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历史上吴、蜀、魏政权相争，我们大多会用“三国鼎立”来形容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
然而，《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二版）却用事实告诉我们：无论国力，还是版图，三个政权都不具鼎立之势。
本书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历史地理普及之佳作；作者韩茂莉，侯仁之弟子，北大历史系教授、博导。
关于三国，本书阐释道：220年，曹丕、刘备、孙权相继称帝，由此开启三国时代；曹魏拥有东汉时期的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并州、幽州、雍州、凉州和司隶校尉，以及荆州、扬州之北境；孙吴所辖，有交州之地，还有荆州、扬州之南境；而蜀汉政权，实则只得益州一地；土地分割悬殊之大，谈何鼎足。
“三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吴、蜀、魏政权都试图一统天下，也都自认正统，在这样的背景下，竟催生出“虚封、遥领”现象。
如何理解？
三国继承东汉制度，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毋庸置疑，这些行政建置均建立于实土之上；对于应运而生的“虚封、遥领”，可理解为虚授之职；其中的“虚封”，是指受封的诸侯王只有虚号，其封土却在他国境内；而“遥领”，则表示在不属于本国的州郡设置刺史、太守。
人类历史，依托于大地而生发；大地之于人类，既是生存的根本，也是活动的舞台。
但人类立足、利用、改造大地的行为，并不能完全摆脱自然力量的制约，为探寻人类因不同需求而改造环境，以及建构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此成了“由人类活动而产生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的各个领域的基本研究内容；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工商业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几乎囊括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所有层面，甚至还涉及了不同领域的空间现象。
而本书，正好涵盖了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今天的，只有两类地理现象：一类如同化石，不仅残存且已固化，成为人类探讨、复原过去的标识；另一类生成于过去，却通过人类不间断的、连续的行为，影响到今天，环境变化即是如此。
本书不愧为北大名师书系，从远古走向今天，不仅把人与大地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梳理，还将疆域、环境、政区、农业、交通、军事、城市等多元知识熔铸于一炉，尽显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读来大有裨益。
01 追溯历史地理的“前世今生”
书中说，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涉及政治、军事的地理一直从未离开过我们。
而地理的构成主要分两个层面，一类属于自然界本有的，如山脉、河流、湖泊、荒漠、植被的分布，气候与土壤的形成及变化；另一类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如农业、城市、聚落、交通、工商业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均可视之为“地理”。
这其实就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
虽然，两类地理现象的成因不同，但彼此之间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点缀、改造着人类脚下的大地与头顶的天空。
侯仁之曾说，历史地理是昨天的、前天的地理。
本书所呈的历史地理知识，是融时间与空间于一体，在回归人类所经行的历程中探寻旧日的足迹，以及人类所带来的影响。
追寻历史地理的渊源，可推溯至两千多年前东汉班固所撰写的《汉书·地理志》，可谓是开启了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的第一页；因为，书中所提及历史地理这一名目，其表述形式，就已呈现出“昨天”“前天”地理的特征。
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新的阶段，1909年张相文创办了中国地学会，并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发表论文1600余篇，其中不乏历史地理内容。
而后，顾颉刚联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有志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研究的同学，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
可以说，地理学会囊括了地学各个领域，而禹贡学会则专心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让这门学科第一次独立登上了学术舞台。
20世纪50年代，由于侯仁之的倡导，中国历史地理逐渐与现代地理学进行接轨，以此融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
经全面审视地理学性质与研究宗旨之后，侯仁之指出：研究历史时期主要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
正因有历史地理“前世今生”的追溯，才让我们领悟到本书“十五讲”，从“史前聚落选址与环境”到“历史城市地理”知识之精深，令人敬佩。
02 “中国”从文化区到国家代表的历程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土的主权国家，其中包含的政治理念与空间界域十分清楚。
本书却说：“中国”这一称呼所具有的含义并非从来如此，而是经历过从标定地域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变化。
“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1963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但此处的“中国”，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国家领空，仅仅代表着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其中的“中国”，则是指中原地区，与何尊铭文所及“中国”的意思大致相同。
早期“中国”一词的使用，也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无论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之地，都不是政治空间，而是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反之，无此类文化风范之区域，均不能称之为“中国”。
就如唐人孔颖达所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因此，才会有《左传》所记载的鲁成公七年吴伐郯事件之后，鲁国季文子形容“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的事例
举例来说，吴国先祖本为太伯、仲雍，不但非外人，且与周天子同为姬姓，却因远在长江下游，竟被鲁人视为“全失华夏风范”的蛮夷；鲁人之见，均源于“中国”一词所具文化区域属性的判别。
直到唐五代时期，人们才开始打破上古时代文化地域隔绝的现象，吴越之地不仅拥有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礼仪风范，而且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不凡的水平；但人们对“中国”的空间理念并未消退，仍将高于中原的政权统称为“中国”。
只有将政治核心设于中原，方可谓之“中国”。
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689年9月7日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中关于两国疆域划分而出现的“中国”，第一次真正赋予了它代表主权国家的含义。
“中国”一词，从此由文化区正式转变为国家全部领土、全部主权、全体人民的代表。
03 政治与地理这对“孪生兄弟”的影响
韩茂莉教授指出，自从人类社会摆脱蒙昧，进入文明时代，政治与地理就成了一对孪生兄弟。
自夏、商、周三代始，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列国，从此前的分封制时期，迈入了郡县制时代。
分封制与郡县制，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地方行政制度，带来的是国家政治的巨大差异；前者特点为共主政治，也称封建制，即指封邦建国、裂土封侯；而后者，则具有鲜明的集权政治特点。
历史地理的着眼点在于地理。
以地理学视角审度夏、商、周的政治制度，夏是否存在分封制尚无法断言，但商确实存在分封制特征的土地领属形式，西周也被证实为全面实行分封制。
周人起于西方，自公刘之后迁入关中，以此为起点建立基业；周灭商，版图不断东进，周人对自己的疆土分别进行管理，即位于关中、洛阳及毗邻的地区的王畿与东部分封之地。
所谓“王畿”，是指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的关中与以成周为中心的洛邑联为一体，由此构成王畿；王畿可视为西周国家的政治中心，古指王城周围约一千里的区域，也泛指“帝京”，行政支配直受于周王室；而封国，则是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名义下实行独立管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句话出自周天子，正好表明了分封制是通过授土、授民，以及将王土、王臣的一部分转移给诸侯；如此，既是针对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也是用利益换忠诚的政治举措。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由分封制产生的封国越来越多，不仅超越王畿之地，且逐渐形成一种潜在的危机。
进入春秋战国，王畿越缩越小，诸侯开始以强凌弱，频发“兼并”式军事行动，致使部分诸侯国土地与经济实力大增。由此形成“春秋五霸”“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声势，令周天子最终走下了天下共主的神坛；因此，才有了孔子“礼崩乐坏”的 哀叹。
可见西周成于分封，也败于分封。
而秦代开创的郡县制，不仅为后世所继承，其构成的以郡县制核心的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管理，也为后世所借鉴；只可惜秦祚短促，在历史苍穹中留下了无数的唏嘘。
历朝历代，为了家、国或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断寻求政治与地理空间上最良性的模式。
乃至今日，人们仍乐此不疲。
04 结语
“战略从属政治，而战争则是政治的延续，即无论谋略还是实现谋略的举措，均源自于政治。”
韩茂莉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中指出，政治依凭利益制定目标。
所以，农业社会看重土地，当代社会将利益砝码侧重于资源；换言之，古代利益之争，限于陆地之上，而当代利益之争，已转变为陆地到海洋、地表到太空、二维空间到三维空间的不断延伸。
这说明，政治利益会随时代而变。
值得关注的是，自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具有政治与军事意义的“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规律，跃然于史册。
周人灭商、秦始皇统一天下、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隋王朝建立……一系列王朝更迭，呈现的均是西部政治集团，取代于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
由西向东的空间历程，其推动力源于何处？为什么结果总是西胜东负？答案很简单——地理在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综上，本书之于历史地理知识溃乏者，是谓“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