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说：“在战士的字典中，只有两个字。战斗、战斗、战斗。”
连长说：“只有战死沙场的英雄，没有贪生怕死的孬种。”
我一直坚信着他们的话，当成生命的教条。后来，教官死了，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得面目全非。连长也死了，讽刺的是他倒在内战的战场上。而我，还活着，就像一颗小草，虽然渺小，却在寒霜与烈火的煎熬中不屈不挠。我知道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亲耳听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甚至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我在电视机边，观看抗战七十周年的阅兵时，我用老迈的手，颤抖地端起一杯酒，庄重地洒在地板上，敬给我那些曾经一起生活战斗过的战友，此刻，我老泪纵横，我清楚的明白，已经九十多岁的我，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观看祖国的大阅兵了……
我，叫余天福，贵州清镇卫城人，记得那年，山河破碎，国本动摇，日本铁骑肆略神州，兵临贵州界首，导致当时的省立师范学院暂迁卫城。
我正是在师范上学，同班的学子大多是从外地逃难来的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这样的贫苦出生，总是格格不入，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占尽了最优越的资源，因此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在这时候，日本侵略军第11军第3师团、第13师团主力，兵分两路从广西北犯黔南，同年12月2日独山沦陷。重庆政府为之震动，蒋介石就在这时，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不久，师范学院里挂上了这句口号，号召学子入伍抗日，我自认为读书人，虽然年龄不大，却懂得“国家危亡，匹夫有责。”于是，我报名参军了，被编入国民革命青年军605团1营2连，至綦江县接受新兵训练。
训练营里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射击，拼刺，单兵战术等等，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澎湃、激动、期待中度过，渴望着上战场那天。我无数次抚摸着手中的武器，幻想着将它们全部射向那些野蛮的嗜血之徒。
1945年8月，美国扔下的两片蘑菇云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升起，宣布了日本法西斯时代的终结。这年我还在青年军中集训，还没来得及上战场，就传来日本天皇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此时，全国振奋，在青年军里的战友们，激动地互相拥抱，战争结束了，而我们这批精锐之师，却没有来得及走上抗日战场。
战后的空气是新鲜的，人也是精神的，1946年初，第一批青年军即将复原，许多战友都想申请复原回家，继续学业。但是我，还不想走，我家只是贫农，回到地方去，无非继续受地主、有钱人的欺负，当时的政策是，所有人必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预备军官培训，等结束后，才能自己决定去留。我想，既然能当军官，与其回去受人欺负，不如继续留在部队里做番大事业。
这段时间里，表面平静的青年军，实际上暗潮涌流，来自南京的专家组更是在军队里宣传煽动大家对共产党的仇恨，同时，又选择愿意留队的士兵进入“康乐干部训练班”学习继续灌输反共思想。
我很反感这种行为，1936年，红二方面军曾经过我的家乡卫城，他们的军纪严明，待老百姓犹如亲人，记得寄住在我家门口院里的几个红军，临走时还不忘将我家的水缸盛满，所以，我不相信这些专家的胡侃，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的心。
不久后，三个月的预备军官训练结束了，想走的战友在我们目送下走了，不想走的人（包括我），成为了一名预备军官（少尉排长）。至此，我拥有了人生第一把，也是唯一的一把镫亮的军刀，我常独自坐在训练场旁最大的那棵榕树下，无数次擦拭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刀身，我要用这把军刀与我的躯体，去守卫和平，誓死捍卫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几个月后，我所在部队受命调往浙江杭州，准备接收第二批青年军工作，那时的杭州才从日本人的淫威中解放，满地苍痍，刚来到这里，连长就给我下了命令，带领我的排协助宪兵队抓捕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我和连长私交很好，是生死兄弟，所以，我不能违背他的命令。但是，我也不愿意将手中的屠刀挥向同胞，我只有装病，装作重感冒，下不了床。后来，连长将人抓到了，立了功。我心里很难过，都是中国人，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为什么还要同室操戈？之后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针对部队里可能潜伏的中共特务，中统人员也进驻了团里，军官们都受到了排查。
这些日子里，我感觉到国民政府逐步将国家引向歧途，高层给士兵说的都是污蔑共产党的谎言，什么共产共妻之类，大肆煽动士兵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样的政府，不是我应该守护的，也没有资格让我去为他流血拼命。于是，我想，我一定要走，要离开这个颠倒是非，欺世盗名的政府。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离开，我等待着这个机会的到来。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不久，师里举行誓师大会，部队将开赴前线，参加内战。这天，我装作闹肚子，连长见我跑了一夜的厕所，就批准我留队休息，等他们走后，我也顾不得收拾行李，只带了点平常攒下来的银元，只身逃出了部队。一路飞奔，逃到铁路沿边，连长也追到了，当时他举着手枪，用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说：“只有战死沙场的英雄，没有贪生怕死的孬种。你不配当我的兵。”
我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国人，我不愿意打中国人。如果是打日本人，我余天福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记得那时连长脸色跟不好看，他摇摇头，叹口气，缓缓地放下手枪，说：“人各有志！你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知道他心中难过，从新训连时，他就是我的排长，看着我成长，后来，我当了排长，他仍然是我的连长，我俩就如兄弟，所以，他下不了手，违规放我离去。这次，也是我俩最后一面，之后，他死在内战中，在那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
我爬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躲在瑞丰酒店里，做洗碗工，挣些路费，日子虽然苦，但是我不后悔。一年后，我坐轮船南下广州，又从广州回到了贵阳，这年，是1948年5月初5。后来，解放后，我在卫城农中教书，直到退休……
（图为：卫诚文联副主席余芳芳看望余天福老人）
电视中响起高昂雄壮的歌声，将我从回忆中惊醒，看着佩戴着和平鸽胸章的国民党老兵在阅兵车上缓缓驶过天安门前，我笑了，七十年了，我们终于被国家承认了，虽然我没有正式上过抗日战场，但是，我确实为了抗战，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
岁月如梭，如今已是老态龙钟的我，虽然没戴上那枚和平鸽胸章，但是我的心，仍然在熊熊燃烧……
（余天福，贵州清镇卫城人，祖籍安顺，原国民革命青年军少尉排长，现住清镇贵化。）（作者：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