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民族特质

 ——《易中天中华史之奠基者》读后感（一）

《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部新颖的历史著作，它强调逻辑、观点鲜明。其中《奠基者》一卷是整部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正如书中所说：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居中国、治天下”、“以德治国”等观念影响中国几千年，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大都还能从周人制定的制度、礼仪、规则中找到根源。

《奠基者》一书开篇就为我们讲解周人在取得中央政权后，为什么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文化重建。因为周人具有忧患意识。并且给出了深层次的原因，即“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这里，作者给我们建立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因为周人是农业民族，所以才“忧患”；因为周人具有忧患意识，才在胜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考虑如何保住胜利、巩固政权，考虑如何回答那两个重大问题“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成功的进行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重建，开创了新的时代。

这个逻辑链中有一个环节有问题：只有农业民族才具有忧患意识吗？

忧患，说白了就是担心、焦虑、心里不踏实。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统治者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人心不服”。这种忧患意识周人有，那么商刚刚取代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时就没有吗？肯定也有。由于没有文字记录流传下来，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就在《奠基者》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在武王战胜殷纣，举行的隆重开国大典上，周公却是心头一紧，因为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那些住日不可一世的人上人，此时只能充当助理，祭拜周人的祖先。是啊，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发言为，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作者由此引出了周的忧患意识。

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周武战胜殷纣、商汤战胜夏桀都是以下犯上、通过武力革命的形式进行的，汤王或伊尹在商的开国大典上是否也像周公一样所见所思，我们不知道，但商开国之初也必然要回答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这两个重大问题以收复人心。他们肯定给出了答案，只是具体细节我们已经不能了解，从结果看，商的统治延续了大约550年（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无疑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成功的。

在书中，作者对周和商进行了大量的对比。首先，他们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还有，商射天，周敬天；商不把人当人，周则以人为本。总之，商是狄俄尼索斯，是感性精神的代表，周是阿波罗，是理性精神的代表。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周与商的相同或相近之处，比如：都强调天命；都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都要居中国。

这些相同之处就可以说明问题，天命授权、黄帝后裔、居中国都强调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就是回答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的答案，目的就是收服人心、巩固政权。周人强调天授，商人强调神授。内容不同，但所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从结果可以推出，商在取代夏时，也面临着周初的问题，必然也会忧患。

商不是农业民族，他们重商，这种民族特质与周明显不同。所以“忧患”不是周人的专利，也不是农业民族独有的特质。古今中外，凡新生政权都会遇到“人心不服”的问题，也都会有忧患意识，也都必须回答那两个重大问题。

因此，周人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而是源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而农业民族的特质决定了周人对那两个重大问题的答案区别于商人，也正是由于农耕文明在周之后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周人创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才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