000日元（合人民币100多元）连零头都不够。
张萍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天黑，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长椅上稍稍坐定，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也不知哭了多久，川菜师傅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要不你找个咖啡厅待着。可是张萍不敢，“在公园，四面八方都空旷，我随时能跑，到咖啡厅，你往哪儿跑啊？”
午夜12点多的时候，远处走过来一个流浪汉，讪笑着想跟张萍找点儿乐子，张萍都没反应过来，恍惚以为他是警察，屁股底下像有弹簧一样，噌地一下从长椅上弹了起来，撒腿跑到附近的灌木丛里躲着，眼神恐惧得像看见猎人的小鹿。流浪汉反倒被她吓坏了，连忙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坐着吧，我走。”
流浪汉走了之后，张萍又回到了长椅上，一坐坐到天亮。凌晨6点多，她裹着单薄的衣裳在晨曦中回了家。在家门口，她远远地张望观察，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后，蹬蹬蹬上楼，反锁家门，把空调开到最大，缩在被窝里整整一天。
事后想起来，她觉得又害怕又好笑——被抓住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遣返回国——可她钱还没挣够呢，她不能就这么走了，即便在公园长椅上，她也不断地跟自己说：“张萍，你不能垮，你买房的钱还没攒够呢！”
那一年，张萍都没攒下来什么钱。
因为常年饮食不规律、乱吃药，她把胃给“拿”坏了，严重时脸色蜡黄，整天吐个不停，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她依然坚持上工，当时的店老板看了生怕她死在店里，便强迫她去看病。
张萍抱着赴死一样的心情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当时我想，能看就看，不能看给我举报了，我就回国了”。没成想，到了医院，人家只要家庭住址，不查证件。医生说，她的胃黏膜脱落得太严重了，如果再拖下去就可能变成胃癌。
听了医生的话，张萍有些难过，她倒不是心疼自己，她心疼钱：“挣了点儿钱全看病了。”
就像2015年她与当时的老板娘匆匆电话告别一样，这次为了看病，张萍又把工作给辞了，“医生说，你得来医院看病，我想，我看病不能耽误人家老板的生意”。
7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这种“灯下黑”的结论是张萍在大阪“生存”了两年后得出的。
后来王姐的店开去神户的时候，她就跟着去了神户，之后王姐的店彻底经营不下去了，她又去了京都。“到处流浪”，张萍说。
这么多年下来，张萍的行李就剩下一床被子、几件衣服，一个拉杆箱就都带走了。做饭的工具除了电饭锅一直跟着她外，锅碗瓢盆在每次搬家时她都会收拾整齐留给下一个租户，“都是好东西，扔了可惜，给人家用也帮人家省一点”。
如今，张萍隐身在大阪最繁华的地段，为了尽可能多地挣钱，也为了减少与人不必要的交流，她选择了一个自己能承担所有时段的工作。
一开始每天工作10小时，与一个留学生倒班，留学生走了以后，张萍一个人撑起全天的工作。每天从中午11点忙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半小时休息，一个小时1000日元，休息的时候没钱。
几个月下来，除非迫不得已，她会在某一天的下午5点钟提前下班，让老板帮忙顶一下——对别人来说这也算是个“全天班”，但对张萍来讲，充其量只算半天。
这份按小时付费的工作，让张萍过上了“最幸福的一段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她一个月能稳赚30万日元。在她的努力下，店里的流水一天能做到40多万，老板对张萍很满意，却不知道眼前这个寡言少语的女拼命三郎，其实是个黑在日本的定时炸弹。
“我再也不会告诉别人我的真实身份了。那样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这些年，张萍已经皮实了，慢慢适应了“隐形人”的生活。在这里，没有一张电话卡、银行卡属于她，每个月，她会花30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Wi-Fi，能跟家里联系上就行。攒下来的钱，她再也没寄给过丈夫，除了每月固定给女儿的那笔钱她会汇给嫂子外，其余的钱她都放在了川菜师傅的银行卡里，“万一抽冷子（突然）被抓了，要罚款我没有，我折了，他还能把钱给我汇回国——这点信任我对他还是有的”。
唯一遗憾的是，这几年熬下来，张萍依旧没能达到心中预期的目标：“房子钱越攒越不够，现在连一个墙角都没攒出来，别提首付了。”
假如回过头来看当初黑在日本的决定值不值得，张萍会回答说：“说不上来值不值，他回去了，我没走。”
去年，张萍哥哥家的孩子也想来日本发展，她就劝别来，哥哥问她为啥，她说心理压力太大，“要是承受不了，都能死在这儿”。来日本的人都掉头发，洗澡的时候一掉一大把。她不仅晚上常常失眠，或被吓醒，还会紧张到背痛，前胸后背都疼，像针扎一样，“有一段时间，我疼得躺在那起不来，得靠他掫（抬，推）我一把才能翻身”。
喝酒能减缓疼痛，以前喝一罐啤酒身上就不疼了，可现在不管用了。但张萍不敢再喝更多，她怕自己酒量不好，醉了的话言多嘴失。因为疼痛，她上医院拍了胸片，做了CT，没查出什么毛病，花了好多钱，心疼死了。
这些年下来，张萍觉得自己该遭的罪也遭了，该受的苦也受了。
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跟丈夫视频，丈夫身后的一帮酒友调侃她，问：“嫂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张萍认真地说：“明年。”
大家都惊讶得不敢相信：“真的吗？”
“真的！”
张萍想回家守着孩子，守着父母，“有一次，我跟我姑娘视频，她老姨给她做了酸菜肉，我问她，是妈妈做的好吃还是老姨做得好吃，她说，‘妈妈做的什么味儿，我不知道。’”她当时就愣在视频的另一头，心里不是滋味。
从去年开始，张萍已经“自暴自弃”，不再继续学习那本《大家日本语》了。饥荒还的差不多了，她也攒了一些首付的钱。接下来，她希望能在想回国的时候回国，而不是被抓走，如果是后者，她也接受。
她打算回到东北老家之后，“先买个房子，再干点儿啥，做点买卖，如果实在不行，再考虑出来”，这回她瞄准了更远的地方——澳大利亚。
“我想陪陪父母，好歹陪他们度过一段时间的晚年，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没那么遗憾。之后，我再去澳大利亚，我小学同学有在那边的，华人多，两口子一年能赚50万人民币——当然，还是要靠中介办假签证，黑到那边，能过去，我就把我姑娘也带走。”
张萍给自己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她要先躺在床上睡上两天两夜。
她对自己说：“没什么好慌的，一切都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万能鹿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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