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信诈骗从重处罚，迟到了吗？

20日，“两高一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首次明确了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酌情从重处罚”的10种情形，其中包括，“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以及“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等。（中国新闻网12月20日）

电信网络诈骗大行其道，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律处罚过轻，这使得电信网络诈骗，成了一种生意行当。从破获的一些案件可以看出，行骗者并不是不知道是这属于违法犯罪，而恰恰相反，他们其实非常懂得法律，他们知道，法律并不会给予他们严厉处罚，正是看到了这个法律的现实，所以他们基于法律的不足，而设计出很多诈骗剧本，这本身就是视法律为儿戏。

法律对于社会产生的震慑力度，取决于法律本身的力度。而关于诈骗的相关法律规定，其实早已有之，只是由于表述上存大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酌情从重处罚”的表述，在实际操作中，其实很难把握其中的边界，所以，对“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就找不到更细的界定，虽然这是极具处罚力度的方向标，但却很难落到实处，因而，早已有之的法律规定，就失去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但这并不是立法的漏洞和失误，而是基于立法时候的社会现实，立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前瞻于现实，但却不会大幅度超越于现实。因为，法律条款的制定，总会是现实发生的归纳与总结，其必要程度取决于现实中的发生率，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成包罗万象的条款，因为这反而会模糊立法层面的现实意图，既无法反映现实层面的突出需要，也会使法律发生一定的僵化。

而“酌情从重处罚”的表述，其实有着很强的包括性，也给法律的与时俱进留下了很大的填充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现实中有哪些方面的突出诉求，就及时填充哪方面的必要条款。法律有调节社会需要的功能，但法律自身也需要接受社会现实的调节，因此，法律中“酌情从重处罚”的表述，其实就是与社会现实因素实现互动的预设窗口，这是立法层面的必须。

而这个意见首次明确了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酌情从重处罚”的10种情形，其中包括，“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等。其实，这就是法律与社会现实突出需要的互动，这表明，法律更高层面已关注到了社会的突出求，当然就会有所反馈，而各种类同于司法解释的填充，对现实突出诉求会起到及时的关照作用。因而，“两高一部”发布的这个意见，是一种与社会现实需要的与时俱进。