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流民武装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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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赏誉》
世目杨朗：“沉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谢公云：“朗是大才。”
【译文】
世人评论杨朗：“深沉慎重，顺理而决断。”司徒蔡谟说：“如果西晋不乱，杨氏任三公的将会接连不断。”谢安说：“杨朗是大才。”
杨朗共有兄弟六人，名声都很大，东晋舆论界认为他们都有丞相的声望。
杨朗的父亲杨准在西晋惠帝末年任冀州刺史，因看到战乱频起、国事无望，就终日纵酒。
《识鉴》第13则记杨朗曾参加王敦的叛乱，晋明帝想杀他，看来也并非做三公的人才。
西晋永嘉之乱造成许多流民逃避离乱。
流民是指受灾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人，出自《管子·四时》。
“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
宋张齐贤 《洛阳缙绅旧闻记·齐王张令公外传》：
“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
01 流民、北府兵、门阀政治。
东晋时，流民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
由开始作为一种南北缓冲的力量到成为一种强大的武装，再逐渐变为东晋王朝极为倚重的北府兵，流民的壮大对于东晋政局，乃至于南朝的政治走向都有着重大的作用，流民武装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 流民和流民武装的变化发展是一条认识当时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
首先，东晋流民武装的兴起。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将刚建立起的中央王朝的权威完全颠覆，随后晋室旁系琅琊王司马睿崛起。
根据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论述，“王与马共天下”的结构其实早有端倪，即是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联合，而司马睿与王导的合作则体现了王与马的先后顺序，王在前，马在后。
司马睿得以在江东建立王朝，与王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奠定了东晋一朝的基调，即门阀大族始终凌驾皇权之上，门阀士族的权力往往胜过皇权。
司马睿过江后，曾延揽一些南渡士人作为下属，号称“百六掾”。
这些人多为原来的青、兖、豫、徐诸州士人及东海王司马越的下属，因此司马睿的班底其实是司马越班底的延续。但是，更关键的因素是王导在江南为司马睿游说诸大族，使得当时还寂寂无名的他能够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滞留于江淮之间的流民，发展成为流民武装，固然与北方的异族统治势不两立，与司马睿建立的王朝也并不和谐。
这些流民帅大多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在南北之间成为缓冲，虽然暂时使得北方军事力量难以南下，但这种军事力量的存在毕竟是司马睿朝廷所不能容忍的。
如祖逖率部曲过江，司马睿竟“逆用”之为徐州刺史，让他回到江北；苏峻过江之后，也被遣返至江北驻守。
这样的策略虽然不无道理，但由此亦可见司马睿之缺乏雄才远见。
02 一种制衡士族的新力量。
这些流民帅滞留江北既不可能与胡人为伍，则必然会在当地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势力，东晋王朝无力将他们整合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那么后来的变乱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前文所述，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只是一种形势所迫的产物，王导、王敦权倾一时，因此司马睿任用刘隗、刁协，试图牵制王氏，结果反而激起王敦之乱。
据历阳内史之位的流民帅苏峻借灭王敦之机坐大，咸和二年，苏峻联络豫州刺史祖约攻入建康，“纵兵大掠”，使得“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
从王敦之乱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东晋王朝先天的军事力量不足，一旦大族的领袖起了异心，则王室危矣。
这就为流民武装力量走到历史的前台提供了可能。
在南北对峙时期，既然必须保持一种军事化的体制，那么皇权始终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一旦皇室虚弱，在政治、军事上无法控制门阀大族，则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制衡士族。
在东晋时，这种力量就是流民武装。所以，王室对于流民武装的态度和政策必须产生变化，从消极排斥到积极拉拢，再到委以重任。
【评价】
田余庆先生在《北府兵始末》一文中指出，司马睿过江，固然招揽了一些士族作为其“百六掾”的主要人物，但是对于相当数量的流民及一些不昕命于他的流民帅，则猜忌设防，并促其北归心。
参考文献：
〔１〕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３〕房玄龄等．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４〕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