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段遗迹是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一部分，它在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点上横亘了一千年。曾经绵延20多公里的墙体上耸立着96座塔楼和三百多座角楼、碉堡，让来自基督徒和穆斯林军队的24次大规模围攻先后饮恨而去。这座恢宏的不败之城，在1453年迎来了不同寻常的入侵者。奥斯曼土耳其大军不仅拥有司空见惯的步卒、骑士和战舰，还带来了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被称为乌尔班大炮的新式武器。这种青铜大炮长5米、重17吨，口径762毫米，所用的花岗岩炮弹重达680公斤。在震彻古今的轰鸣持续了48天之后，以东罗马的旗帜屹立千年的巨城坍塌了、崩溃了。从此，在技术进步的脚步声中，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护卫文明的长城还是守护王权的都城，即便依然矗立，也只能沦为后人凭吊往昔岁月的文化陈迹。
罗伯特·克里普克（福特公司历史学家）：当我初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会特意带上自己的午餐，把它带到码头坐下来边吃边看。
（镜头字幕：底特律福特公司卢日汽车厂）我们拥有整整一支自己的船队，它们会把矿石送到炼钢车间里去。这很神奇，更神奇的是想到我们所有人每天都赖以生活的物品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而你竟能看到它们，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诞生过程。
奠基人类工业时代的力量，就储存在这座已经老去的新城堡里。这里就是福特公司的卢日汽车城，从空中俯瞰，这是269个足球场范围的钢铁场所。每个月，只是为了92座工业建筑的清洁工作就得用掉3500个拖把头。往高炉里填煤到给铜制的机械抹上一层油，足足8万名工人才能填满这座无人居住的城市。为了适应他们，这里设置了多套消防系统、设备齐全的医院，以及一支3000多人的内部治安队伍。亨利·福特是卢日汽车城的缔造者，也是第一个把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引入汽车制造业的人。仅仅组装一个发动机的环节，就被他分解成86道工序。
罗伯特·克里普克（福特公司历史学家）：福特真的是投入了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就让我们用这种方式生产吧，把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地点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当时的欧洲，汽车始终精雕细琢的手工奢饰品，在底特律却好似生产火柴盒和曲别针一般，每隔49秒就能下线一辆。从黝黑的矿石到亮闪闪的汽车，卢日汽车城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造物主。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福特便领导人类打开了工业生产的高效之门。
亨利·福特还有一个未竟的梦想，那就是要确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工业金字塔，甚至连做油漆的黄豆都得产自福特旗下的农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梦想，而是人类贯穿整个时代的工业生命观。洛克菲勒石油集团、通用电气、杜邦化学公司、克虏伯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工业时代的巨子概莫能外，他们都试图网尽天下资源。集中是最接近工业时代人类行为本质的设计，整个行星的表面都是如此演化的。亨利·福特出生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不居住在城市。
大卫·史塔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这个老系统究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有很多人处在底层。随着等级的上升，人会越来越少。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给别人排等级，我们给东西排等级、我们给人排等级，人们会拉着你问，你的阶层是什么，你的地位是什么。人们像猴子一样彼此梳理着皮毛，依此维持着彼此的地位，并且我们都自问——我们的等级是什么？我的地位是怎样的？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我们已经不再处于工业化社会了，尽管还有很多工业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已经处于另一种社会结构。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网络社会。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能够面对的新时代。
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这些硕大的液晶屏幕悬挂在波音公司全球供应链中心东侧的墙壁上，监控着每一架波音787客机从生产道服役的总流程。这是一条长得超乎经验和想象的流水线。意大利“永恒之城”罗马的阿莱尼亚公司出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固化定型。刚刚完成测试的机翼前缘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准备出厂。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提供的舱门和方向舵已经拧上了最后一颗螺丝。载着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的巨轮正在大西洋上跨越万里怒涛。
一架编号002的波音梦想搬运工则正从日本神户机场腾空而起，它那特别改装的腹腔中正躺着一对机翼主体，它们是从日本三菱重工的热压车间刚刚下线的。四百多万个部件按照统一的标准踏着统一的步点在预定的时间陆续抵达西雅图，来到我们眼前的总装线。
波音也有过自己的“卢日时代”。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的波音707客机只有2%的零部件是在国外生产的。不过现在，浩大到让人目眩的工程量中的90%都是由遍布于全球各地的40个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荧屏、光缆和卫星让波音在跨越整个星球表面的操控宛如在同一块车间穹顶下一般自如。
艾伯特（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作者）：在过去，大多数的功能之所以都集中于同一组织是因为这么做更便宜。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是它让外包变得便宜得多。维持和开发产业链，在今天已经不再那么昂贵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网络变得更有利润、更有价值了。因为交易成本的降低。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是波音的中国协作者。设计师宋航拨通了电话，当线路联通，蒙特利尔、西雅图就近在咫尺。全球各地的设计师都能看到他正在拨动的三维“图纸”。如今，波音临空一跃推出的787梦想客机已经创造了全球协作的新梦境，一个真实的新梦境。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企业组织已经戏剧性地改变了，长远型的大规模企业组织崩溃了，协作方之间的联系不再像当初的汽车工业那样长期稳定。联系实际上源于项目，而这些项目是由产业网络支持的，这就是网络企业，这就是新模式企业与工业时代的大规模企业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屏幕上所显示的是波音对天空中每一架波音787客机实施的全球监控。在网络的注视下，这里可以随时获知你是不是已经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启程，或者是否在巴黎到纽约的中转站落脚。美国辛辛那提时代性的困境都是一样的，时代性的机遇则各有各的不同。
丽莎·波普克（宝洁公司公关部经理）：这是一件非常古老的收银机。人们在商店里用它用了很久，委实是个漂亮的老家伙。2004年的一天，宝洁公司的几个年轻人提议在品客薯片上印制图案来刺激消费兴趣。这个点子得到一致认可。但怎么保证把图形印到薯片上仍然无损薯片的完整呢？向人类提供30000多种产品并拥有29000项专利的宝洁公司被这个小问题持久地困住了。时任宝洁CEO的雷富礼认为，现在到处都有发明家，为什么不把实验室延伸到他们的身边呢？于是宝洁将难题送上网络平台，它的新时代便来临了。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众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外包形式，你在公开平台发出一个求助邀请，比如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网站上，最终你将得到一群人提交的反馈，通过聚合这些不同的反馈，我的产品就能得到极大的优化。
这个世界早就准备好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大利博洛尼亚一位大学教授发明的可食用喷涂墨汁就等待着宝洁的召唤。图案薯片的风行天下将整个宝洁引上了网络平台，在几乎瞬间网罗的150万编外研发队伍面前，曾经让宝洁自傲的28个技术中心、9000余专职科研人员便显得微不足道。
史蒂芬·巴戈特（宝洁公司全球商务开发总监）：当我们把需求发布给一些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需求传递给他们认识的其他人。我们近期发现我们可以把需求散播给全球的100万人。互联网是唯一能在一周以内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高级制作人《长尾理论》作者）：20世6 纪的合作模式是企业模式，企业雇佣员工，人们在同一个屋顶下为了某个大目标而工作。21世纪的合作模式就没有那么正式了。它是关于社群的。有些创意永远不会成为产品，有些社群永远不会成为公司，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有了21世纪合作创新模式的替代品。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最成功的网络就是那些自组织的网络。想一想互联网，互联网的成功之道并非是因为有一个一手遮天的组织强迫我们加入互联网的，而是因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都希望能接入互联网。因此，正是我们成就了互联网的成长。宝洁业绩的下滑止住了。在一年时间里，它凭此推出新产品200多款，研发能力提高了60%。
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人们低估了人类的多样性，我们有太多与众不同的兴趣、品位和才华。互联网提供了机会去真正地创造机会。这将会大大地提高生产率。我认为未来几十年我们将会看到令人惊叹的发展。
有多少恢弘的卢日，就有多少与之相配的交易场所。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来说，纽约的中心不是华尔街而是时代广场，巴黎的中心不是卢浮宫而是香榭丽舍大街，东京的中心不是国会议事堂落座的永田町而是银座和新宿。一级商圈、二级商圈、三级商圈，仿佛上帝之手从空中丢下了石子，在城市中激起一个个圈状的涟漪；那些闻名遐迩的大百货公司总是盘踞在城市的核心地带，俯瞰着一代代新生和老去的人群在这层层涟漪当中奔波、喘息、生存、发育。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是辛勤的学习者和追赶者。国门打开，市场开放，十多亿人得消费热潮迅速催生了沃尔玛与西尔斯相仿的零售业巨人。苏宁便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数以亿计人口节衣缩食的汇聚，创造了全球零售行业里独特的门类，也描画出苏宁、国美们发酵一般的成长速率。短短20年间，一家蜷缩在南京街头的家电专营门面成长为销售规模400亿美元的行业领袖。
孙为民（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过去我们做实体店面的时候，我的店越大集客能力越强；我的店越多，我这个渠道的影响力越大。信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渠道为王。不幸的是，竞争旅途上的少年迅速地衰老了。
2013年11月12日0时，苏宁既赶上了自己的时代又迎头撞进了别人的时代。新时代令苏宁畏惧的新对手就是已经无处不在的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里一马当先的互联网公司很俏皮地给自己取名为淘宝。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淘宝很淘，入行十年便和它的血亲兄弟天猫商城一道淘出了14000亿的年销售额。其中与苏宁相关的电子电器销售额超过千亿，每年还以将近一倍的速度增长着。而整个中国市场电商销售额2013年已经达到10万亿之巨。
200万新时代的投递员，踩着电子指令的鼓点，奔波出不同于过去的消费风景。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中间媒介的消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当一种科技及大地提高了经济体系中不同当事方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因此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各种各样的经纪人都面临消失。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作者）：今天的一个全新的现象是什么？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平台”，使得个人现在能够以个人的形式采取全球行动，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新新事物。我想说的是，多亏了互联网和这个扁平的世界平台，个人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互联网的机遇就在于对传统行业的完善和改变。现在的阶段是唤醒，然后是参与，然后是共同发展。所以你必须去思考，转型过来，他们的未来就是你的未来。所以现在是唤醒、到参与、到繁荣，这是三个阶段。
如今，全世界一共有1724家苏宁实体店；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美也拥有1200多家直营店面。这些曾经骄傲的矗立，在不见身影的淘宝面前几乎只是沧海一粟。那些没有惯常的门面，甚至从生到死都不需要打烊的网上店铺有900万家。
孙为民：到了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以后，你就一个店。这个店你想做多大，实际上是取决于你这个平台你这个店能包容多少的产品，多少的供应商。这一下子我们的思维就被颠覆了。
李斌（易车网创始人）：互联网真正的改变是从效率出发的。但是它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量变到质变，整个商业的模式就发生了变化。
那波澜壮阔又你来我往的网店们，事实上它只是一台电脑，或者电脑上的一个功能；它只是一部手机，或者手机上的一个应用。它的店主们，可以挤在地铁上，可以立在电梯里，可以品尝着星巴克的咖啡，仰望着昆仑山的冰川，但同时就在上班。大趋势是在全球舞台上汇成的。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互联网将改变每一种行业的市场结构，因为每个行业的市场结构都取决于你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每个行业都终将被互联网重构和改变，不管是音乐行业、电影行业，还是水泥行业。新技术以它颠覆性的力量无情地甄别着所有领域里的老组织、老产业。为全球供应着一半以上产品的中国电视机产业，便等来了行业之外的闯入者。
乐视超级电视发布会。2013年5月7日，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等来的结果比他能够期待的更加恢宏。首批2万台乐视超级电视15分钟全部售罄。挂在墙上的乐视与众多旧有的品牌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这块人们期待面对的屏幕不过是通往贾跃亭打造的生态系统的门牌和入口，是通过网络才可能汇聚的过去的岁月和跨文化的空间。视频、游戏、交友、购物，乐视为人类的家庭终端描绘了这样的可能性，超级遥控器将使你在人类所有的信息文化产品面前随心所欲。
贾跃亭（乐视网创始人）：未来的行业的发展，我们认为是一个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竞争，或者说链条对链条的竞争，而不是像工业时代下的点对点的竞争。一家视频网站的跨界出场摇撼了全天下的电视机供应者你起我落的大幅度降价并不能保证所有竞争者的生存。新的规则是，所有独立的信息产品必须成为无法分割的网络世界的元部件。贾跃亭：很多颠覆性的创新都是跨界产生的，尤其是当产业发生整合的时候，传统行业的格局洗牌会越来越快。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才刚刚是个开始。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创新者的窘境》作者）这种创新一方面‘杀死’行业领袖，另一方面给新企业提供进入行业的机会。我们称之为‘破坏性创新’。而破坏性创新总的来说让复杂而昂贵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使用门槛更低，让更多人可以使用它。痛定思痛的人们开始改弦易辙，技术潮流的变化往往会扼杀反应太慢的企业。毁灭的威胁也会激励各行各业涅槃重生。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当你长大的时候总有人会对你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好好过你的日子，尽量别碰太多壁，努力过好家庭生活，找点乐子，攒点儿钱。你会在某个瞬间明白，你能戳生活一下。实际上当你戳进去，就会有什么东西从另一面冒出来，你能改变，你能重构，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情。2013年戳了世界一下的重要事件来自中国。一款产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成长最快的百亿美元企业之一。那是一款手机，它叫小米，它的创始人是雷军。在它最初播种的时候，熟悉雷军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的确够疯狂-13位创业者在手机生产的领域里没有任何耕作和收获的经验。而自从2007年乔布斯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发布第一款苹果手机以来，智能终端市场便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疆场之一。
北京小米公司总部。在未知领域里的耕作游戏般地开始了。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了网络上不厌其烦地询问，你想要一款怎样的手机？你希望自己的手机拥有怎样的配置？你最渴望智能终端上哪一款应用？关于小米手机的畅想，迅速汇聚成拥有1.8亿帖子的专门论坛，被称为“米粉”的发烧友就高达60万人。他们既是小米的消费者，也是小米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小米市场扩张的推动者。小米手机在推出之前，1870万台手机的年销售规模便已经在怀。小米是中国西部土地贫瘠地带的一种农作物，雷军的小米，却生长在新时代最肥沃的土地上。
伊藤穰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管）：在互联网上，所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消费者和观众转变为一个生产者，从而成为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小米无意中跨越的老时代依然矗立着。人类一旦登上大工业生产的巅峰，不论怎样杰出的产品都不可避免要经历紧缺、饱和、剩余的荣辱轮回。寻找消费者，是生产过剩时代最紧迫的商业课题。市场学、市场心理学、消费心理学、市场营销学，高等学校的新课程，以难以计数的市场成本和人类智慧分泌出来。庞大的市场调查部门应运而生，以市场调查为生得组织成批出现。但人类试图把握的消费动向依然如沙漠中流动的沙粒。在效率意味着一切的标准化生产线上，特定的个性总是被忽略的；特定的消费者依然是尊贵的伪上帝。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我们从传统理论中得到的理解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就是供求关系，但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那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所遗留的古老幻像。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生产系统和金融系统能够基于新技术而产生巨大转变。今天的英文里已经诞生一个新词“prosumer”——生产消费者。传统生产与消费之间曾经难以逾越的高墙被穿透了，新局面废黜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商们所传承的支配地位，逼迫他们把“大脑”交给网络。风起云涌的创客运动便是这一趋势的实践者。
2012年初，美国政府宣称要在未来4年内在全美1000所大学引入创客空间，孕育了早期互联网并帮助美国确立军事科技领先地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再次成为慷慨的资助者。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高级制作人《长尾理论》作者）：我们刚才谈到个人电脑如何让电脑运算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让沟通民主化。创客运动则开始推动了制造业的民主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个人制造实验室被认为是创客运动的起源。乔布斯和沃兹在硅谷车库里拼装个人电脑的行为被认为是最早的创客活动。
王盛林（北京创客空间创始人）：我们说创新，我们说创造，创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一个环境和土壤。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所有的国家都想知道硅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花费40年时间建立一种创新的文化。
（镜头字幕：2013年12月13日极创48小时活动）大学毕业生王盛林创办的北京创客空间活跃着800
余人。他们通常都集中在网络平台上，对来自他们周边或自身的需求、筛选、创意、设计、制作，试图成为走进别人的生产线的产品。在一场48小时的创客比赛接近尾声时，一款借助传感器以震动方式为视障人士指路的导航手环已破壳而出。随着激光打印、激光切割机等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摆脱了资金、设备、场地等老时代桎梏，动手描绘胸中新产品的丘壑。这些无数年轻人、无数新念头活跃的地方，可能成为新的国家竞争战略的一部分。
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作者）：世界是平的，就只有两种国家——HIE和LIE，即高创想型国家和低创想型国家。因此，区分世界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是哪个国家能够促进更多创新火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为人类生产线提供多少全新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全球民族国家竞争的新疆域。高低优劣正是强弱盛衰。
美国旧金山。在人类已有财产的领地，新时代的震波也在激荡起我们可以感受的涟漪。为天下需求者提供临时住房的Airbnb公司手中并没有一间房，但是它有能力将地球上所有空余的卧室、客厅甚至一张沙发搜罗出来，为即便只租用一天的需求者提供他满意的居处；也为有意出租者创造了10亿美元以上的年收益。托马斯·弗里德曼：你们知道吗？美国有8000万个电钻，你们知道它们的使用频率吗？平均每部只有13分钟。我们真的需要8000万个电钻吗？假如我把电钻租给邻居们又将怎样呢？碎片般的需求与碎片般的剩余得以自由地对接。网络平台可以让所有的需求者足不出户打量他人的库房。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千年以来我们发展出所有权或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车、我的衣服，我买东西，因为它们会成为‘我的’。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引入了一种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
我使用某个东西却不必占有它。这提供了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决定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使用文化’。在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我们被迫分享空间，我们被迫分享所呼吸的空气，我们被迫分享水资源，我们被迫分享基础设施，而这种局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压抑与紧张。互联网的力量潜在地允许我们以更高效的方式分享这些资源，让人类社会的紧张局面最小化。这对于人类有着重大的价值。新时代的新财产观会因此产生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开始征服大洋的时候，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发出的感叹已经变成人类认识大时代的刻骨名言。走进网络时代的我们已不可能轻松快乐地品尝划时代的效率。经济在增长、效率在提升，同时，过去的技能面临报废，曾经的岗位日渐消失。这是互联网重组人类整个经济生活之后创造的另一番难知善恶的成果。卢恰诺·弗洛里迪：哥白尼把我们从世界的中心的位置上废黜下来，而第二场观念的革命则是由达尔文带来的。我们认为在这个渺小的星球里，我们起码是动物王国里最重要的动物。当然，这也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我们只是很多物种中得一种。阿兰图灵是伟大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他则隐隐地意识到我们也不是世界上唯一有智慧的主体。不幸的是，即便在我们和世界互动的时候，我们创造的技术也经常比我们聪明。
2011年7月，复苏中的美国经济创造了11.27万个就业岗位。这个数字还没有当月在美国产房里出生的婴儿多。等待工作的美国成人还有1200万。2013年，法国的失业率向11%的峰值继续挺进。希腊的失业率是27%，其中60%是不满25岁的青年人。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商业中心主任《与机器赛跑》作者）：以美国的中值劳动者为例，也就是收入处在50%点的人，在经济增长中一点儿也没有获益。而且差不多20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因此，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变大了很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美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空前的纪录，但是起码有50%的人口没有参与这样的增长。
在同次经济危机中被据认为表现最好的中国，年新增就业岗位有800万，但是仅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699万。或许机器依然是那台机器，生产线依然是那条生产线，但全球信息重组之后的化学反应却让它们的效能完全不同。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这并非历史上技术首次让工作变得自动化，200年前的蒸汽机时代发生过，100年前的电力与内燃机问世时也都曾有过这种现象。但是这次有所不同。一方面的不同是，它远比之前发生得快，摩尔定律之下的发展速度远比蒸汽机和电力快；其次，它影响了更大的经济范围，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的工作是跟信息处理有关的，所以这些工作都要受到影响了。因此，几乎每个行业、几乎所有工作岗位，这次都不能置身事外了。
高学历、高收益、高雅的工作环境、高贵的人生气度，这个人群构成了整个工业时代社会制度的基石。他们被称为白领。在过去的周期性经济颠簸中，首先落水的是那些被称为蓝领的低收入人群，白领队伍的成员总能安坐船头。互联网时代的就业震荡却不同了，它几乎首先选择了与自己功能相似的职业作为对手。2013年，仅全球最大的29家银行，就裁员16万人。理查德·桑内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有大约28%的工作岗位存在消失的危险。在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保险业等等，这些岗位将在5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
2013罗伯特·希勒（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你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工作30年，直到你50岁的时候，突然间你被一台计算机替代了，就是这样一回事。你甚至会在30岁就被计算机取代了。这是个绝对丰裕和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同时在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作者）：如果第一场技术革命花了300年，第二场技术革命花了大概100年，第三场技术革命或许要花50年，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不是技术创新的速度，这是社会适应的速度。社会变革要比技术变革缓慢得多，有时甚至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弄清技术革命带来了什么。在过去的百年岁月中，人类在一个国家内的阶层冲突与全球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全面创生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但本质上这个制度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
（镜头字幕：谷歌无人驾驶汽车2013年获得上路许可）
米切尔·卡普尔（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汽车都将不再需要司机了，这样对生活便利和经济效率有好处。但是在美国，我们还有350万人靠驾驶维持生计，比如卡车司机等等。他们怎么办？新时代不仅提供新能量、新可能，也同时提出新的课题。这是不断前进的人类永远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